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这轮经济增长开始之初，其实是一个重估土地价值的开始。于是，珠三角一带率先兴起以廉价土地作为优势吸引外资的招商引资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也吸引了沿海其他城市，于是，海南、汕头、湛江、北海等城市纷纷开始大规模圈地，很快兴起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土地引发的资产泡沫的热潮，并以泡沫破灭而告终。
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反思这一轮土地泡沫引发的经济变革，没有认真考虑作为人民币币值最大支撑的土地究竟具备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财富分配体制符合中国国情，而是陷入了姓“社”姓“资”的理论争论的误区。这场争论现在看来毫无意义，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十三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力主坚持下，放弃争论，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开始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并首次提出工资和价格改革。
但是，全会并没有能完全分析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为了稳住公务员，那次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连在一起，公务员大幅地增加工资更推进了价格的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现在看来，整个物价上涨是由珠三角和沿海地区高估了土地价值而引起的，整个社会商品开始短缺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当时最畅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他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协调理论，指出了经济增长、商品短缺与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我曾两次通读这本书，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关于土地财富的分配和土地价值在经济增长时期的估值原理。现在看来，也许是亚诺什·科尔内先生也没有关注到土地估值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所以，《短缺经济学》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本质问题。
那时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比较功利，大多研究微观经济学。所以，厉以宁研究股份制有点成果，便成为人们推崇的“厉股份”；曹思源研究企业破产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人们便盛传“曹破产”，等等。
而缺少严格意义的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大家，使得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够系统地阐述土地财富的估值原理和分配原则，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2003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在第四条中，对经济适用房作了一个定义：经济适用住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这里面加入“商品”二字，一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型住宅的性质，否定了中国土地财富的分配原则，文理不通，而且无法解释“保障”二字究竟如何“保障”，从而导致商品住宅开发占据95％以上住宅供应的恶果。普通民众实际上从此失去了住房保障，也自然无法享受到土地财富的增长成果，这种结果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引发了资产泡沫。 。。 。。
中国式地王，高房价的起源（3）
土地价值的过度高估，实际上是货币币值支撑力的大幅减弱。中国的货币没有同黄金挂钩，所以，支撑货币币值的主要是土地和其他国有资源。这些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因此政府具有整合资源、发展经济、提升国力、造福民众的职责。
评估一国的土地价值有很多指标，如果要建立数据模型，那可能比GDP还要复杂，所以，发达国家都没有从事这样艰巨的工作。但是，很多国家吃了不少苦头，最典型的是日本，土地价值的高估导致日本经济崩盘，失去了2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美国是个例外，因为支撑美元价值的主要是黄金，因此，黄金价格暴涨之时，就是美元出现危机之日。
对于中国来说，土地价值的评估主要依托国民收入的增长，国民收入综合水平的增长又与GDP和CPI息息相关，一起组成对应土地价格增长的相关数据。所以，如果土地价格暴涨，考验的是人民币的币值。
1988年因为土地价格增值过快，资金、信息、人才纷纷向土地集中，造成产品短缺，引发通货膨胀，这给管理层造成错觉，反而以给公务员涨工资的形式化解危机，结果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财富分配更加失衡，不得已增加了货币投放，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如果当时我们能够意识到，通胀的引发是中国许多地方土地估值过高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均，那些享受了土地财富的先富起来的群体拼命抢购进口家电、汽车和高档家具，引发中低收入群体抢购正常日用品。
但是，我们当时忽视了土地财富的平衡机制，用只给少部分人加工资的办法来应对物价上涨，而不是用增加供给的方式解决产品短缺，其结果，肯定是管理层不愿看见的。正如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面对由于国际市场发生变化出现的产能过剩，不是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方式来刺激消费、拉动生产，反而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刺激资产泡沫，结果，房价暴涨，产生货币危机。
1999年年末，中国的M2余额为万亿元，对应北京五环内的房价5722元/平方米。因为房价的上涨最能反映土地价格的上涨，人民币开始极度弱化，且币值不稳。2010年，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中国的M2余额高达65万亿元，比1999年增加了万亿元，增幅将近5倍，而同样是北京五环内的房价是31680元/平方米，10年内北京房价增幅达453％，也接近5倍。
这种正相关的走势，违背了货币与黄金的反相关原则。我们在前面论述过，人民币的支撑力主要依托土地资源和其他国有资源，类似于美国的美元和黄金的原则，美元走强而黄金走弱，当黄金一旦走强的时候，那美元的危机也就不远了。对人民币来说，一旦土地价格的增长速度与货币发行的速度正相关时，人民币的危机也就不远了。
何况，土地价值的高估是建立在极其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下，不仅危及民生，还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引发社会动荡。土地价值增速越快，货币危机也来得越快。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没有拿出中国的货币与土地估价比值，政府就匆忙救市，导致了整个土地管理失控，价格飞涨。币值不稳，是对所有持币人的财富掠夺。
土地财富全民共享才是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前提。中国是公有制国家，土地归全民所有。在正常经济增长中，普通民众主要依赖土地的升值来增加财富，而土地升值对民众的体现方式或承兑机制就是住宅。许多国家采取了很好的政策，致力于解决社会保障住宅问题，坚决打击楼市投机行为，保证了社会财富的均衡增长和分配公平。
中国式地王，高房价的起源（4）
美国住宅大约有85％是经济适用房，是所有美国公民都可以享受的。美国最大的开发商的主营业务收入也是开发经济适用房。芝加哥房地产巨亨、股本集团投资（Equity Group Investments）主席、拥有50亿美元资本净值的山姆·泽尔，在2008年《福布斯》“美国富豪400强”排行榜上名列第68位，被誉为房产界的“山姆大叔”，他在美国国内的业务就有60％是来自各州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开发。
也正因为开发商的积极介入，美国的经济适用房已经覆盖到大学教授，不仅仅只是中低收入群体。美国的经济适用房根据各州经济发展状况，土地溢价率在10％～30％。也就是说，满了一定的年限，经济适用房可以上市交易，一般都能让业主赚取10％～30％的收益。这笔财富是人人都有的，很多年轻人的第一桶金其实是出让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溢价率，保证了创业所需要的第一笔资金，当然这笔钱也可以用于消费。
土地溢价率最高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经济适用房5年后才能上市交易，政府保证上市交易能让业主获得40％以上的收益，比欧洲各国、澳洲和加拿大都高。
但是，所有这些社会保障住宅体制很健全的国家，法制同样严明，以诈骗手段获得经济适用房的案例比较少，也不会产生一个家庭有两套经济适用房的现象，更不可能出现官越大越有权利享受经济适用房，并且是享受超大面积的经济适用房这种荒唐事。建造这种经济适用房的现象，是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败笔，所有经济适用房的骗购行为和非法购买均由此引起。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实现土地财富全民共享的崇高理念。对中国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体制、保障与财富均衡问题，作为支撑币值的主要资源的土地，过分的透支和滥用都是对国民财富的掠夺，任何形式的投机行为危害更大。所以2009年对楼市投机行为的放纵，是政府的严重失职。
所以，土地财富的全民共享，才是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前提。当然，我们现在还要解决许多问题，但是，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不能变。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安居才能乐业。现在政府所做的一切，仅仅停留在纠错的地步，实现这一目标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中国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合理吗
为了经济增长，完全无视土地的权属特性，30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制造了地王（通常指土地出让中拍卖价格畸高的地块）。
谈起中国的土地招拍挂，很多人应该不会陌生。1988年12月，中国商品房开始了第一块土地的拍卖。在当时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这种拍卖，对解放生产力是有一定好处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有着非常重大的缺陷。招拍挂——预售——销售——三级市场，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都是在模仿香港。但是，当我们考量香港的这种制度时就会发现，香港之所以选择这种体制是英国人殖民的需要，是为了在100年内最大限度地掠夺香港人民的财富才想出来的办法。因此，我们把香港模式称为掠夺型房地产开发模式。
把这种掠夺型的开发模式，原样照搬到我们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导致了深刻的社会矛盾的产生，不解决好这样的矛盾，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当时，中央高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给土地和房产设定了一个时限，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70年产权。这个时限的设定，改变了招拍挂的性质，用资本市场的原理来衡量，我们现在拍卖的土地不是产权，而是70年的使用权。这就有了土地招拍挂政策得以继续执行的可能，因为只有不出卖土地的所有权，这项政策才能通过宪法。严格地说，产权可以上市交易，而使用权只能私下交易。
中国式地王，高房价的起源（5）
尽管这样，香港模式的一系列问题还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爆发了。土地的招拍挂导致了大规模囤地和炒地的现象；预售体制，也就是香港人的炒楼花，成了疯狂炒楼最便捷的通道；销售也是沿用售楼处体制，我们称为汽车4S店式的销售，脱离了监管，导致信息、政策、法律均不透明，才有了政府在交易环节一再增加税费的机会；三级市场的门店制，其实充满了欺诈和携款而逃的事件。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土地招拍挂的实例吧。
远的我们不谈，就从深圳“九万三”谈起。深圳“九万三”是深圳香蜜湖的一块政府出让用地，因其总占地面积93544平方米而得名。但是，“九万三”在深圳地产业内人士的心目中，早已超越了土地的概念，而变成土地营销炒作最成功的案例，成功得足以上教科书了。
香蜜湖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