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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当南征，总不免后顾之忧，辽东一翼之官军如同他心腹之患。如果王雄等回到辽东能对杨文有所掣肘，那么他的南征便可大大放心了。
十二月十二日，朱棣誓师南征。他要争取民心竭力把燕军打扮成义师。但古来兵匪一家，少有行军不祸及无辜者。朱棣虽然指斥了辽东官军的残暴，但他同时感到也不能不对自己的部下加以约束。他说：“靖祸难者，必在于安生民。诛乱贼者，必先在于行仁义。生民有弗安，仁义有弗举，恶在其能靖祸难哉！今予众之出，为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而已。予每观贼军初至，辄肆杀掠，噍类无遗，心甚悯之。思天下之人皆我皇考赤子，奸恶驱迫，使之夫不得耕，妇不得织，日夜不息，而又恣其凶暴，非为致毒于予，且复招怨于天下。”
“今我有众，明听予言，当念百姓无罪，慎毋扰之。苟有弗遵，一毫侵害于良民者，杀无敌，其慎之。”
半个月后，这时已迫近除夕，大军驻营蠡县汊河。燕军的目的是避开真定和德州的守军，从二者之隙直插山东进入淮北。但德州与真定之间也不一定会毫无阻挡，时刻都可能遇到官军的游骑。朱棣首先派李远带八百骑兵侦察官军动静，扫清道路。
官军也并未因为新年而放松戒备，大年初一，李远来到藁城，便遇上驻守德州的都指挥葛进领马步官军万余人渡河北上。李远兵少，不能硬拼，他抓住战机，乘官军渡河未毕，出兵击之。官军见到燕兵冲来，稍稍退却进入林间，意在邀李远来战。这时双方都下了马徒步交战。官军见李远兵少，不免有些轻视。李远一退，官军便追，殊不知这是李远诱敌之计。李远乘机分兵潜入敌后，把官军的马匹全部放跑。李远突然反攻，官军退却，发现马匹已经不见了，军心大乱，李远带兵乘势冲杀，官军大败。这一仗官军被斩首四千余级。许多军士溺水而死，不少马匹落入燕军手中，葛进仅以身免。
燕军首战得胜，朱棣极为高兴，赐玺书慰劳李远，称赞他的轻骑八百，出奇应变，破敌万人，其功壮伟，即与古代名将相比也不为过分。特别是这一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本来寒冷凄穆的军旅之中顿时充满了喜庆气氛。朱棣下令对能奋忠效力的李远所部将士加以褒奖，前锋交战都指挥以下以至于军校，皆升一级。
与燕军南下的同时，官军则在北上。他们想在朱棣退回北平时候乘势出击。平安带领数万兵马从真定出发，打算收复通州，朝廷正月初一下令魏国公徐辉祖率京军往援山东。李远在藁城击败的葛进，即是官军北上之先锋。朱棣锐意南进，又派朱能带一千轻骑往衡水哨探，正与平安北进之兵相遇。不幸的是平安的兵一战而败，损兵七百余，失马五百余，指挥贾荣也被生擒。
朱棣挫败了东西两翼之敌，便带兵从馆陶渡卫河下东阿，拔东平，陷汶上，所至克捷。再向前去就是孔子的老家曲阜了。但他并未进曲阜之境。既然是自称仁义之师，那么在圣人面前便不能不装得是通达情理的一般。他对诸将说：
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明，参赞化育，师表万世。天下非孔子之道无以致治，生民非孔子之道无以得安。今曲阜阙里在焉，毋入境，有犯及一草一木之微者，杀无宥。邹县孟子之乡，犯者罪如之。
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也是道义上的抗衡。朱棣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争取军心民心的重要性。燕军经过馆陶时，朱棣见一士兵因病卧倒在道旁。他立即命身边的人牵过自己的从马，让病员骑上，未想身边的人都说，大王的从马士卒不宜乘。朱棣说：“人命至重，马岂贵于人乎？今病卒不能行，不以马载之，则遂弃之耳。战用其力，病而弗顾，是爱人不如爱马也，宁辍马以乘之。卒既获济，马复何损！”传统哲学中，从来就有一种思想，认为天地之间人为贵。一次，马厩失火，孔子得知消息，首先便问是否伤人。朱棣借题发挥；无非是说自己得了孔孟的真传。
然而与之对垒的一方，同样也举着孔孟之道的旗帜。他们为维护朝廷，用血肉写出了一个忠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绝不是一句空话。
燕军攻破东平，守城的指挥詹璟被执 ，知州等长官都逃得无影无踪了。本州有一位吏目，名叫郑华。他本为临海人，在洪武年间任行人司行人。建文初年被贬为东平吏目。官位虽变，君臣之义不变，官职虽小君臣之义不小。他眼见即将城破地失，深感有愧君恩。他对妻子萧氏说：“吾义可死，奈亲老汝少何？”是啊，他一死方便，撇下年老的父母年少的妻子岂不要受罪。心有上下君臣之义，岂无父子夫妇之情！这萧氏也是个深明大义的，他对丈夫的壮举极为感动，她说：“君能为国，妾独不能为君乎？”萧氏痛哭泣下，大泪滂沱。这泪既为丈夫的壮举而流，也为夫妻的情义而流。无论如何，郑华感到十分满足，他能以身殉国，实践他最高的道德理想，同时又能如此为妻子所理解，即使在九泉之下，他们还会在一起的。郑华率吏民凭城固守，力不支，不食五日而死。
燕军继续向南进，正月十五日攻沛县。本城知县名颜环，字伯玮，庐陵人，是唐代大书法家鲁国公颜真卿之后，聪敏耿直，能文章，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姻，乡党称其六行无异辞。建文元年，朝廷征求人才，伯玮以贤良应选，受命担任了沛县知县。燕王起兵之初，李景隆屯兵德州，淮北民终岁转饷。颜伯玮善为规划，调度有方，使民不告劳而使德州粮饷不困。建文三年六月，燕军掠济宁，游兵过沛县，沛人窜匿，伯玮设法招徕。后为阻止北军南下，朝廷命于此地设立丰沛军民指挥司。颜伯玮乃召集民兵五千人，筑为七堡，坚守待敌。但后来由于山东战事告急，三千人被调去充实前线。所存仅疲弱不堪战斗之兵。这时，燕军突然南下，伯玮知力所不敌，便派遣县丞胡先百夫长邵彦庄密至徐州告急。但援兵竟久而不至。伯玮知道败不可免，便命其弟颜珏、其子颜有为还家侍父，让他们告诉父亲：“子职弗克尽矣！”而自己下定决心与城共存亡。伯玮徘徊庭下，壮志满怀。来到察院，不禁题诗壁上：
太守诸公鉴此情，只因国难未能平。
丹心不改人臣节，青史谁书县令名！
一木岂能支大厦，三军空拟筑长城。
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
他知道自己位卑人轻，其力难以挽回天下大势，虽不敢想望垂名青史，但既为人臣便当尽臣节，而临死犹不忘救生民于水火。二十二日夜二鼓，燕军攻破县城东门，守城指挥王显竟开门投降了。颜伯玮见自己尽节的时刻已到，便仔细服好冠带，登上公堂，向南礼拜，痛哭大呼：“臣无能报国矣！”自颈而死，时年五十岁。古语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国危则亡之。”伯玮受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视死如归，实有古君子之风。他的儿子走到半路，不忍离开父亲，又回到城中。在堂上见到父亲已为国尽忠，悲痛而又感佩，毅然自刎于父亲身边，成全了自己的忠臣孝子之志。
燕军进城，主簿廖子清、典史黄谦也都被执。燕将想释放廖子清，子清不愿偷生，表示：“愿随颜公地下。”慷慨就义，燕将又派黄谦往徐州招降，黄谦坚绝不从，也从容赴难。
燕军进逼徐州，支将王聪进攻萧县。知县郑恕率众拒守。城破，郑恕殉难。这郑恕，字本忠，乃浙江仙居人。其居乡时治尚书，攻苦食淡，虽鱼釜尘甑，未尝萌干求锱铢非所当得之心。一室萧然，学徒数十人，惟端坐讲授，皜皜乎高风劲节，无有半点亏缺。宁波知府闻其贤而贫，署为昌国县学训导。知府派人携书币来聘，郑恕不愿为官，偃蹇不欲接聘，朋友交相劝说，始就任 ，不久即升为萧县知县，因留心抚民，为民所爱敬 。
在关键时刻能识别大义，甘愿赴汤蹈火，没有平日的修养之功是不行的。他们人在孔孟之乡，心亦在孔孟之乡，他们的言行绝不是为了给人看的，他们虔诚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我们如果看一看能赴义守节者均为熟读圣人之书的文臣，开城迎降或临阵叛逃的多是习于鞍马的武将，问题就更加清楚了。朱棣当然不能等同于一介武夫，但他口称的“孔孟之道”也不过是廉价的宣传品，是说给人听的，因为他发动的这一场驱人于白刃的战争，本身便直接违背了孔孟君臣父子的教诲。
朱棣此次南下，本在长驱直入。但以徐州当南北咽喉之地，又未必不想夺取。即使夺取后弃之而南进，也可使徐州的守军不敢摄其后方可。况且这时燕军已令各营军士四出筹集军粮，正是燕军虚弱易遭攻击之时。朱棣与诸将商议了一个破敌之计。
燕军伏兵于九里山下，且以百余骑藏于演武亭。朱棣命几个骑兵往来徐州城下，挑逗城中守军出城。官军虑有埋伏，坚守不出。燕军见状便在城外烧毁民房又向城中大喊大骂，有一个骑士还向城上射了一箭。直到傍晚，这些人才撤回。第二天，这批人又来到城下挑战。城中守军不胜气愤，便打开城门，派五千人渡河追击燕军。追兵刚渡过河，只听一声炮响，燕军伏兵冲出，官军仓促应战。这时朱棣本人带领几名骑兵绕出敌后 ，断其归路，使敌人腹背受敌。官军崩溃，众人争相夺桥入城。不料，桥突然断裂，士兵们纷纷落水。被杀死或溺水而死者，竟有三、四千人之多。守军吃了这一亏之后，再也不敢出城，哪怕是燕军单骑往来城下，也不为所动。燕军在徐州城外逗留近将一月，得以从容整修筹粮，竟不受城中守军干扰。
燕王准备开赴宿州。宿州是朱棣外祖父徐王的老家。这徐王姓马，是高皇后马氏的父亲。元朝末年，马公以杀人亡命定远。在那里他结识了郭子兴，并把自己的三女儿托付给郭子兴。这三女儿后来被许配给朱元璋，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马公及其妻郑氏都已经死了。他们并没赶上好日子。洪武二年，朱元璋追封马公为徐王，郑氏为王夫人，并在太庙之东建立祠堂供奉烟火。祠堂落成之日，马皇后亲自奉安神主，在祝文中自称“孝女皇后马氏谨奉皇帝命致祭”。洪武四年，朱元璋又命礼部尚书陶凯到宿州的坟前立庙，朱元璋亲自撰文致祭。马公夫妻在黄泉之下落得个身后之荣。
宿州就在眼前，朱棣告诫众将士说闵子乡是外祖徐王坟之所在，无得骚扰，违者不宥。既然朱棣一再标榜自己为高皇后嫡生，受到父母的钟爱，便不会放过这一可用以张扬的机会。他派都指挥李让前往徐王坟致祭，并颁钞锭赐给徐王亲族。因为在军旅之中，朱棣不愿拿也拿不出更多的东西去换取外祖之乡感戴。他想这一万锭纸币就够了。反正这时纸币还值些钱。不用说元朝近百年间是通行纸币的，就是洪武年间也仍然强制推行纸币，民间如有擅用金银贸易的是要问罪的。
燕军到宿州，仍担心徐州守军会从后面追赶上来。于是他派留都指挥金铭带领游骑到景山一带哨探。且告金铭以退敌之计。官军探得金铭孤军在后，便来追赶。但金铭并不惊慌，他们列队徐行，乍进乍退。官军见此状，怀疑金铭是朱棣所设的诱敌疑兵，因而不敢上前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