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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部队的腐败，在武器方面更为严重。不仅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一万张断了弦的弓，跟没有一张弓一样。王安石设立中央兵工厂（军器监），征求新式武器图样及设计，淘汰全部落伍的武器。
九 建立并加强人民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布“保甲法”，规定十个家庭组织一个“保”，五十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五百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人。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集中军事训练。
十 改进考试课目和学校课程。自从唐王朝之后，考试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白试法。这种人才跟国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实行了约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们一律取消，改为考试议论文，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中除了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新议》（三经：《诗经》、《书经》、《周礼》），还教授地理学、经济学、史学、法学、医学。
这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主要改革，然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他的变法终于失败。
八 新旧两党的斗争
宋帝国的内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伤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远在王安石变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实行过改革。他先从小地方着手，只轻微地淘汰了少数官员，限制未来的“荫子”数目。荫子，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过学校和考试即行当官的一种制度。有些官员还没有结婚，而儿子已经被政府委派官职，甚至怀抱中的婴儿，往往已是科长县长。范仲淹仅把这种荒唐的流弊，稍为缩小，要求必须确实有儿子而且年满十五岁。但这已立刻就引起高级官员的公愤，把他纳入小人系统。范仲淹是一个伶俐的人，在还没有招来更严重的打击之前，立即辞职，一切复旧。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气使他坚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已，而是全体既得利益阶层疯狂地猛扑，他们被称为“旧党”，那位在“濮议”中坚持称老爹为伯父的司马光，则被奉为领袖。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改革集团，被称为“新党”，王安石自然是新党领袖。王安石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他的束缚。司马光则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司马光跟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今纪元前二十三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爽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可有任何改变。”
还有两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的了解：
一 宋帝国不成文法，皇家教师（侍讲、说书）给皇帝上课（经筵）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一○六八），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分阝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二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汉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汉地区交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上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郭，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黄河以北三十七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无能（他跟司马光），疏远奸邪（王安石），进用忠良（他跟司马光），辽帝国自然心说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一○七四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纳入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像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自然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愤怒。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不过，在情急的时候，也会忍不住露出嘴脸。有一天，当赵顼告诉文彦博，人民都欢迎改革时，文彦博反问：“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由小民统治国家？”赵顼顿时不能回答。
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事实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党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监安上门）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出政府，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坚强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一○七六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欢呼的原状。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六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九 旧党的分裂
司马光于当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继任人选继续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图屠杀新党。－○八九年，已被贬为邓州（河南邓州）州长的新党前任宰相蔡确，在游安州（湖北安陆）风景区车盖亭时，作了一首诗。旧党立刻挑拨说，它是讽刺正在当权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头母老虎般地大怒起来。幸好有人恐惧大规模流血的镇压可能招来大规模流血的报复，才改为从轻处置，仅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蔡确则贬窜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广东新兴），死在贬所。
这是旧党猛扑的高潮。
然而旧党内部却适时的分裂，使他们的力量不能集中。导火线与司马光之死有关。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来时，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只有皇家教师（崇政殿说书）程颐反对，他说：“孔丘说，哭的那一天不欢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在旁幽了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程颐不能忍受这种奚落，决心报复，命他的学生贾易、朱光庭弹劾苏武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官员（馆职）考试时，所出的题目，故意诽谤政府。这弹劾引起反应，苏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弹劾程颐污秽阴险。是五鬼之魁。于是旧党遂分裂为下列三党：
党的名称，以领袖的籍贯而定。程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