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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 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操清高，有异于流俗。
三 尚侠尚义 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性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 廉洁 官员的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两世纪中，士大夫在这上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份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五 对恩主绝对效忠 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三府椽），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孝廉”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色。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妻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但即令这种流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遂逐渐缩小。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产生。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当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绍，四代中出了五个宰相（四世五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注意“门第”这件事，它强固的维持士大夫阶层干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本世纪（二）中叶后，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国立大学的扩充。五十年代时，大学生已多到三万余人。这些准士大夫们——未来的官员，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冲突。
五 宦官制度
宦官，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
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妻制度。纪元前十二世纪时，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界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保持有四千个宦官名额。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钱人家，都可以购买。一直到十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令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们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是强迫。但再穷苦的父母都不会忍心孩子被阉割，所谓收买，也不过表面上伪装。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来源，即来自哀哀无告的贫苦人家。这是中国人历时最久的一种悲惨遭遇。诗人顾况曾有一首《孩子》的诗，描写宦官的诞生：
孩子啊，你生在穷乡
官员挺住你，把你残伤
为了进贡给皇帝，为了获得满屋金银
为了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当作猪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
爸爸送别孩子：
“儿啊，我后悔生下你
当你初生时
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场……”
孩子告别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泪两行
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
直到死于黄泉
再见不到爹娘……”
——顾况是八世纪时诗人，我们把这首诗提前在本世纪（二）介绍，以帮助我们对宦官的了解。尤其当我们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时候，想到只不过因我们贫穷，政府官员就把孩子捉去阉割，我们会失声痛哭。
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过他们的能力。
六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
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说明。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但跟士大夫结合可能很少，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上世纪（一）第四任皇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接着是本世纪（二）第六任皇帝刘枯，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囗自杀。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迎立第六任皇帝刘祐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囗，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眼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我们把这三十一年中双方的重要斗争，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