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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朱允炆已明显地感到了诸王对他的威胁。朱元璋也从洪武元年杀叶居升时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曾经深以诸王为干城，他对朱允炆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幼，贻汝以安。”允炆说：“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一时无言以对。他问允炆：“汝意何如？”允炆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朱元璋说：“是也，无以易此矣。” 朱允炆还曾与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澄谈到这事，一天，他们在东角门上，朱允炆对黄子澄说：“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黄子澄回答说：“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他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从封建礼法的顺逆上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抱乐观的看法。朱允炆同意他的意见，说：“吾获是谋无虑矣。”对此也就放下了心。 这两次的谈话，孰先孰后不得而详。要之，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只要稍加思索，便会得出同样的判断。
秦王、晋王相继死去。拥有重兵对朝廷足以构成威胁的就数燕王了。朱元璋在付燕王以北边重任的同时，也对他有所防犯。朱元璋临终之时，皇太孙朱允炆和附马都尉梅殷在他身边。朱元璋嘱咐朱允炆说：“燕王不可忽。”接着又对梅殷说：“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随后他拿出誓诏和遗诏交给梅殷，并说：“敢有违天者，汝其为朕伐之。” 当时受顾命的还有齐泰和黄子澄。
朱元璋终于离开了人间。
他留下了最后一道诏书，遗诏说：
皇帝诏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博志，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忧惧，惟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念之有？皇太孙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福吾民，凡丧葬之仪，一如汉文勿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一、天下臣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嫁娶饮酒皆无禁。
二、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晡，各一十五声，举哀，礼毕。非旦晡临，毋得擅哭。
一、当给丧及哭临者，皆毋跣，绖带毋过三寸，无布车兵器。
一、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中外官军戍守官员，毋得擅离信地，许遣人至京。
一、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护卫官军王自处分。
一、诸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
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遗诏除例行的丧事安排外，要求“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其言并非虚发。其意有二，一是诸王有屏藩帝室之任，在此非常时期不得擅离职守以防敌人乘虚而起。二则是防备诸王以叔辈之奠带兵赴京，对小皇帝造成威胁。
且说，朱棣听说朱元璋的死讯，带领军队赴京奔丧。即将到达淮安。齐泰与朱允炆商议随即派人带了敕符根据太祖遗诏勒令诸王返回自己的封国 。朱棣见到这个敕符大怒，仍要下令进舟。只因见到江口已经设兵把守，才没有下令。时诸王子皆赴京奔丧吊，朱棣被阻，也无可奈何。僧道衍对燕王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朱棣的心。现在渡江条件不成熟，不仅不能成就大事，反会留下不孝之名，来日方长，只待将来风云际会展翅高飞了。于是朱棣又带兵返回了北平 。明朝人朱鹭认为不准诸王赴京临葬是不高明的，他造成了皇帝与诸王之间的嫌隙。按封建礼制，天子七月而葬，朱元璋的亲子是应该临葬的。不准他们赴京，必然使他们产生怨忿之心。当时四方平静无事，国家巩固，诸王虽以叔父之尊，以藩王之重，必不肯利用父皇之死来发难。以遗诏止临葬是过于谨慎了，它向诸王示以猜疑，诸王反过来持有猜疑之心就是不可免的了。他因此批评了齐泰、黄子澄的见识短浅 。朱鹭又说：“若诏书未至而文皇（指燕王朱棣）先来，弗可止也；其不奉诏，亦弗可止也。” 其实朱鹭所见并不全面，如上文的分析，诏止临葬是事势所然，它棋高一招，使诸王猝不及防，又师出无名。不过，也可以说诸王安于封国按兵不动却也并非全是遗诏和敕符的作用，他们与朝廷的对抗尚未准备成熟。一旦时机成熟，什么遗诏、敕符都是不放在眼里的。然而谈迁更认为朱元璋临死时召朱棣入京这个情节出于永乐时的伪造。他说：
实录于末，命特持符召燕王，建文用事者矫诏却还之淮安。疾剧，上问第四子来未，此永乐时饰说也。先是敕燕王备虏，盖无一日忘者。宁溺爱启嫌于诸王哉？浅之乎，窥高皇矣！
他将此前朱元璋给燕王的有关备御边防的一系列敕令联系起来看，认为以朱元璋之精明，必不如此。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实录不过借此突出朱棣的地位而已。
看来，皇太孙朱允炆嗣皇位是决定了的。但这皇帝之位能否保住，还另有分说。
二、建文帝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皇太孙朱允炆根据太祖朱元璋的遗诏即皇帝位。即位诏书写道：
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统有万邦，宵衣旰食，弘济民囏，凡事有益于天下者，无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规模宏远。朕以眇躬纂承大统，恭依遗诏，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惧，思所以克相上帝，以无忝皇祖之大命，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其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于戏！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圣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弼卿士，体朕至怀。
这就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
同一天，安葬朱元璋于孝陵。他被谥以高皇帝，庙号称太祖。守成之主仿佛都是受命于危难的。老皇帝的死像沉重的愁云，压在紫禁城上。那些未能医好朱元璋病的医官除一个外都被朱允炆杀了。 建文帝下诏行三年丧。群臣请求以日易月。建文帝说：“朕非效古人亮阴不言也。朝则麻冕裳，退则齐衰杖绖，食则膻粥。郊社宗庙如常仪。” 他让礼部制定治丧的礼仪。结果决定，京官闻丧的第二天，身着孝服，头戴乌纱帽，系黑角带，赴内府听遗诏。京官一律在本署斋宿，朝晡诣几筵哭。越三日成服，朝晡哭临，一直到下葬而止。自成服后始二十七天之后服除。命妇要身着孝服去掉首饰从西华门进入宫内哭临。诸王、世子、王妃、郡主、内使、宫人都要斩衰三年，二十七日服除。同时派行人颁遗诏于天下。在外百官，诏书到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四拜，听宣遗诏，然后举哀再四拜，三日成服，每日设香案哭临，三日除。另外还要分别遣官到京致祭，祭物由礼部置备。
这时建文帝所倚重的有两人，一是齐泰，一是黄子澄。
齐泰，溧水人，原名德。在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第二年成了进士，曾任礼部和兵部的主事。朱元璋以九年无过之臣陪祀，齐德被选中，赐名为泰。洪武二十八年从兵部郎中擢升为左侍郎。朱元璋曾经向他问询边将姓名，齐泰历数无遗。又问各种图籍，泰则从袖中拿出一本手册请朱元璋览阅，手册所载简要详密，朱元璋大为惊奇。朱允炆做皇太孙时，很尊敬齐泰。朱允炆做了皇帝，便让他与黄子澄同参国政，不久提拔他做了兵部尚书。
黄子澄，名湜，分宜人。洪武十八年癸亥贡入太学，明年京闱乡试第二，乙丑会试第一，进士及第第三，先任翰林院编修，升为修撰。后兼春坊官，在东宫伴读。朱允炆即位，提升他做太常寺卿，让他与齐泰同参军国重事。
另一名重要的谋臣，便是方孝孺。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少年从学于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以举止端庄为朱允炆所重。蜀献王聘其为世子师。建文帝即位召他为翰林侍讲，第二年提拔为侍讲学士，凡国家大政，都要向他咨询。
这些人辅佐朱允炆，颇想有一番作为，企图对明朝政治有所更张。
朱允炆即位不久，朝廷便连连下诏：下令文臣五品以上及州县官推荐人才；下令省并州县，革黜冗员；下令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祖，赈灾荒；下令天下军户单丁者放为民；下令天下直言，并举山林才德之士。这年底，又下令赐明年田祖之半，释放黥军民囚徒还乡里。 新政于是次第展开。
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炆“仁明孝友”，并非虚夸。他自幼聪颖好学，秉性纯孝，很得朱元璋喜爱。洪武二十三年朱允炆十四岁，他父亲皇太子身上长了个大■子，疼痛起来呼天抢地，十分痛苦。他侍候在身边，含泪抚摩，昼夜不离。朱元璋看到这个情况，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 两年多以后，太子又得了重病，朱允炆侍病曲尽了苦心。不久，太子死了，尽管他十分悲痛，还是事事不逾礼制。居丧期间，允炆搞得形销骨立。朱元璋很是心疼，安慰他说：“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 这时，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听了朱元璋的话才吃了一点粥。他又提出要为太子服丧三年，太祖也不同意。但在三年内，他笑不露齿，不饮酒吃肉，不举乐，不御内。有人劝他，他说：“服可例除，情须自致。”这时他的三个弟弟都还年幼。他亲自抚育他们。白天一块吃饭，晚上一同睡觉。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有一天他来到了允炆的寝宫，兄弟四人都在，朱元璋便随口说出兄弟相怀本一身，允炆对道：“祖孙继世宜同德。”得到了朱元璋大大夸奖。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便常常将军国大事交给他裁决，一方面由于朱元璋年事已高，政务繁重，同时也想让他练习政事。原来在太子在处理章奏时，就常常出于仁厚对刑狱多有减省。皇太孙仍然如此，当时朱元璋行严酷之政，朱允炆则济以宽大。他曾经遍考礼经，参考历朝的刑法志，将洪武名例律改定七十三条。朱元璋十分高兴。他说：“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为治世，刑不得不轻。所谓世轻世重也。” 朱元璋临死前不久，因有病常常暴怒，许多人因此遭到遣戮。朱允炆总是和颜悦色地侍候他。吃药要亲自尝，如厕则亲扶起，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夜里大家都睡了，朱元璋叫允炆却呼无不应，应无不起，常常是一夜一夜地不睡觉。这样，朱元璋的心情也稍稍好些；因此许多获罪的人得了救。 朱允炆的这些品性道德，很得远近的赞颂。
但是仁厚与柔弱往往相连。朱元璋对此也不是没有担心，特别是他有着那么多强悍的叔父。据说朱允炆生来胪骨稍偏，朱元璋因此常常叫他“半边月儿”。一天夜晚，明月初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