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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陕，陆游一共住了九年，由于他亲自到了第一线，体验了战场气氛，并经历欲战不能、壮志难酬的感情波澜，所以他在这期间的诗歌创作获得了以前所没有的成就；他的全部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正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值得留恋的生活。
从淳熙五年到去世是第三阶段。五十四岁的陆游于淳熙五年离川东归后，曾担任过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但不久就被赵汝愚弹劾，罢职回乡。此后近三十年间，虽几度出任公职，大部分时间过的是比较清寒的在野生活。在这二十多年赋闲的时间里，他一方面与乡民亲切交往，从而对农村生活有了较深的理解，一方面优游山水，赋诗作词，在大自然山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排遣自己的愁思。但是，他期望抗金北伐的热情始终不曾减退，常常在梦里都想着打到了北方，收复了失地，平时则看到一幅画、几朵花，喝上几杯酒，听了一声雁叫，都会激起他的满腔心事。正因为这种心情，他才在嘉泰、开禧年间以七十几岁高龄又一次复出，并为主战的权臣韩侂胄写了一些颂扬文字。尽管韩侂胄的为人受到很多批评，但毕竟在北伐抗金这一点上，陆游与他是一致的。
可是理想再一次破灭，直到陆游去世，他也没有盼到北伐的胜利。嘉定二年（1209）年底（按公历算已是次年元月），八十五岁的陆游一病不起，在临终前，他留下了一首《示儿》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一生创作甚富。其《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收诗九千余首，另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其中包括词二卷（单独刻行的名为《放翁词》）。他的文学成就首先在诗歌方面。陆游主要生活在宋金对峙的年代，南宋王朝北伐成功的可能和失败的危险同时存在，因此朝野上下主战主和的争议如风潮起伏，动荡不息。而对于一部分民族自尊心尤其强烈的士大夫来说，为国家和民族洗雪耻辱，恢复失去的疆土，解救在金朝统治下的人民，是他们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的心愿；而宋代文人通常受到抑制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宣泄。陆游留下的大量诗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反映这一种思想情感的作品。
这类作品同时由两个侧面组成：一方面是他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无论是早年的“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或是中年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还是晚年的“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都始终纠结着上述两方面的情绪。而且，这两者相互激扬：愈是悲愤，他对理想愈是执着；对理想愈是执着，他的悲愤也愈是强烈。这使他的诗歌既热情奔放，又深沉悲怆，如下面这两首名作：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这种悲愤忠烈的感情一直在他心灵中激荡，使他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在梦中也常常梦到“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在秋声中也常常想到“草罢捷书重上马，却从銮驾下辽东”（《秋声》），在夜间独坐也依稀觉得“三更骑报河冰合，铁马何人从我行”（《夜寒》），在雪天也突然热血沸腾，想象“群胡束手仗天亡，弃甲纵横满战场”（《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诗中，他写道：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贯穿陆游一生的理想，也是他观察和评价一切的价值标准。从这一标准出发，他激烈地抨击那些苟且偷安之辈和朝廷的妥协求和政策，因为这使得民族的耻辱永远难以洗清，使他的理想一次又一次地破灭。“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这种现状令陆游不由得仰天长叹“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与此同时，陆游虽然没有到过北方，却常以自己的心情去想象去推测北方人民的心情，并不断以他们的名义向南方的权势者提出责问。在《关山月》中，他以“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追问沉醉于歌舞的将领们的良心与责任；《夜读范至能〈揽辔录〉……》则把北方父老的殷切期待和南宋统治阶层对主战人士的压制加以尖锐的对照，对朝廷的用人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朝廷是否真有收复失地的决心表示了根本的怀疑：“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正是从两面来落笔：
迢迢天汉西南落，喔喔邻鸡一再鸣。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在陆游的上述诗作中，固然有传统的忠君意识，但主要的，它是与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民族情绪融为一体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共同心声。建立在理智上的清醒的政治见解和感情上的爱憎好恶融汇在一起，形成了陆游这一类诗歌的宏亮的声调和阔大的气势。
如果说以表现民族意识为主要内容、以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一类作品构成了陆游诗歌的主旋律，那么，还应该注意到他也有不少诗歌是以细腻冲淡的笔法、闲适恬和的情调，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它们构成了另一种旋律。而只有把两者合起来，才能看到陆游的完整的人格精神和他的诗歌的完整的艺术风格。
后一类作品并不意味着陆游忘却了北方那象征着耻辱的土地，而常常是他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寄托。特别是他后期的二三十年，大部分时间闲居在乡，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隔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他只能在山水田园中寻求一时的解脱。不过，应该说陆游对自然山水和乡村的日常生活确实是非常热爱的，常常能细心地体会出山水景物的生机和情趣，咀嚼出日常生活里的深长的滋味，所以有不少诗都写得很有情致。如果说他的抒发报国激情的诗作多是以强烈的感情和奔放的气势来冲击读者的心灵，那么这一类诗作则多以平和朴素的韵味和深永秀逸的意境感染读者，使之在细细的品味涵咏中感受到诗人的人生情趣、审美情趣。像《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
这是对农家淳厚简朴生活的礼赞，在这里诗人的痛苦心灵得到了一种安顿。“从今若许闲乘月”云云，似乎意味着诗人于难以在社会中完成自己的人格理想时，转而在闲常的生活中追求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因为有这种人生境界的存在，他才不至于从冲动走向绝望，而能够保持心境的镇定与恬谈，能够在许多诗篇中，以盎然的兴趣，描绘出山水景物与日常生活中美的意味，像《临安春雨初霁》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初夏行平水道中》的“市桥压担莼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西村》的“茂林风送幽禽语，坏壁苔侵醉墨痕”等等。《剑门道中遇微雨》写道：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他既是征人，也是诗人。对理想事业的热情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合成了他的完整的灵魂。但这两者也常在他的心中互相矛盾着，引起痛苦，而使他诗中的自然景象和生活场景有时染上悲凉的色彩，像“山衔落日青横野，鸦起平沙黑蔽空”（《溪上作》），“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度浮桥至南台》）等等；而《小园》一诗的末句“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种瓜”，更清楚地表达了他心中深藏的事业理想还是要常常冲出情绪的表面。令他在观赏自然和体味日常生活时，也并不能总是保持平静。
不过，对陆游的诗歌需要注意到一点，就是：陆游虽然自号“放翁”，其实正统观念还是较强的，所以他的诗歌无论表现报国的热情还是日常生活的情趣，大体上都是相当“纯正”而很少出格的地方；换言之，陆游在抒发感情的时候，显然受到理智的约制。因此，他的诗歌中的情感内容不够丰富复杂、活跃多变。这一点同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性格不那么循规蹈矩而富于豪杰气概的辛弃疾相比，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
二、陆游的诗歌艺术及其他
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幾，曾幾称赞他的诗像吕本中，他自己也很得意，可见他曾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少年时代打下了这一烙印，直到他老年也并未完全消除，他不仅始终保持了对诗歌语言精细考究的习惯，而且不时会写出些生新瘦硬、雕琢藻饰的诗句。不过，中年以后，他的诗风有所变化，这主要是他广泛学习了前人之长。在陆游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从屈原、陶谢、李杜、高岑、韩孟、元白乃至宋代的梅苏，都是他借鉴的榜样：屈原、杜甫、陶渊明诗的情感，李白、杜甫、白居易、梅尧臣等人诗的艺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给予他一定的影响。
当然，陆游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人。他有一句名言：“工夫在诗外。”（《示子遹》）什么是诗外工夫呢？他的《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又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这就是说，诗的妙处，来之于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现实世界的深切感受，而不可能在闭门造车、模拟古人中求得。另一方面，陆游又很重视诗人的自我精神品格的涵养，《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说：
“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他把生活经历和内在涵养看成是写诗最根本的依据，所以，他虽然善于学习前人的风格、技巧，化用前人的诗意、典故、词汇、句法，但这些只是他用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的工具，而不是自我禁锢的圈牢。在这一点上，他同江西诗派强调“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陷在古人堆中不能自拔更是给予严厉的批评。
由于既广泛汲取前人之长，又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灵活运用，各适其宜，陆游诗歌的风格具有多样化的面貌。大体说来，他的好诗以七言为多，其中七言古体往往写得热情奔放，七言绝句或雄快斩截，或轻灵含蕴；他的七言律诗最为人称道，而由于内容的不同，风格上也有差异：抒发报国之志、悲愤之情的一类，偏向于深沉郁勃；描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一类，则偏向于简淡古朴。如前面所录的《感愤》和《游山西村》，可以作为两种类型的代表来看。
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陆游则说“锻诗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