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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期的小说中，翻译作品比创作的数量还要大。这本来不属“中国文学”的范畴，但作为一个特殊时期中文学的总体现象来看，仍值得注意。翻译小说的勃兴，既有助于当时的人们放开眼光看世界，了解异域的文化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为中国的小说创作在多方面提供了借鉴。不过，当时的小说翻译，由于缺乏对外国文学的全面认识，还缺乏系统性，所介绍的作品，以娱乐性读物为多，真正的经典之作反而译得很少。
清后期小说的成就虽然不高，但由于数量庞大，传播广泛，加强了文学与大众生活的关联，也提高作家的创作兴趣，再加上对小说的价值的重视，这些对于建立小说在新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代后期也出现了许多文学批评和研究性质的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有少数学者对文学的看法有了全新的视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小说理论方面，虽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但也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想的某些成分。与此同时，王国维撰写了《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戏曲史》），第一次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作了系统性的研究，他对戏曲的艺术价值的认识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和西方戏剧理论也有明显的关联。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更为深入地运用了西方美学思想来分析中国文学，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周树人（鲁迅）留学日本时所作《摩罗诗力说》（“摩罗”为梵文“恶魔”之意），以西方文学为主要例证，热情赞颂文学中的叛逆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更是他后来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先声。
从元代以来，尤其是从明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以反抗封建专制的压抑、张扬个性、促使人性朝着自由完美的方向发展的变革因素虽屡遭挫折，却在艰难中持续地成长着。这种因素在清末民初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出现急速的扩张，而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但尽管有外来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自身的变革因素仍是决定性的和一贯的；从明中期至“五四”，中国文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终章中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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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诗词文
整个清代前期的文学，都受到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以及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变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在诗、词、文中表现得尤为直接。不过，清代前期的文人，一部分由明入清，一部分生长于清初而与前朝的关联较少，政权更迭在他们的感情上所造成的负担有所不同。清代前期的诗、词、文，便在这两类不同的文人的创作中发生了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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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诗歌
一、清初诗坛
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吴伟业是明末就有诗名、入清后继续保持着相当影响的诗人，他们和龚鼎孳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他们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但诗歌的作风和对诗歌的看法却有显著的区别。在明末清初之际诗歌的分流中，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趋向。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其诗作于明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收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而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但抛开政治上的取舍变化来看，钱谦益思想中核心的东西还是前后一致的，而这与他的文学观念有最直接最重要的关联，即他对于明中期以来的新思潮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晚明文风的问题首先是学风的问题，由于“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才导致“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赖古堂文选序》）。而挽救的办法，是“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答山阴徐伯调书》）。表现在诗学中，他虽然接受晚明以来重视“性灵”的立场，却又提出重“学问”的要求，讲究“学殖之所酝酿”（《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主张“萌拆于人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而所谓“学问”，又首先是“经之以经史”（《周孝逸文稿序》）。这些思想，与稍后的顾炎武基本一致，或者应该说，顾炎武大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前人往往因为钱、顾二人在政治上受到不同评价，而忽视了这一点。
钱谦益编有广罗明代诗歌的《列朝诗集》，并在其中《小传》部分通过对各家的衰贬、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他借公安派的言论严厉指斥前后七子，再对公安派提出纠正，实际对这两家均不赞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公安派是要在七子派的立场上向前推进，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个性抒发上的疏隔的话，钱氏的立场实是向后退，消除“复古”文学观所造成的文学与经史之“学问”的疏隔。当然，他对某些一般问题的看法也不错，如认为唐、宋、元诗均有可取，不应偏狭地宗法一家一派等。但关键是“学问”所在，“性情”自然收敛。清代诗歌宗宋的一派，即以钱氏为起点，明清诗的变化，亦以钱氏为一大转折。
钱谦益本人的诗，主要是把唐诗的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他的生活观念和情感都很复杂，但作为一个身份地位很高的士林领袖，在向世人表述自己的时候，对于呈现于诗中的自我形象，他是经过理智的思考来找到恰当姿态的。以《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十为例：
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歌舞任他猜。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明日孔融应便去，当年王式悔轻来。宵来吉梦还知否？万树西山早放梅。
崇祯初魏忠贤一党失势，钱谦益被召入京，满怀入阁主政的希望，却被政敌抓住某些旧把柄而遭贬斥。诗中自诩、怨恨和故为旷放之态，通过一系列典雅的语言得到有节制有分寸的表现。
在一些感慨兴亡的诗作中，他的感情要表达得真切些。如《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之四：
苑外杨花待暮潮，隔溪桃叶限红桥。夕阳凝望春如水，丁字帘前是六朝。
秦淮风物依旧，而前朝风流散去如梦，写来思深笔婉。末句曾被略加改造后用于《桃花扇》，可见此诗曾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钱谦益的诗语言技巧颇高，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藻丽，这些对于重视雅致趣味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后曾与侯方域相约终隐（见《怀古兼吊侯朝宗》自注），但迫于清廷的压力，还是应召北上，当了国子监祭酒，一年多后即辞职南归。有《梅村家藏稿》。
和钱谦益不一样的是，吴伟业并没有很强烈的用世之心，入清以后也不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但为了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出仕清朝；仕清以后，则感受到传统“名节”观念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又十分痛苦。如《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更说：“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而他的众多牵涉明清易代之际人事的作品，也主要是在这一点加以抒发，显得感人。吴氏临终时，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见顾师轼所作吴氏《年谱》引），这也许是他企图摆脱社会所加的政治身份的最后挣扎吧。
吴伟业对诗歌的看法与钱谦益不同，许多议论针锋相对。
如《与宋尚木论诗书》举李、王与钟、谭二说，言：“此二说者，今之大人先生有尽举而废之者矣，其废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则又非也。”此处“大人先生”即指钱谦益。又《太仓十子诗序》反对钱氏对王世贞前期诗的批评，否认所谓王世贞“晚年定论”之说，云：“其盛年用意之作，瑰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隤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快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其核心问题，在对七子诗派的评价。
在介绍晚明诗文时，我们提及，明末时七子诗派的文学主张有复兴之势。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太仓派”，是其两大支柱。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实际是七子派理论主张与公安派理论主张的结合。这一趋向早在袁中道时即已显露，他认为，对于七子，当“学其气格高华，而力塞后来浮泛之病”；对于袁中郎，当“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阮集之诗序》）。这种折中调和之论，既是公安派诗难以在破坏传统的方向上更向前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公安派诗艺术缺陷的纠正。而陈子龙号称追踪七子，也是既反对七子的“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又反对公安派的“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仿佛楼诗稿序》），他的态度和袁中道是一致的。前面引吴伟业对钱谦益的反驳，表明了相似的态度。而在创作的实绩上，吴伟业取得了更为特出的艺术成就。
吴伟业早期的诗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如《子夜词三首》：
人采莲子青，妾采梧子黄。置身宛转中，纤小欢所尝。
忆欢教侬书，少小推无力。别郎欲郎怜，修笺自雕饰。
夜凉入空房，侍婢待除装。枕前钩不下，知未解衣裳。
诗中女子对情人的怀念与期盼，被描绘得细致而生动，虽然着笔无多，人物的性格和神情却呼之欲出。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吴伟业写了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而尤以七言歌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