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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朱棣-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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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运出纳者,诛求百途,费倍正数。未足公府,先满私家,其显而易见者有此数事,其秘而难知者,未易悉言。方今朝廷省事,虽无往日之巨弊,如臣所见闻,亦岂兵民之细害!苟不痛为惩戒,天下何由澄清?……曩因国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给什撙节其六七,所得不给其所费,今果所储不足以供,令于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积者,从实准予,俾其父母妻子不致冻馁,如是若复有不奉法守分而肆贪残于军民者,则必罪之如律也。夫忠言有益于国家大矣,古者人君设诽谤之木,下直言之诏,求之惟恐不尽。今陛下审见于此,故屡降求言之诏,惟恐群臣不言,然而犹有不言者。……

虞谦所描绘的是一幅上下军民全面的社会生活图景。这时,仁宗才即位五个月,虞谦所指的“今”所存在的问题,显然主要由朱棣来负责,它是朱棣施政所带来的结果。朱棣自称其为政要使民不失其养,如此弊政丛集,民焉得不失其养!其他暂且不论,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犹有冻馁之虞,民间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实,朱棣说“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不过是为他的好大喜功的兴做不止所做的辩解和掩饰。既然百姓不失其养,便可以毫无顾惜地任意驱使劳役了。朱棣好大喜功,又急于洗刷自己篡位的恶名,因而永乐一朝,大事频兴,国家百姓为之耗竭。试看,永乐年间南征交■,战争持续二十几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 ;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四五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而“督办官员能务公戒私,不贪赎厉民者,殆十之一二” ;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供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这样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养”?正如洪熙元年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佛休”,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难更加深重。于是“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盐贼横生” 。

仅就《明太宗实录》的记载进行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的“流民”。我们不妨将永乐后期的几起“民乱”抄录如下,以见永乐民生之一斑:

永乐十四年正月辛酉,命行中军都督金玉为总兵官,蔡福为副,往山西广灵等县征剿山寇刘子进等。子进广灵县民,居乡无赖,尝自言往石梯岭遇道人,授以双刀剑,铁翎神箭,能驱役神鬼。造为妖言纠集乡民刘兴、余贵、郝景瞻、樊敏等作耗,妄署职名,以皁白旗为号,夺太白王家庄驿马,杀大同等卫采木旗军,所过劫掠人畜,官军不能制。事闻,遂遣玉等剿捕。

永乐十五年闰五月戊辰,福建汀州贼刘胜孙纠集无赖,自号太平将军,攻清流县,劫杀居民,守臣执其首数人,送京师斩之,余党散走。

同年八月己酉,福建沙县贼陈添保等伏诛。初,添保与县人杜孙、李乌觜及龙溪■马郎、龙严、樊添受、永春林九十、德化张五官等聚众作乱,烧劫龙溪银场,杀中官及土民三十余人,官军捕之,四散,逃匿。既又偕称太平大人先锋等号,招集贼众,烧劫清流等县,杀县官军民三十余人。至是福建守臣执送京师诛之。

嘉兴府贼倪弘三等伏诛。弘三纠集无赖作乱,劫掠乡村,三年众至数千,往来苏湖常镇诸郡,杀害官民,商贾不可胜计。发兵二千合浙江都司兵讨之。反为贼所败,官军多被杀伤,其势益横。浙江按察使周新一志讨贼,立赏格,躬督兵搜捕,列木栅于小江港,议断其走路。贼无所容,乃趋北河。新遣壮勇蹑至桃源县,生执其首数人送京师。至是皆磔于市。苏湖诸郡之民始安。

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以谋反伏诛。化初名僧保,畏避从军,逃匿保定府新城县民家。衣道人服,自称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演说应劫五公诸经,鼓诱愚民百四十余人,皆信从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县人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事闻,悉捕诛之。

秋七月己巳,湖广靖州贼王忠,自称平定侯,率众攻劫武罔州,为守将所获并其党诛之。

永乐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监察御史李伟奏、江西新淦县逃匠雷剑南等聚众拒捕。上命都指挥刘忠、都督马聚领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剑南等自诣归罪。上览奏谓侍臣日:“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祸?此有司失于抚绥。”命皆宥之。遣使驰召聚等还。

永乐十八年二月己酉,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作乱。 (详见下文)

十一月壬辰,真定府曲阳县人杨得春、蔚满圈等以妖术惑众,伏诛。得春等素不事产业,不服役官府。有司将治其罪。得春变黄冠服,满圈削发披僧衣,俱逃入晋州,以妖术妖书符咒惑众。自称善治兵甲,能令人飞行十里。遂聚无赖,号五百罗汉,谋作乱。事觉,有司捕获,械送京师,即日皆弃市,家口财产没官。

二十年闰十二月甲子,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奏请调兵剿捕维摩州曲部驿野罗罗并蒙自县作耗强贼,以除民患。从之。

二十一年春三月己亥,盗入南京大祀坛天库,盗苍璧二、黄琮一。命西宁侯宋琥督南京五城兵马捕贼。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浙江湖州府长兴县贼首吴贵归等就■。初,贵归等聚众千余人劫杀乡民,知府邓忠率民兵捕之。贼众拒敌杀官吏。事闻,命阳武侯薛禄率兵三千讨之。上谕禄曰:“寇首恶不过数人,必诛之。余胁从,宜与分别。盖百姓皆有父母妻子,岂好逆从乱?其间必有不已者。宜约束军士,不可滥杀。杀一不辜,将帅之罪。不有阳祸,必有阴谴。至是,禄悉捕首恶戮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复奏,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首贼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二千余人往来两县劫掠,渐致滋蔓。请兵剿捕。上命兵部尚书李庆等议之。于是,庆等奏调缘河备倭都指挥张翥所领兵三千,浙江福建二都司各调兵二千,俱听翥率领捕之。时文渊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共进言曰:“此愚民无知,或为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不得已逃窜山林,苟求活朝暮耳。若宽而抚之,当各散矣。急之不惟未易获,且坚其为盗之心,况我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愿思处置之宜。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抚。若负固不服,调军剿之未迟。

这里所录的,并非永乐年间“民乱”、“强贼”之全部情形,但却可以说几乎无年无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之乱了。这一年,朱棣正在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正在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落成,安南的战事正在打得火热,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皇太子亲眼所见的山东大灾荒也发生在这一年。层层的重负压下来,都落在百姓的肩头,他们实在不堪了,只有起来反抗。山东蒲台县民在女首领唐赛儿的号召下,占领了益都,其后往来于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官军青州左卫指挥高凤剿捕败绩,朝廷又派安远侯柳升充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副总兵,带兵征讨。双方在益都发生激战,都指挥刘忠战死,而唐赛儿竟得逃脱。这时,另一叛民首领宾鸿正集众万人攻安丘,官军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昼夜兼程从海上驰援,宾鸿不敌而败。还有一支叛民队伍在诸城为鳌山卫指挥佥事王真所败。 叛乱终于被镇压了,仅被解往北京的“妖党”就达三千余人。 而唐赛儿仍然不见踪影。据说,唐赛儿也曾被官府捕获,“将伏法,怡然无惧色,裸而缚之,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两足。俄皆自脱遁去。”结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将校诸官皆以失寇死” 。唐赛儿久捕不获,朱棣怀疑赛儿可能削发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诘之” ,后来,搜捕范围扩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 ,“先后几万人” 。

朱棣的搜捕毫无结果,不得不在永乐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宫殿告成之际大赦天下,宣告“各处监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还俗”。 谷应泰在评论朱棣的大搜捕时,将之比为“石闵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 玉石俱焚,良莠并除,如此民生,岂得宁乎。唐赛儿之乱是对永乐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标榜“以爱民为本” 的统治的恰当评价。

永乐年间,不仅民生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 官员任用“渐循资格”, 办事“循习”成弊, 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踊”, 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 ,“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驰”。 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废,“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力之疲而农之业废” 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对于永乐时期的统治,我还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话,该书中邹吉甫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第四章 天下一统

明成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要达到这一理想,只有国内的安定康富还不够,还要有无限广阔的疆土,四海咸宾的局面。可以说,朱棣自即帝位后,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而首当其冲者是解决蒙古问题。我们解剖了明成祖的蒙古政策,也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整个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

明代元而有中国。其初,“顺帝北出渔阳,旋与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 。元顺帝继承人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斯帖木儿先后改元宣光、天元年号,仍以大元帝国自命,历史上习称之为北元。从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一个明朝与蒙古部族政权对峙的局面。洪武年间为解决蒙古问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朱元璋曾先后派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等名将以及秦、晋、燕诸亲王出塞北征,虽有挫折但多所胜利。与这种武力打击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一整套的防守与怀柔政策。在北部边塞,从东到西他安置了辽、宁、燕、谷、代、晋、秦、韩、安、庆、岷、肃诸王(有的亲王洪武时未就藩),节制诸军镇守边防,并用优厚的待遇吸引故元势力归附。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是极有效的,再加上北元内部的分裂与纷争,明帝国对蒙元的斗争取得了主动。

朱棣即位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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