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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因问：“《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处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载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微物，无不合。
今时人看《易》，皆不识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凿。若念得不熟，与就上添一德亦不觉多，就上减一德亦不觉少。譬如不识此兀子，若减一只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只，亦不知是多。若识，则自添减不得也。
游定夫问伊川“阴阳不测之谓神”。伊川曰：“贤是疑了问，是拣难底问？”
伊川以《易传》示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
伊川先生《春秋传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但他经论其义，《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著，故穷理为要。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若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便不是中。若当手足胼胝，则于此为中；当闭户不出，则于此为中。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传为案，经为断。（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时看《春秋》，黄聱隅问某如何看，某答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见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曰：“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横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谓非圣人之蕴。今欲安置一物，犹求审处，况圣人之于《易》？其间虽无极至精义，大概皆有意思。观圣人之书，须遍布细密如是。大匠岂以一斧可知哉？
《天官》之职，须襟怀洪大方看得。盖其规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释氏锱铢天地，可谓至大，然不尝为大，则为事不得。若畀之一钱，则必乱矣。又曰：《太宰》之职难看，盖无许大心胸包罗，记得此，复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当如捕龙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
古人能知《诗》者惟孟子，为其以意逆志也。夫诗人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诗人之性情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语。今须以崎岖求之，先其心已狭隘了，则无由见得。诗人之情本乐易，只为时事拂着他乐易之性，故以诗道其志。）
《尚书》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
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六经》须循环理会，义理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如《中庸》文字辈，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明。
《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卷四 存养（凡七十条）
作者：朱熹；吕祖谦；
或问：“圣可学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伊川先生曰：阳始生甚微，安静而后能长。故《复》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
动息节宣，以养生也；饮食衣服，以养形也；威仪行义，以养德也；推己及物，以养人也。
“慎言语”以养其德，“节饮食”以养其体。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莫过于言语饮食也。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诚敬而已，此处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见其人。”庭除之间至近也，在背则虽至近不见，谓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养，只是说话。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李吁问：“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无事时如何存养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耳。但存此涵养意，久则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须爱养精力，精力稍不足则倦，所临事皆勉强而无诚意。接宾客语言尚可见，况临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学者全体此心。学虽未尽，若事物之来，不可不应。但随分限应之，虽不中不远矣。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此是彻上彻下语。圣人元无二语。
伊川先生曰：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
明道先生曰：“思无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今学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来做事得重，此“恭而无礼则劳”也。恭者，私为恭之恭也。礼者，非体之礼，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须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语必正者，非是道独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只是个循理而已。
今志于义理而心不安乐者，何也？此则正是剩一个助之长。虽则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然而持之大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须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邻”，到德盛后，自无窒碍，左右逢其原也。
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敬不可谓中，但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也。
司马子微尝作《坐忘论》，是所谓坐驰也。
伯淳昔在长安仓中闲坐，见长廊柱，以意数之，已尚不疑。再数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声言数之，乃与初数者无差。则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车，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张天祺昔尝言：“自约数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后，须强把他这心来制缚，亦须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实自谓：“吾得术矣，只管念个中字。”此又为中所系缚，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两人焉，欲为善，如有恶以为之间；欲为不善，又若有羞恶之心者。本无二人，此正交战之验也。持其志，使气不能乱，此大可验。要之圣贤必不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
伊川先生曰：圣人不记事，所以常记得。今人忘事，以其记事。不能记事，处事不精，皆出于养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桥，少一长梁，曾博求之民间。后因出入，见林木之佳者，必起计度之心。因语以戒学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视心如寇贼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当知天下无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恶也。
人只有一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虑，不能自宁，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