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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的书名带有浓厚的道教训诫色彩。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通俗小说的惯例，即通过标榜道德训诫来提高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需要注意到这里所表现的道德观，往往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而与旧道德传统相背。在“三言”中，写恋爱与婚姻题材的占据了很大比重，成就也最高。这类小说常把“情”和“欲”放在“理”或“礼”之上，要求“礼顺人情”。这意味道德规则只有建立在满足人们的正常情感需要的基础上，才有其合理性。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写孙玉郎代姐到刘家行婚礼“冲喜”，夜与刘家女儿慧娘同眠，两人本各有婚约，却结下私情。刘家告玉郎诱骗其女儿，乔太守却判二人结为合法婚姻。判词中说：“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意谓人的情欲无法抑制。又说：“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意谓两情相悦是婚姻的前提，而“礼”应该顺合人情的实际。这位乔太守被赞为“不枉称青天”，他代表了人们对尊重感情的婚姻关系的向往。
《卖油郎独占花魁》在描述感情如何成为美好婚姻之基础的同时，还突出了妇女维护人格尊严的要求。花魁娘子莘瑶琴作为一个名妓，周旋于公子王孙之间，在奢华的生活中感受到的却是人格的屈辱；而在卖油小商人秦重那里，她才得到近于痴情的爱和无微不至的体贴。这使得她终于摆脱了对秦重的身份地位的偏见，而宁愿跟随他去过一种相濡以沫的朴实生活。在据《负情侬传》改写成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则用相反的结果表达了同样的主题。
在文言小说《珠衫》中，对“失节”的妇女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宽容，而据此改编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在这一点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强化处理。另外像《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守寡十年，其志甚坚，最终却经受不住仆人的引诱。作者议论说：“孤孀不是好守的”，“到不如明明改嫁个丈夫”。在他看来，虽然邵氏有过失，但原因首先是守节本身不合理。
“三言”的素材来源广泛，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像《卢太学诗酒傲王侯》赞美了一个兀傲放达的文士，读来也令人喜爱。但作为一部小说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大量描写了普通市井人物的凡俗生活。同样由于素材来源广泛，加之作者自身观念构成的多面性，“三言”的思想内涵也比较复杂，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则是肯定人们按照自身意欲追求生活幸福的权利。
这两种特点的艺术化表现，则有赖于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传统的相互结合。
在冯梦龙这样优秀的文学家参与之前，话本小说的艺术形态可以认定是颇为粗糙的，但它不仅富于世俗生活气息，也提供了一种新鲜活泼、富于生命力的语言形式。文言小说方面，虽然在冯梦龙以前已经出现诸如《负情侬传》、《珠衫》这样颇为精致而人生观念也具有新异色彩的作品，但它的语言形式却有致命的弱点。文言是一种与生活中的口语相脱离的书面语，简练是其基本要求，它向生活语言的靠拢是有限度的。优秀的小说所要求的活生生的、直呈的生活场景，在文言形式中不可能得到实现。这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必然造成限制。
由此来看“三言”，便能发现它在小说艺术上的重要进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写许宣向老陈借伞：
老陈将一把雨伞撑开，道：“小乙官，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不曾有一些儿破，将去休坏了！仔细，仔细！
老陈的谨慎和罗嗦，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对话在文言小说中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再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即《珠衫》中的楚人妇）为例，在原作中已经大致勾勒出她的性格特征，但到了话本中，她的善良软弱、易受诱惑、既贪恋新欢又顾恋旧爱的个性才得到充分而富于生活气息的展现，从而成为中国小说中未曾有过的艺术形象。另外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若不是以白话小说“不厌其烦”的笔法去描写，他的老实厚道的性格也无法刻画得如此成功。
文言小说中看不到用细致的笔触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既是受史传传统的影响，也与文言讲究简洁有关。而“三言”在这方面也有很明显的发展。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得知妻子与人私通的情形，增加了原作所没有的一段，描写他又恼又恨又悔的心情活动过程，长达五、六百字。在以前的小说（包括白话长篇小说）中，没有出现过如此细致的心理描写。它的出现，既是以对人性的正视和宽容为前提的，也是小说艺术不断发展的结果。下面是其中的最后一小节：
（兴哥）急急的赶到家乡，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
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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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凌濛初和“二拍”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十八岁补廪膳生，和冯梦龙一样科场不利，不得已而转向著述，五十五岁方任上海县丞，后因功擢徐州判官。除“二拍”外，还有戏曲《虬髯翁》、《红拂》以及其他类型的著作多种。
《拍案惊奇》（又称《初刻拍案惊奇》）撰成于天启七年，四十卷四十篇；《二刻拍案惊奇》是因前书印行后受到普遍欢迎，应书商之请续作，完成于崇祯五年。依书前凌氏《小引》，应为“四十则”即小说四十篇，与前书同。但今存最完整的明尚友堂刊本，亦仅有三十九卷，书末附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又第二十三卷与初刻第二十三卷相重，实有小说三十八篇。当是原书在流传中已有残缺，由书商凑补成四十卷的面目。
“二拍”中已不再有收录改编旧传话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它对传统的陈腐观念的冲击与反抗、所表现的市民社会意识，要比“三言”更为强烈。如《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一篇，写朱熹因挟私嫌于唐仲友，便肆意迫害妓女严蕊，要她供出与唐“有染”，以为“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的罪名了”。此故事原出周密《齐东野语》，据研究者考证，与事实有异。但小说把朱熹这位大儒描绘成十足的小人形象，实是代表了晚明文人对作为官方学说的程朱理学的极大厌恶。它所攻击的直接对象，首先是当代的假道学。
“二拍”中写缙绅名流厚颜无耻、凶暴残忍、忘恩负义之类行径的故事特多，也是基于相同的出发点。所谓“官与贼人不争多”（《二刻》卷二十）、“何必儒林胜绿林”（《初刻》卷八）。这样的评语，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统治力量的认识。
在反映商人的经济活动和追求财富的人生观念方面，“二拍”也更为集中和具体。如《乌将军一饭必酬》的“头回”，写王生与婶母杨氏相依为命，王生经商屡遭风险，杨氏一再出资相助，鼓励他不可泄气。这个以经商为“正经”、颇为贪财的杨氏，与过去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商家妇女形象有根本的不同；而作者称赞她是“大贤之人”，也明显是市民观念上的评价。另外，《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均以欢快的文笔描述商人的奇遇，突出了商业活动中的偶然因素和把握机会的重要，撇开其神奇的成分，实际是赞赏敢于冒险求财富的人生选择。
与“三言”一样，爱情与婚姻也是“二拍”中最重要的主题，但两者的偏向有所不同。“三言”中一些优秀的爱情故事，每每把“情”视为理想的人伦关系的基础；而在“二拍”中，同样肯定“情”对于人生的至高价值，但更多地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这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写女尼静观爱上闻人生，便假扮和尚出走，在夜航船上主动招惹闻人生，最后得成完美婚姻。作者对此评述道：“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通闺闼坚心灯火》一篇更具代表性。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订终身之盟，后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私会。小说中写道：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
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对封建礼教所作的大胆抗争，在这里被描述得具有悲壮的意味。
“二拍”在描写爱情与婚姻故事时，和“三言”一样，常常对妇女的权利作出肯定。《满少卿饥附饱飏》中作者明白地指出，男子续弦再娶、宿娼养妓，世人不以为意，而女子再嫁，或稍有外情，便万口訾议，这是不公平的。两性关系上的平等意识，表现得相当明确。《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一篇，写巫娘子遭人奸污，之后设计报仇，丈夫见她“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里对妇女的“坚贞”的看法，也明显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相背，而更具人道色彩和接近现代意识。
晚明文学在肯定情与欲时，每每伴以直露的性行为描写，这种缺陷在“二拍”中也比较突出。如《任君用恣乐深闺》一篇，指斥富贵之家广蓄姬妾是对女性的不公平，认为“男女大欲，彼此一般”，其见识是可取的，但故事情节的描绘，则显得过于庸俗。另外，如谈神鬼迷信、轮回报应，有时宣扬陈腐的忠孝节义观念，也是“二拍”中明显的糟粕，这表明作者的思想观念往往存在矛盾之处。
“二拍”中的故事，大多写得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前面所说“三言”的一些艺术特点，如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等，也是“二拍”所具有的。只是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全篇精雕细琢的作品，在“二拍”中难觅可以媲美之例。但“二拍”也有格外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凌濛初对小说反对偏重传奇性的看法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拍案惊奇序》说：“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
又批评当世小说“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写一种“无奇之奇”。“三言”中的小说，情节上运用巧合较多，而在描写具体人物性格、生活场景时，则多有平凡真实的成分，这已经是向“无奇”转化。“二拍”中作品，虽未必能达到作者自己提出的标准，但其中写得好的，如《韩秀才趁乱聘娇妻》、《恶船家计赚假尸银》、《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等篇，非但没有神奇鬼怪或大奸大恶之类，而且也没有过于巧合的事件。情节的生动，主要靠巧妙的叙述手法。这就更向“无奇”的方向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