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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嫁人，丈夫帮人打工，变相地为了糊口而卖身为奴隶的例子真的不少。尧明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惨剧。
尧明想起了在中世纪时，法国教士让法国人种植红薯，为圣女贞德筹集军粮的故事。就建议在南方农村广泛种植红薯等经济粮食作物。邓小平则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粮食作物不方便运输，必然出现让产粮地的农民吃红薯，却将大米等往外调的“逆经济”局面。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要实现这样的步骤，必须靠政府行政命令和强制。尧明则补充建议，让国家拨一部分经费普及教育，也吸引慈善和宗教机构普及教育，却从小孩开始，教导他们爱国爱民。以这种方式，帮助农民理解国家的“逆经济”政策，疏导农民的心态。
同时，尧明建议推行“粮票”以及相应的配给制度，靠粮票控制粮食消费，保证有粮票的人，都能吃饱饭。并靠粮票的流通，引导粮食运输。当然，这种配给制度也有弊端，那就是若搞得太公平了，就很容易出现“吃大锅饭”的局面，弄不好，反而搞出了乌克兰式的灾荒。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政策制定不能理想化，必须考虑人的罪性。
尧明建议采取与德国类似的措施，领粮票的男人要参加义务劳动，包括修路等。其实中国正面临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只要政府组织得好，劳动力不是富裕，而是缺乏。针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形，尧明则建议不按家庭，而按人头，将妇女和小孩的救济粮票直接发给妇女。妇女领取粮票和救济，则需要参加义务教育，学习文化，并教育子女。
中国人常说：“不能治家，何以治国。”，然而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治家，先将女人变成生育子女、发泄性欲，甚至发泄心中积怨的工具。对孩子则是打骂由心，蛮不讲理，要求小孩对大人盲从。如果说中国人不寻求上帝，那就大错特错了。旧中国，在家里男人是上帝。在外面有权有势的人是上帝。在地方军阀是上帝。在国家独裁者是上帝。在二十一世纪嘛，独生子女是上帝。
带着相同的思维治国，可以想像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解放妇女，让妇女有真正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是解放中国人思想的一大根本。保护儿童权利，教育儿童，也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关键。
孔祥熙面露难色，这一些政策若施行起来，自然都很好，但国家税收不到位，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便说道：“中国的难民，最好不要太迁就。难民往往也是刁民。要是刁民都吃饱饭了，其他人就会不平衡，不想干活了。”
尧明一声长叹，说道：“西方人手上，有本《圣经》。根据《圣经》的教义，神是这样一个牧羊人，若神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神会暂时不管那九十九只羊，却专门去寻找那丢失的一只。我一开始也很不理解这一点。”
“后来一个牧师讲道，讲联合（United）。他举了一个交响乐的例子。说交响乐在一开始调音的时候，却是以最难调的乐器定基调。让所有的乐器，都将音调调到与那最难调的乐器相同的音调上。因为那最难调的都调好了，其他的乐器自然容易跟上。”
尧明又说道：“我们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孔祥熙先生，你心中的自私心，我也不说了。但你心中的自大，我却要说。你对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有多少了解，凭什么说他们是刁民？”
孔祥熙却仗着是宋霭龄的丈夫。宋霭龄原是宋家的“家主”。孔祥熙又曾经捐献资助过孙中山的革命。连孙中山都要卖他的帐，当下就拉下脸来，说道：“中国的税收这么少，根本收不上来。中央财政如此困难，这些中国的内政，你这个德国人懂得太少，最好不要横加干涉。”
尧明被这话说得一愣，正在习惯性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太理想化了。邓小平却拍起了桌子。“内政？中华民国有内政吗？在尧先生帮我们铲除军阀势力前，你孔祥熙能从几个省拿到税收？咱们有明确的法律吗？就算有，咱们的立法能在几个省执行？咱们的部队的军饷是怎么发的？是中央发的还是地方自己征收的？地方的豪强欺男霸女，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咱们管得了吗？国民党内越来越严重的派系对立咱们能制止吗？政府官员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咱们能杜绝吗？官商勾结，欺压平民的现象还少了吗？如果你不想他人过问，你先说出一套让天下的人都心服口服的治国方针来。”
周恩来看见气氛不好，嘴巴动了动想劝解。邓小平倔脾气来了，竟然一伸手就把他挡了回去。“这不是讨论个人尊严，甚至不是讨论国家尊严的时候。中国不改变现状就要亡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真的想听一听孔祥熙财长有什么办法？”
“目前国家税收年养活现役的200万军队都困难，就这么简单。现在很多地方还在继续让军队就地征集粮食。”，孔祥熙气呼呼地说道。
“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不收拢地方军队，就没有可能解决税收问题。我这个财长有多大的权力？”，看见大家神色都不好，孔祥熙又开始装委屈。
“德国可以贷款帮助，国家也可以先贴钱收拢地方军队。我还可以想办法从美国进口一批粮食。但我的问题是，如果国家已经贴了半年的军饷，你还是收不到地方的税收呢？”尧明问道。
“那也有可能，地方的豪绅可能不配合。”，孔祥熙推卸道。
“你是一个不合格的财长！”，邓小平再次忍不住了，斩钉截铁地骂了起来：“在回答税收问题前，心里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清楚。否则你今天来一个地方军队，明天来一个地方豪绅，一百年过去了，税收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阎锡山看见气氛不对，中庸之道的老毛病又犯了，向邓小平劝解道：“孔财长情有可原，他没有权力解决地方军阀问题。”
邓小平却说道：“不论面临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有一个态度：那就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就是要我们去解决问题。我看不惯孔祥熙，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收拢军队就解决不了地方税收，我没有权力收拢军队，所以我无能为力。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他每天都在所有场合叫喊收拢军队，那么他算部分尽职了。现在他一声不吭就完全错了。否则等待中国灭亡了，大家一总结才想起来税收问题，那就太晚了。”
邓小平气呼呼地继续说道：“他对自己的职责根本没有用心思考，碰到一个问题就停住了，而不是全面地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了，一次性解决。照他这样当行财长，今天是收拢军队问题，等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军队问题解决了，他又会说土豪劣绅问题，土豪劣绅问题解决了，他又会说立法执法问题，接着还会告诉大家税收合理性和比例问题，农民抗租问题，小商贩偷漏税问题，税务部门腐化问题，最后还有孔二小姐要生孩子，孩子要上学，长大了要娶老婆问题等等。”
邓小平直率地说道：“要想改变我们的政治军事弊端。必须先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那就是：老娘把我们生下来，作为男人，是让我们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提前想清楚。想好了就要像个男人的样子去做。没有条件就得去创造条件。需要支持就得向个男人一样喊出来。如果喊出来了没有人理会，就得像个男人一样去骂街，骂孙中山，骂蒋介石，骂周恩来，骂所有有权力却又不做事情的人。做事情要干净利落。要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那样清正廉洁，为国为民。总之，就是要为人民作事情，排除一切困难做事情，把事情做好，做干净利落。”
邓小平这番话，把所有人都数落了一通。他还回过头来，气哼哼地盯着尧明，心说：“你这个老外，华而不实的东西说那么多干什么。把经济搞好了，中国人自己知道怎么搞精神文明。”
尧明却第一个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邓小平鞠了一躬。
邓小平一愣，跳起身来，然后爽直地笑道：“你这个高个子，向我这个矮个子鞠躬干什么？老子常常说：天塌下来了，都有高个子顶着。你向我鞠躬，是不是想向我甩包袱？”。
宋家王朝
这日蒋介石来找尧明，却剃了一个光头前来。其实也不是光头，却还有一层薄薄的短发。尧明知道原时空，蒋介石有一个“蒋光头”的绰号，就笑着询问原因。
出乎尧明的意料，他说的不是因为得了某种很不雅的疾病，因而脱发。他说是为了支持夫人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全民皆兵，学习日本军校的训练方式，剃光头，洗冷水脸，强身健体。
当时日本在全世界污蔑中国人是东亚病房。蒋介石这番作为，提倡国民强健身体，却也是一件好事情。只是他提到日本军校，原来是为了彰显一下自己曾经在日本受训的经历，有点小小私心。
战场上士兵剃光头，主要是为了方便头部受伤时的救护，也易于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保持头部清洁。
当下尧明笑道：“你就不要再提那日本军校四个字了。日本军校那一套奴化训练方式，训练出来的军官脑筋死板，只知道盲目服从，却缺乏主动寻找战机的能力。这些军官大多都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参与军阀混战的不少。蒋兄还是与日本军校拉开距离为好。”
尧明又说道：“你看最近打仗打得好的中国将军。刘伯承、粟裕、彭德怀、林伯虎、傅作义、卫立煌、孙立人等，哪一个有日本军校的背景？这样的人，反而对日军没有恐惧心理，在用兵时很放得开。最近日军连吃败仗，日本军校本身就不是一个好招牌了。”
尧明说这一席话，原是要帮助蒋介石改变一下思路，也顺便为自己在军中拉出这一批新干将找个借口。
蒋介石仔细一想，点头称是。尧明就建议道：“既然蒋兄要表示一番抗日的决心，我倒有个好主意，却是将头发染成绿颜色。日军一日不离开中国，就不去除这染发。”，这招在美国企业里，有一些中级管理层喜欢运用，用来鼓舞员工，按进度完成项目。蒋介石听完后，兴高采烈地去了。
不料宋美龄却怒气冲冲地找了回来，说道：“尧，我一番尊敬你的心，你却咒我是个不贞洁之人。”
尧明大吃一惊，说道：“哪有此言？”。
宋美龄眼圈红红的，说道：“你让蒋介石戴个绿帽子，不是咒我吗？”。
尧明这才恍然大悟。他确实有捉弄蒋介石的心，但此刻见宋美龄如此说来，深知自己太过分了。在原时空，尧明听信传言，说宋美龄有红杏出墙之举。但此刻看她神态，却实在不像。
尧明只好装糊涂，连声道歉，对宋美龄解释说不知道中国文化，绿色代表这样的含义。并说绿色在国际上一直代表和平，他原来是想让蒋介石扮一个追求和平的军事领袖。
宋美龄心情稍微好一点，就幽幽地说道：“今天大姐（宋霭龄）从美国打电报来，向我诉苦，说那个邓小平将孔祥熙平白羞辱了一番，你却在一旁对邓小平大鞠躬。现在你又想给介石戴绿帽子，我们还算一家人吗？”
尧明一愣，心知“宋家王朝”的事情，终需了结。就说道：“宋霭龄、孔祥熙与中国革命的瓜葛，我一直不清楚。你能给我讲一下吗？”。
宋美龄叹道：“在宋家，我大姐最疼我了。我却知道她的心事多一些。她嫁孔先生前，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