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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和赫鲁晓夫就翻了脸，传说毛还拍了桌子（实际是拍了沙发扶手），原因是赫鲁晓夫以大国霸权主义压我们，要在中国沿海建军事基地，毛坚决不同意。
那年弗伦希洛夫（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来中国访问到沈阳参观，我校曾组织学生夹道欢迎。那时他已受到赫鲁晓夫排挤，回国不久就被解除职务当了平民。据传访问期间他曾私下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完了。”不幸被他言中。
随后赫鲁晓夫撕毁协议停止所有援建项目，撤走大批苏联专家，我学的俄语已无用武之地，同样被我言中，被分配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开始我人生的第三阶段：磨难期。
我在中专时学习成绩并不很突出，只是中上等水平，比起班里和我年纪仿佛的张企祥就差点劲。他是优等生，毕业证是红皮的，我则是黑皮的，原因是我手工操作能力差，做实验马虎大意，写字潦草，毕业设计不整洁，宋泽老师给我打了四分（那时沿用苏联的五分制评分），虽然论文答辩得了五分，终究没有拿到优等生毕业证。
但在俄校我学习毫不费力，班里同学都十分钦佩，有人甚至带点崇拜的成分。他们认为我太神了，从来不上自习，每天不是逛街就是在宿舍鼓捣收音机，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可见毛泽东被林彪之流的个人崇拜神化不足为奇，我那时就被同学的崇拜搞晕了，滋生出清高自满情绪，自认为比一般人天生优越，是个特殊的“神人”。
我也受到苏联女教师的垂爱，回国前给我留了地址（她住在当时的高尔基市，现在从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们常常通信。后来又和她女儿涅丽娅成了朋友，直到中苏关系彻底决裂，直到我失去自由才断绝联系。
这段时期我也有苦恼和忧愁，那就是对朋友的思念。离开安华，离开心爱的姑娘陈英，在闹市的人海中举目无亲；不论到郊外散步还是去公园游逛都只有孤零零一人，没有知心朋友相伴，一阵孤独袭来倍感凄凉。我想念安华，更思念陈英，回忆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温馨往事就像一帧帧电影镜头，令人甜甜欲醉。我的心已被她完全俘虏，害了痛苦的相思病。这个姑娘真让人难以捉摸，她若不爱我，早该表示绝情，不要这样若即若离，把心思秘藏不露，害得我苦受相思的煎熬。我恨自己过早成熟，过早懂的爱，过早承受无尽的相思。我明知她和邓仲夏的关系，却又固执地不愿相信，把一厢情愿的幻想强加到她身上，也强加给我自己。直到她把我写的小说《爱的徘徊》工工整整抄好，无声无息寄回，好像那是纯属虚构的情节与她毫无牵关系，我才恍然大悟，我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单恋！
啊，铁心的姑娘，我为你已燃到这般模样，你却是终年不化的北冰洋！
我反复斟酌她的种种温情，不像是拿我开心。她不是那种放荡不羁的女性，对待生活极严肃认真。或许她也像她弟弟那样尊崇“友谊论”：一个人可以有许多朋友，男朋友和女朋友，在众多的异性朋友中只能选一个作为爱人。那么她是把我当作一般朋友了，一个要好的朋友，互相了解可以开怀畅谈心心相印的朋友。
为了消除苦恼自我解脱，我决定写信请求她正式收我作义弟，这次她毫不犹豫欣然答应，并明确表态：“我同意收你这个弟弟，现在我有两个弟弟，两个同样古怪的弟弟。”
我古怪吗？！
读了她的信我感到一丝安慰，只要她不嫌弃我，只要能永远在她身边，常看到她的笑容、听到她悦耳的声音，我就心满意足。绝想不到一年后我将身陷囹圄，彻底丧失被爱的权利。
正是：
聪明上进欲何为，时运不济鼻碰灰；
再失亲人心意冷，跌入深渊倍悽伶。
九丧姐厌世
八年寒窗苦读把我造就成一个中级知识分子，结束了风华正茂的少年时代，到达人生的顶峰，今后摆在我面前的将是险情四伏的下山路。我虽然酷爱知识，脑子也不笨，但有一个致命弱点：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对于变幻莫测的复杂社会和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毫不知情，对命运给我的安排毫无思想准备。
社会犹如一道难解的多元高次方程，一个人处于动乱的社会环境中，他的人生道路可以有多种答案。特别在左倾路线统治下，运动接连不断，人人思斗，没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没有看风使舵的高超本领，注定会在大风大浪中翻船。
我另一个致命弱点是以善度恶，或者说以德报怨。我对任何人都没恶意，就认为别人也会以善心待我，直到吃亏才知上当。但绝又不会吸取教训，只能再吃亏再上当，就这样循环往复。像我这样的人在人生旅程中不碰壁那才不可思议，尤其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只能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俄校毕业后我回到家里等待分配。
这个假期我想了却一件心事：回老家看望二姐。春天大姐来信曾提到二姐病重，我日夜思念，恨不能插翅飞回，无奈远隔万里，我又学业未满不能如愿，现在终于可以了却夙愿了。
当我问起父亲二姐的病情时，他只说“好些了”，我提出回去探望，并要求立刻动身。原想他一定比我还着急，专等我回来就走，必然爽快答应。三年前父子俩曾回过一次老家，但行至太谷城，就被同村王老汉劝阻。王说现在风声仍紧，有人仍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他被吓得中途折返，只让我一人回去。现在解放已经八年，“镇反”、“肃反”运动已经结束，他的历史问题已有结论。“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离家十几年，他思乡之情定比儿子更甚。
不料他却平淡地说：“我看今年就不要回去了，明年再说吧。”
我一再坚持，他又说：“回去也于事无补，她的病短期不可能治好，不如等病好再把她接出来，你们一样能见面。”
看到父亲那无关痛痒的神情我心里着实不是滋味，二姐病的那么重他却像没事人似的，听他说话的口吻还很悠闲，真是铁石心肠！我不由对他又产生一丝恼恨。
第二天我闷闷不乐跑到父亲办公室想找本闲书消愁，拉开抽屉翻找时从教案里掉出一封信，正是大姐寄来的。信里写道：“父亲大人敬禀者，今去信告大人一个不幸消息：素娟的病医治无效已于半月前离开人世；望大人见信节哀，千万保重身体。另外此事暂不要告诉二弟，以免影响他的学业。切切至要，不孝女素贞。”落款日期是三个月前。
信从我手里滑落，我扒在桌边号啕大哭，衣袖尽湿。二姐呀，受苦受难相依为命的亲人，想不到那次争吵，竟成终生遗恨，为弟再没有机会向你陪罪了。二姐，你曾说狼不吃苦命人，为什么无情的阎罗要把你年轻的生命索走，你来世才二十六个年头，没享过一天福！
父亲走来见状全明白了，安慰道：“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哭有何用。”
“你们为什么瞒着我，为什么不早告我？”
“你大姐不让告你嘛。”说着他的眼睛也潮湿了。
这噩耗太可怕了，我脆弱的神经难以承受，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自母亲去世，二姐是我失去的第二个亲人。她生性懦弱，受尽屈辱总是逆来顺受，倍尝人间辛酸。如今姐夫对她很好，又有了儿子，正可享受天伦之乐，却过早离开了人世。这世道太不公平，怎么总让灾难降临到好人身上？
整个假期我都处于极度悲痛中，二姐的死讯像毒蛇吞噬着我的心，剥蚀着我的灵魂。长久的哀痛使我精神濒于崩溃，对人生，对整个世界产生了信仰危机。
人为什么要生，又为什么要死？既生就不要死，既死就不要生，这生生死死由谁操控？活着虽有知，一死万事空。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活着时有血有肉，死后就变成一具骷髅。啊，骷髅，多么可怕！
在悲戚中整天胡思乱想，精神惶惑，邪魔乘虚而入，我又一次对生活失去信心，产生了厌世思想。不论走到哪里，看那芸芸众生，在我眼里都是一具具骇人的尸骨，生的乐趣荡然无存。在我看来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死亡的恐怖中，熙熙攘攘东奔西走的全是鬼怪骷髅！
在神魂颠倒如痴如狂中接到二机部通知，我被分配到阳泉晋东化工厂（代号为104厂）。带着对人生的厌恶和恐惧我登程赴任，心中暗暗祈祷，但愿新的环境不要再往我伤口上撒盐，像童年所受的苦难一样，让时间的流逝慢慢冲淡我的悲哀，逐渐医好我的心伤。
可是天会遂人愿吗？
正是：
说来荒唐可笑，岂知魔入膏肓；
方才踏入社会，飞来横祸一场。
10。第十章 莫须有罪 （一）
题记人生在世本就是一场磨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难免要经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磨难。有人在磨难中退缩，甚而有人在磨难中丧命；但也有人在磨难中奋进、重生以至获得成功。民间从前有“贵人遭磨难”的俗话，人们心目中的“贵人”无非指的是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对现代人来说就是大官高干和各行各业成名成家者，总之是一些出了名的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贵人”是因为他们能青史留名，而青史留名是因他们所遭的“磨难”有人为他们记传彰显。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那些草芥平民所遭的磨难比“贵人”更多更悲惨更险恶，但却默默无闻，永远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据说“刘秀走南洋，走一国败一国”，但是后来他当了皇帝，也就成为“贵人”，成为“贵人遭磨难”、先遭磨难后成“贵人”的典型；他若当不上皇帝，就再遭多少磨难恐怕也无人知晓，就像从古至今无数涂炭生灵一样。
人间最大的磨难概而言之不外乎两种：天灾与人祸。天灾诸如地震、瘟疫、洪水等自然灾害虽然难以预测不可抗拒，但还是可以减免、给人心灵上造成的伤害也是暂时的有限的，因而也是可以宽恕容易忘却的；但战乱、凶杀、暴力等人祸相比天灾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就更大更深，大的无法估量，会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以近代历史为例，清朝出了个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为她养老的颐和园，导致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从此中国的大门全部向帝国主义国家开放，中国人民几乎当了亡国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却又出了个袁世凯想当皇帝，皇帝没当成引起一场军阀混战，几亿人民生死不保、饱受其害。德国出了个希特勒，日本出了个东条英机，把全世界推入二次世界大战的滚滚硝烟中，多少无辜生灵涂炭，难以估算。现代美国出了两任布什总统，把伊拉克人民拖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说绝大多数人祸正是某些“贵人”一手造成的，他们甚至可以改变历史，改变一个国家乃至人类世界的命运。
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我不是贵人，我遭受的磨难大多属于人祸。也许有人会说我所遭受的那些磨难微不足道，但我还是想把它记载下来，目的是为彰显草民百姓遭受的磨难开个先河。
写到此我想起一位作家的一段话：俱往矣，那个距离我们还不太遥远的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那个虽非史无前例却已然开始离奇的年代。
那个年代会离我们渐行渐远，会被人们逐渐淡忘。但绝不应让它在人们心中彻底消失，应该让那段历史载入史册，因为那是教训，血的教训！
第五章莫须有罪（一）
一反右见闻
一九五七年对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党中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