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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道：“圣上如此说，那圣上心中应该有完善的计划了吧？”
刘协笑道：“朕也是个人，哪里有那么神奇，不过虽然没有什么完善的计划，但大概的思路已经有了，只是实施起来可能有点困难，不过这条路是必须走下去，在《大汉帝国大法典》编制的这三年中，朕要做的就是在商社大规模出产品之前，把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提升上来，所以朕才这么急着将六个商业银行扩展起来，要靠他们啊，你看啊，今年大汉帝国总税收实行新税后可以达到八亿银元，明年完全实施后可以超过十亿银元，但是真用于国内建设的也就是五亿银元左右，这哪里够全国建设用呀，京都新政的再次全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缺口是巨大的，只能靠六家银行提供，这六家银行除了新成立的亚细亚皇家银行和东南银行，其余四家的存款量最低的巴比伦银行都是三千亿钱，就是三十亿银元，按正常百分二十的贷款，就是每年六亿银元的贷款额，襄阳银行是存款量是巴比伦银行六倍还多，江南银行仅次于襄阳银行，你稍微折算下就知道了，六大银行就是帝国未来五年京都新政大规模建设的根本啊！”
“只是这一次的京都新政，朕还打算瓦解南方的水稻密集种植，瓦解不掉它，大汉的改革就无法彻底成功！”
马良听到这句话后大吃一惊，因为谁都知道南方的水稻经济是大汉帝国的根本所在！
第十一卷 帝国动荡 第二十章 广富主义
面对马良的疑问，刘协没有去回答，也不想回答，很多事情是很难解释的。
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是数千年里，都一直有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那就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5％的人口。
这真的就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吗？刘协深深的问自己这个问题，但他很快给予这个问题一个否定的答案，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痛苦的写照。
因为可耕种的面积少，而内部长期安定统一，人口增长速度远快过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对于在战乱后重新建立的新帝国而言，只要适当的政策使百姓安定于生产，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很快就可以实现农民的温饱和国家的富强。
并且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强大到无人可以匹敌的地步，但是，缺乏了进取精神的国民和帝国，无法解决他们内在的人口增加问题，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每个人的平均耕地面积就会急剧减少，甚至少到无法满足基本的口粮需求，这就会产生暴乱，政府镇压暴乱又会增加帝国的负担和百姓的税收，这就进一步触发了全帝国范围内的暴乱。终于有新的统治者诞生，在新统治者诞生后，他们就会迫不及待的将一切社会问题归罪于前朝的亡国之君，并以他们的无德和无能来解释社会问题。
正是因为刘协清楚地看到这些历史表象问题背后的思路。才让决定启用了国子策，强迫帝国子民向外移民，寻找更加合适的耕种地。
今天的刘协，完全可以不致力于帝国中央国民院和中央治略府的诞生，不用制定《大汉帝国大法典》，不用强制推广新经济政策，也不用对外开拓，更不用竭尽所能得让《大汉帝国新银税制》通过，甚至没有必要推广新技术改革。
他甚至不用做任何事情，他都可以让帝国的王朝继续延续几百年，而他也会毫无疑问的成为一代明君。
问题是这样没有任何前进的帝国，对于大汉和华夏民族而言，她真的有什么帮助吗。真的能够使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实现锐变吗，真的能使华夏人永远不沦为他人的俘虏吗？
刘协这样用心的推广一个并不十分适合现行生产力关系得社会上层建筑，硬性推广帝国内部新技术的改革。所希望实现的就是彻底推动大汉帝国和整个华夏民族走上一条永久强盛的道路。
以十分之一的土地养活占据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是新的大汉帝国永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因为土地面积少，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华夏民族不得不用尽一切精力去耕种土地。在已有的土地上不停的追求高亩产，细耕细种并不是完全和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中华民族勤劳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优越性的体现，恰恰相反。它掩盖了中华民族安逸求宁，宁可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愿意开拓境外领土的特性，它掩盖了各朝封建政府保守和害怕新兴阶级的无能，掩盖了一个民族真正的悲哀。
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真的就那么难以实现吗，中国的小农经济真的就是中国最真实的状态吗？
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却衰败湮没，一直黑暗了一千多年，直到14世纪以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
直到十六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才有质的提升，其后才有了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革命开始于珍妮纺纱机，而珍妮纺纱机就真的很先进吗，看过珍妮纺纱机的人都知道，实际上珍妮纺纱机的真正先进地方只有一点，那就是从水平纺纱变革为立式纺纱。
英国人用了三个世纪才摸索出这个变革，却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将立式纺纱机从原有单机三锭提升到单机三百锭，将纺纱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了一百倍。
所以说，历史和经济的变革，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但生产力的提升通常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变革导致的，这是社会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大汉帝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现象让刘协坚定了一个认识，那就是中国小农社会经济并不是古代中国唯一的社会状态，她是封建统治集团保守主力的产物，一旦统治集团提前转变为新兴阶级，并且为了自己和新兴阶级的利益，不断出来新的律法确保新兴集团的利益，落后而保守的中国就不会再存在了。
从景山基社开始，大汉帝国的皇室集团就已经优先进入了新兴阶级，而大汉帝国的官僚集团则在帝国的扶持下，抢先一步进入了新兴阶级，这就是帝国现在变革越来越容易的基础，也是帝国从商社出现之后，开始迅速加速膨胀的根本原因。
当社会原有统治阶级在政策的强制推行下，被迫进入新兴阶级，并从中获利，从而触发了大汉帝国新经济集团和平掌权的契机。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重来没有过，所以美国经济历史和欧洲经济历史都已经不能成为现阶段大汉帝国发展的参照物。
从大汉帝国开始强制出现商社，到最终演化出大规模的商社，这是一个逆历史的行为，大汉帝国建立国家银行也是逆历史的行为。强制推行现代货币体制也是逆历史的行为，甚至从大规模推广翻车和钟表齿轮工艺的发展，强制执行国民院制度和皇、法两权分离都是逆历史的行为。
刘协知道自己三十年来一系列强制法令和新政体的改革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基础是帝国经济的稳定。而这个稳定首先取决于早年的荆州细耕细种体制，在荆州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的时候，适时的引入了农场经济和商社经济。按正常的历史进程，自然的走下去，发展到农场经济和商社经济，这或许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可在刘协的操控和强制扶持下，新经济体制终于体现了他的优越性，为大汉帝国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新生经济获利者和其利益集团。
各地学府的成立和新技术的不断刺激，包括帝国强制地扶持和大面积对外掠夺，使本来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新经济利益集团的积累过程迅速缩短。在短短二十年后，他们就开始追求更大的利益，甚至在刘协的执意扶持下。依靠刘协手中的军权，和平的夺过国家的立法权。
刘协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没有强制使新政策跳过现阶段经济水平过多层次，而是只跳半步，其内在的思路就是永远比历史快半步。而不是一步，这是刘协三十年不断改革中最精妙的一点，那就是掐住新利益集团的潜在需求，提前改革，不让生产力受到制约。
在刘协执政的三十年内。大汉帝国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受到政策的制约，就仿佛火车踏上了铁轨一般，一直向前加速运动，并且随着惯性力保持不变，其平均运动速度也越来越快，而这个惯性力就是刘协不断提前半步颁布的新律法和新兴阶级内在扩大利益的需求。
是的，没有必要再去怀疑了，刘协告诉自己，帝国新时代已经彻底打开，曾经是自己一个人用力推开这扇门，可现在，所有的帝国新兴阶级都在和他一起用力推开这扇门。
封建社会跨向资本主义社会，最难迈过去的坎有两道，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封建君主和统治集团对新兴阶级的压迫，如今的大汉帝国已经迈过了这两道坎，走向了工业革命，但他没有走向纯粹的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中国国情的根基上，走向了二元君主制的中央集权民主帝国，走向了一种前历史世界（即刘协原生历史阶段，也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存在的根本就是从自然哲学中诞生的道教信仰，这种极其特殊的信仰对生产力没有约束作用，反而起到了催化作用，这种既狂热而又理性的宗教信仰确定了帝国中皇权和法权的和平共处与平衡约制时代。
道教让学者和普通人对自然科学保持了强大而狂热的崇拜和探索精神，让帝国子民在保持神秘信仰的同时，奠定了对社会公德和法律的尊重意识，确立了皇权等同宗教权利和神权的基本思维，确定了皇帝非管理者而是保护者的全华夏民族范围内的统一认识。
刘协通过自己的努力，向整个帝国传输了一种理念——大汉帝国的皇帝并非帝国的拥有者，而是帝国的保护者，是整个帝国的保护神。
无论是民间还是新兴阶级，甚至是皇室内，刘协都将这一理念通过行动和立法确定了这一统一意识，并力求使皇室也严格明确这一认知，接受这种认知。
当整个帝国都明确了这种认识，皇室的子嗣就会习惯这种认识，当皇室范围内的所有子嗣都接受这一认识，帝国的每一代后裔和继任者，都会以该认知为自己的责任。
皇室从刘协这一代起，就用文字和语言，用社会认知和宗教确定了皇室一条永恒不变得铁律，只有立志成为帝国的保护神，才有资格成为大汉帝国的皇帝，因为大汉帝国的皇帝等同于帝国的保护神。
新的《天尊道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信奉唯一的神，天尊，但不尊大汉帝国皇帝为你的保护者，你将失去神的祝福和保护。因为唯一的神——天尊已经将保护你的责任，托付给你们的皇帝，将祝福你们的责任托付给你们的教皇。
刘协开创了新的道教，并追随了该信仰。而他的子嗣都活在该信仰之中，刘协传授给他的子嗣所有自己的知识，唯一隐瞒的就是宗教的真相。因为他坚信，只要还有信仰，即使失去追求的动力，也会坚守信仰的价值和观念，因为对于看不清世界真相的人而言，拥有信仰就是存活在世界上的唯一底线，失去了信仰，人生对他们而言，就已经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