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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亚模式之争（1）
“东亚模式”是有争议的，这里首先要对“东亚模式”这个概念作个界定。我这里讲的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教）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内的泛义的“东亚模式”，因为那些国家我也都访问过，他们虽然想学四小龙，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四小龙的现代化水准。我讲的“东亚模式”也不含现代化后期的韩国和台湾（他们后来转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当）。
在经济发展早期，韩国、新加坡、台湾的政府当局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经济起飞后，又逐步转为间接干预，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引资政策，补贴公共商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亚模式尽管自身有不少弱点，但其总体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四小龙是战后世界上唯一从第三世界的起点出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准的社会。
东亚模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的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才解决，那就太晚了。
但这里要做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我们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这些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方面远远逊色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东亚国家资本市场过早的开放、金融领域过早的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谴责和提防“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否则国际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最近美国次级房贷的危机祸及了美国自己，整个世界的经济也受到了牵连。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曾说过这个危机“是对实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不知他现在对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次贷危机竟发生在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国家该如何解释？为了证明西方模式是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还大胆地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新加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势政府的东亚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的结论。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文中是这么说的：“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
阿玛蒂亚？森错了。笔者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博茨瓦纳，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博茨瓦纳虽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出现大乱子，矿产资源比新加坡多一万倍，但博茨瓦纳离现代化的目标还十分遥远，47％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博茨瓦纳公共卫生政策失败，导致艾滋病泛滥，人均寿命一度低于40岁，现在也才40多岁。在联合国开发署的200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新加坡排名25位，中国排名81位，博茨瓦纳排名124位。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这也告诫我们，一定要相信“实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论权威所迷惑，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阿玛蒂亚？森的经济理论，但他关于民主的研究确实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东亚模式之争（2）
在东亚模式中，香港、新加坡、中国，或者说那些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倒是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机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的团队。台湾陆委会原主委苏起曾对我说过，台湾国民党的文官系统，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是腐败的，而党的系统后来腐败了。换言之，台湾在一个称职的文官精英政府领导下，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换成后来搞民粹主义的民进党政府，7年换6个“行政院长”，是否还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危机，恐怕就难说了。
另外一个实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确实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的，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90年代初又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知识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尽管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你只要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高于韩国，但现在怎么能比，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原因就是韩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中国还有四小龙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
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第五，中国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明显低于四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年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也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1）
中国模式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危机造成的影响犹在，当地学者告诉我这场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这场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