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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那些歌妓舞女渴望摆脱强颜卖笑的生涯，获得有尊严的常人的生活，这种心愿在词中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其他词篇，如《御街行》写一位歌妓在欢宴之余却“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集贤宾》代她们发出“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的呼声，都是怀着同情和平等的态度，为这些受凌辱的女子鸣不平。
这种思想感情显然来自城市平民的意识。柳永仕途蹉跎，在当时日益繁华的大都市中与歌妓乐工厮混，这种境遇冲淡了他身上的士大夫气息，而较多地接受了城市平民的影响。虽说柳永词中有时也流露出市民阶层的庸俗气息，但这种市民意识总的来说是对封建士大夫意识的一种冲击。后来不少人批评他的词“格调卑下”，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封建士大夫意识的流露。
这种市民意识的影响，还使柳永写出多篇描绘都市繁荣华丽景象的词作，这一题材是前人从未触及的。士大夫诗词中出现最多的是山野乡村、溪涧林泉。这既是他们在都市的仕宦生活的一种补偿，更是他们所着意强调的高雅旷逸的人生情趣的寄托，所以自然山水几乎成了士大夫文学的传统标志。而柳永则对都市生活表现出兴奋与迷恋，他写成都的有《一寸金》，写汴京的有《破阵乐》、《透碧宵》、《倾杯乐》，写苏州的有《木兰花慢》、《瑞鹧鸪》等等。这些词无不赞美繁华，渲染欢闹，期慕风流，乃至夸耀奢侈的消费，这与士大夫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总不忘标榜淡泊清高、点明自己的社会身份与责任的意识显然大相径庭。这一类作品中，以写杭州城市景象和西湖风光的《望海潮》最为著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与传统士大夫文学标准相去甚远的词作中，潜藏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人生意识和审美情趣。
柳永词中也有不少感慨人生失意、抒写羁旅行役之思的作品，往往在山村水驿、川林溪石、夕阳风雨的描绘中寄托自己凄凉心境，如著名的《八声甘州》、《雨霖铃》等。这一类词作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学比较接近，所以向来最受人称道。
不过，柳永在这些词中所表述的情绪很复杂，既有对功名利禄的蔑视，透出一种傲岸与狂放，有时却又不甘寂寞，显出郁郁不得志的痛苦，也有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总之，这类词常给人以沉重的苦闷感。
在艺术技巧方面，柳永词最重要的贡献是成熟地运用了长调词适于铺叙、层次丰富、变化多端的特点，为后人在词中融抒情、叙事、说理、写景于一体，容纳更复杂的内涵，开拓了新路。前录《望海潮》可为一例，《八声甘州》、《雨霖铃》更具有代表性。后一首如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上阙一层写秋景，一层写送别，一层写别后之景；下阙一层写秋日离别的伤感，一层写想象中酒醉醒来时的凄凉景色，再一层收回，叹息从此天各一方、孤单寂寞。或写景、或叙事、或抒情，曲折回环、重重叠叠地渲染气氛，缠绵悱恻地表现了离愁别绪。
另外，柳永词的语言也有特色。他一方面善于化用以前诗歌中的语汇和意象，如《八声甘州》中“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出于南朝谢朓诗，《满朝欢》中“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出于唐代崔护诗，以此增添与原诗内涵相关的联想，并达到雅化的效果，但通常不因此而显得深涩；另一方面，他也善于运用口语俚句，如《昼夜乐》“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忆帝京》“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等等，虽有时失于粗糙，但也使词更自然流畅。总的说来，柳永词的语言不以典丽为长，大都写得比较直率明白，很少掩饰假借之处，与其他词人不一样。
北宋中期文人写词的情况很普遍。除了以上介绍的词人和后面将在专章中介绍的苏轼外，像范仲淹、王安石虽作品较少，不是重要的词家，却各有一些优秀的词作。范仲淹的《渔家傲》作于他镇守延州与西夏对抗时，意境阔大，情调悲凉，堪称豪放词的先声；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在对六朝旧事的咏叹中寄托了对现实政治的忧患，文笔清丽而劲健，蕴意深沉，两者都是传诵的名篇。限于篇幅，不一一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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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苏轼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
一、苏轼的生平与个性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时，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祐六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即卷入了这一浪潮。在嘉祐六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
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他的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愈演愈烈，发展成政治、学术乃至意气、党派的尖锐矛盾。他处于被人“忿疾”、“猜疑”的处境，遭到包括“旧党”在内的人士与洛中理学家的攻击，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
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又把时局倒转过来，宣布继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于此一病不起。有诗文集《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支》）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