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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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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陆游则说“锻诗未就且长吟”(《昼卧初起书事》),可见他和杜甫一样,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也是很讲究的。特别是他的七律,大都结构严整,对于辞句经过反复的推敲。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香菱所摘的一联“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书室明暖……》),感受很细腻,写得也很精致。再有,陆游读书广博,知识丰富,又毕竟受过江西诗派的熏陶,所以他也喜欢运用典故,化用前人的诗句,刘克庄《后村诗话》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像《游近村》“乞浆得酒人情好,卖剑买牛农事兴”是化用苏轼《浣溪沙》“卖剑买牛真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小筑》“生来不啜猩猩酒,老去那营燕燕巢”是化用白居易《感兴二首》之二“樽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不过陆游很注意将它们融化在自己的诗中,并翻陈出新,像著名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据说就是从绍兴间诗人强彦文诗句“远山初见疑无路,曲径徐行渐有村”(见周煇《清波别志》)化出,但陆游的诗句更自然更有深意。
不过,陆游虽然很讲究作诗的技巧,但他最高的艺术追求,却是归于自然平淡。他一再说“诗到无人爱处工”(《明日复理梦中意作》),“俗人犹爱未为诗”(《朝饥示子聿》),“诗到令人不爱时”(《山房》),就是说要使诗达到一种大巧若拙的地步,即所谓“好诗如灵丹,不杂膻荤肠”,“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夜坐示桑甥十韵》)。所以,他的许多诗能在锤炼之后,显得温润圆熟,雅致而简朴。
但陆游诗歌的缺陷也很显著。作为一个大诗人,他善于学习和运用各种不同的风格,但他的独创性不能算是很强的;
他写得太快太多,不免有粗糙的败笔,尤其是意境变化较少,词句自相蹈袭,每每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清人朱彝尊说他“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书剑南集后》),不是毫无道理的,赵翼《瓯北诗话》就专门举出过这方面的例子。
至于用典过于堆垛、化用前人诗句而缺乏新味的情况,也有不少,像徐俯《春日》的名句“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陆游的《春日绝句》诗套作“二十四番花有信,一百七日食犹寒”,就学得很笨拙。
除诗歌以外,陆游的词和散文也有一定成就。
陆游对于词的态度,有些自相矛盾:在正统的观念上,他不大看得起这种向来风格内容不够严肃的文体,认为它是从“郑卫之音”而来且“其变愈薄”的产物,但又对它有相当的兴趣,“渔歌菱唱,犹不能止“(《长短句序》),留下的作品也有一百来首。
由于对词怀有某种偏见,他的一部分词就写得相当随便,像一些写游宴赠妓、隐逸学道的,艺术上显得粗糙。但他毕竟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一部分寄寓了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的词,也会写得相当出色。如《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簿,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首词有人认为是为唐琬而作的,也有人认为与此无关。后说近是。不管怎样,其中总是包涵了作者对人生的某种真切体验,才能把一对被阻隔的有情人的心理,写得如此感人。而另外有许多抒写他的抗金报国之志的词,更是激情洋溢,如《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和同类题材的诗一样,一种报国无门的悲愤溢于言表,使人深受感动。还有一首《卜算子·咏梅》,是以梅的形象自喻,表现一称清高孤傲、不肯与俗世合流的情怀,也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陆游对苏轼的词十分佩服,说它“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跋东坡七夕词后》),他自己的词,也较多地受到苏词的影响,常有意追求开阔豪放的风格。只是陆游的词写得比较凝炼紧凑,而少有苏轼词的那种轻灵流动、开合变化。
陆游的散文中,一些短篇的题跋、书后之类,往往写得精整雄快,很有特色。如《跋李庄简公家书》,数十字便勾勒出李光的“英伟刚毅之气”,如在目前。他的《入蜀记》是一部日记体的纪游文,文字颇简练。尤其过三峡的一部分,多有对自然风光及名胜古迹的描述,读来饶有趣味。

………………………………………………
第三节 辛弃疾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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