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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ineries de 1917，1967）一书中描述了1917年春天法军的遭遇的灾难。普赖尔和威尔逊（Prior and Wilson）的《帕斯尚尔：一个未被讲述过的故事》（Passchendaele： The Untold Story，1996）典型地描述了发生在西线的一次战役。利昂·沃尔夫（Leon Wolff）的《在佛兰德斯的战场》（In Flanders Fields，1958）言语犀利，叙事令人震惊。在我十几岁时，有一个圣诞节，我阅读过此书（和罗伯特·格拉夫斯的作品一起读的），自此再也没有忘记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关于意大利人遭遇的灾难，也有大量的文献，两位英国登山家约翰·威尔克斯和艾琳·威尔克斯（John and Eileen Wilks），他们对地形和水源地都同样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并凭此创作了《隆美尔和卡波雷托战役》（Rommel and Caporetto，2001）。马里奥·伊斯内什的《卡波雷托战役的失败者》（I Vinti di Caporetto，1967）探讨了有关士兵士气的问题，他的《世界大战》（前文已提及）一书中有十分全面的书目索引。海因茨·冯·利歇姆（Heinz von Lichem）的《高山牧场上的战争》（Krieg in den Alpen，1993），虽然内容有些松散和浪漫，但对山脉地形却非常熟悉。关于1917年的俄国，我们有两本结论十分不同但内容都极为全面的论著。一本是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的《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1999），另一本是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的《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1997）。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在他的《列宁传》（Lenin，两卷本，1991）一书中出色地阐释了列宁是如何实现他的本能判断的。奥列格·艾拉佩托夫（Oleg Airapetov）的《沙皇帝国的最后战争》（Poslednyaya Voyna Imperatorskoy Rossii，2002）和《将军、自由派和工业家》（Generaly； Liberaly i Predprinimately，2003），充分代表了俄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水平，这两部书都深入探讨了十月革命前俄国高层内部的分裂。
第六章：
惠勒·贝内特（J。L。Wheeler Bent）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遗忘的和平》（BrestLitovsk： The Fotten Peace，1938）是关于《布列斯特和约》最值得阅读的著作，不过，鲍姆加特（W。Baumgart）的《1918年德国的东方政治》（Deutsche Ostpolitik 1918，1966）一书包括了许多有关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区的重要翔实的资料。马丁·米德尔布鲁克（Martin Middlebrook）的《德皇之战》（The Kaiser’s Battle，1978）和蒂姆·特拉弗斯的《战争是如何赢得的》（How the War was Won，1992）都对鲁登道夫攻势进行了分析。关于战争经济的衰退，人们可参看费尔德曼（G。D。Feldman）的《1914~1918年德国的军队、工业和劳动力》（Army； Industry and Labour in Germany 1914~1918，1966）。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e）的《伍德罗·威尔逊，革命的德国与和平的缔造：1918~1919》（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and Peacemaking 1918~1919，1985），对战争结局进行了论述。贝尔纳·米歇尔（Bernard Michel）的《奥匈帝国的崩溃》（La Chute de l’Empire austrohongrois，1991），以引人入胜的细节详细描述了中欧的解体过程。
第七章：
在写作这一章的过程中，我参阅的著作有：斯坦福·J·肖（Stanford J。 Shaw）的《从帝国到共和国：1918~1923年的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he Turkish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1918~1923，2000）。迈克尔·卢爱林史密斯（Michael LlewellynSmith）的《爱奥尼亚的幻梦》（Ionian Vision，1999），这是一部对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两方都十分公允的著作。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的《1919年的巴黎》（Paris 1919，2003）极为出色地概述了和平缔造的过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凯恩斯：遭到背叛的希望》（J。M。 Keynes： Hopes Betrayed，1998）是记述那一代人智识和道德氛围的杰作。关于中东地区，戴维·弗洛姆金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A Peace to End All Peace，2005）理所当然是一部畅销书，但还有两部时间上稍早的著作更值得关注，一部是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的《犹太复国主义史》（A History of Zionism，2003），另一部是艾利·凯多里（Elie Kedourie）的《英国与中东：奥斯曼帝国的消亡》（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关于德国的结局，塞缪尔·霍尔珀林（Samuel Halperin）的《德国试验了民主》（Germany Tried Democracy，1965），是一位新闻记者对当时德国广闻博见的记述，不过，这本书应该与温克勒（H。A。Winkler）的《魏玛：1918~1933》（Weimar 1918~1933，1999）一起来读。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灾难，泰勒的（A。L。P。Taylo）《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63》一书的前100多页和后面的“再思考”，总结了宏愿和现实之间的鸿沟。非常有趣的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于1939年写作的《三十年代》（The Thirties）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最后须列举的作品是一些小说。1914年的一代人都非常善于写作，精通文学，他们创作出了比1939年的一代人更多更好的作品。在我自己的清单中，我最推崇的小说包括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茫茫黑夜漫游》（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弗雷斯特（C。S。Forrneste）的《将军》，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的《鸟鸣》（Birdsong），还有路易·德·贝尔尼埃（Louis de Bernieres）的《无翅的小鸟》（Birds Without Wings）。对于所有这些作品，我都爱不释手，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口气读完，这可能是我对它们最好的赞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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