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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剧写到政治斗争时，正反两面人物的品格常呈现为相反的极端，《桃花扇》虽不能完全摆脱陈套，但已有较明显的改进。如阮大铖本是著名戏曲家，剧中既写了他的阴险奸滑，也注意写他富于才情的一面；对复社文人，剧中也触及了他们风流轻脱的名士派头。尤为突出的，是在正反两面之间，作者还刻画了几个边缘性的人物，其中杨文骢写得最为成功。他能诗善画，风流自赏，八面玲珑，政治上没有原则，却颇有人情味；他依附马、阮而得势，但在侯、李遭到马、阮严重迫害时，又出力帮助他们。象征李香君高洁品格的扇上桃花，是他在香君洒下的血痕上点染而成，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笔。由于他的存在，剧情显得分外活跃灵动。
总之，在古典戏剧中，《桃花扇》较多地注意到人物类型的多样化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
孔尚任非常重视戏剧结构。在《凡例》中，他提出剧情要有“起伏转折”，又要“独辟境界”，出人意料而不落陈套，还要做到“脉络联贯”，紧凑而不可“东拽西牵”。这些重要的戏剧理论观点，在《桃花扇》中得到较好的实现。全剧四十出，外加开场戏、过场戏、尾声四出，规模略近于《长生殿》，但剧情要比后者复杂得多。剧中以桃花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串联侯、李悲欢离合的爱情线索，又以这一线索串联南明政权各派各系以及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活动与矛盾斗争，纷繁错综、起伏转折而有条不紊、不枝不蔓。从戏剧的构造能力来说，《桃花扇》在古代戏剧中也是很突出的。
《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尽管作者未必是有意识的，但他确实触及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
在强调个人对群体的依附性的历史状态下，某种群体价值的丧失便直接导致个人价值的丧失，这造成了人生的不自由和巨大痛苦。
《桃花扇》的曲辞偏于典雅，不及《长生殿》的优美生动，但也不乏精采之处。前面举例的两支曲子，就是深受人们赞赏的佳作。
在《桃花扇》写成之前，孔尚任还和顾彩合作写过一部《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宫的乐器，孔尚任曾有收藏。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载，唐宫女郑中丞善弹小忽雷，因忤旨赐死，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梁厚本所救，遂结为夫妇。《小忽雷》即以此为蓝本，牵入文宗时代一些著名文人的活动以及文士与宦官的斗争，敷演成剧。其文辞优美，但总体成就远不如《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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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清中期戏剧
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是文人戏剧创作的高潮。到了乾隆时代，这种创作已进入尾声（这和清中期文学总体上的高涨不同）。当时，一方面产生了一批朝廷指命写作、备宫廷庆典用的大戏和士大夫创作的歌功颂德之作；另一方面，一般的剧作也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宣传正统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的倾向。当然，戏剧中包含一定程度的正统道德观念的情况从来就是难免的，如前期《长生殿》、《桃花扇》都有表彰“忠义”的内容。但与此同时，剧作必须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作者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和理解，具有艺术上的创造性，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而清中期许多剧作，却是首先从观念出发，以戏剧故事演绎观念。如夏纶（1680—1753？）的《新曲六种》，在各题之下分别注明“褒忠”、“阐孝”、“表节”、“劝义”之类主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种风气下，清中期戏剧虽然数量不少，也间有稍好的作品，但总体上是没有生气、缺乏创造性的，也没有产生什么杰作。
下面，我们对清中期主要剧作家分别作简单的介绍。
唐英（1682—约1754），字俊公、叔子，汉军正白旗人，著有《古柏堂传奇》十七种。唐氏剧作有些明显是宣扬封建礼教的，如《佣中人》写一卖菜佣人闻崇祯帝自杀，遂触石而死。其总体的艺术造诣也不高，但他的若干剧目有浅俗单纯、便于演出之长。他根据梆子腔剧目改编的《面缸笑》、《十字坡》、《梅龙镇》等，后来又被改编成京剧《打面缸》、《武松打店》、《游龙戏凤》等，广泛演出，这在清代戏曲家中不多见。
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苕生，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乾隆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工诗文，与袁枚、赵翼并称三大家，有《忠雅堂集》。作剧三十余种，今存十六种，较为通行的有《藏园九种曲》。蒋氏为乾隆时代最负盛名的戏曲家，论者或比之于盛唐之诗（见杨恩寿《词余丛话》），实为过誉。他有些戏是专为皇家祝颂而作的（如《康衢乐》等四剧），一般作品，也大抵政治色彩、说教意味甚浓。如通常评价较高的《冬青树》传奇，写文天祥、谢枋得等人殉难故事，论者或以为表彰了“民族气节”，然作者的本意，却主要在宣扬忠孝节义，人物的描写也未能摆脱概念化的弊病。又如《桂林霜》传奇，写广西巡抚马雄镇拒绝跟随吴三桂谋叛，全家系狱四年，后与家眷二十余人同时遇难，情调与前一种相仿佛。盖从“忠义”的意义而言，文天祥之忠于宋，马雄镇之忠于清，在作者看来并无不同。另有《临川梦》传奇，将汤显祖生平事迹与他的剧作中的人物结合起来写，构想颇有些新异，但作者立意要把汤显祖写成“忠孝完人”（自序），却又陷入迂腐。另外，结构松散，多用神仙鬼怪出场，也是蒋氏剧作显见的毛病。其主要长处，是以较高的诗歌才力写作曲辞，语言老练而富有文采。
杨潮观（1712—1791），字宏度，号笠湖，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举人，曾长期在各地任县令，后迁四川邛州知州。关心民生，有政声。作有均为单折的短小杂剧三十二种，合编为《吟风阁杂剧》。剧本多以史传记载为素材，加以虚构，以寄寓自己对政治与社会的看法。杨潮观很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仿白居易《新乐府》之例在每剧前作小序，说明本剧的主旨和写作的用意。其中有些也是宣扬封建礼教的，如《感天后神女露筋》之表彰贞节。但作为一个关心下层民众的低级官员，他更注意实际的政治问题。如《汲长孺矫诏发仓》，表彰汲长孺为救济灾民而作权变，强调“为国家者，患莫甚乎弃民”。又如《李卫公替龙行雨》，写李靖代龙王行雨，因过于自信，使旱灾转为水灾，“为苍生反把苍生来害”，这里提出了有济世之心未必即成济世之业的问题。
《寇莱公思亲罢宴》是《吟风阁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写北宋寇准预备设宴庆祝生辰，大肆铺张，府中一老婢见此景追忆起寇母当年含辛茹苦教育寇准的往事，悲从中来，寇准也因此感动，下令罢宴。此剧着重表现寇准的孝思，并有戒奢崇俭的用意，但写得较有人情味，使人容易接受。
杨潮观杂剧的内容较广泛，大多包含讽谕劝惩的意识。一些较好的作品，能够把这种主观意识和自己的切身感受结合起来，不致成为空洞的说教。但从有益政教的目的出发来写作，毕竟还是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从艺术上来说，杨氏的剧作剧情都相当简单，除《寇莱公思亲罢宴》等少数几种，舞台效果都不佳。而曲辞大多爽朗生动，宾白也较流畅，有一定的造诣。
清中期还有些可以一提的剧作家。如桂馥（1736—1805），有杂剧《后四声猿》，包括《放杨枝》、《投溷中》、《谒府帅》、《题园壁》四种，分别写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四位文人的故事；舒位（1765—1815）有杂剧集《瓶笙馆修箫谱》，包括《卓女当垆》、《樊姬拥髻》、《酉阳修月》、《博望访星》四种，分别写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卖酒的故事、伶玄与妾樊姬夜谈赵飞燕的故事、吴刚邀众仙修补残月的传说、博望侯张骞探河源而遇牵牛织女双星的传说；周乐清（1785—1855），有杂剧集《补天石传奇》八种，专将历史上令人遗憾的人物遭遇写成相反结果，如屈原投江遇救，再为楚王重用之类。
另外，演白蛇与雷峰塔故事的戏曲，经过民间长期的流传与改造，在乾隆中叶基本成型，出现了两种重要的《雷峰塔》传奇剧本：一是艺人的演出本，相传出于戏曲艺人陈嘉言父女；一是徽州文士方成培的修定本。白蛇故事在中国各地戏曲中传演最为普遍，故这种剧本的出现值得注意。
清代戏剧的衰微状态在这以后日甚一日，清后期虽还有少数文人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如黄燮清、杨恩寿等，但已无足称道。清朝末年又产生过一些以传统戏剧形式宣传政治变革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未获得成功。
在戏曲表演方面，乾隆以前，昆曲占有绝对优势，虽有其它地方戏曲存在，但流行不盛。自乾隆时期开始，出现“花部”（指各种地方戏曲）和“雅部”（指昆曲）的分判，这意味着地方戏曲已能与昆曲分庭抗礼，乃至逐渐占取上风。李斗《扬州画舫录》说：“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这是指乾隆对流行于扬州的花部各腔，已经可以看出其支派的繁盛。
在北京，清初已有京腔、梆子腔与昆曲并存。乾隆时各地剧班纷纷进京，形成南腔北调汇聚一城的局面，其中秦腔尤盛。乾隆末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又带来徽剧的二簧调。徽班以唱二簧调为主，又吸收秦腔、昆曲等声腔曲调，逐渐风行一时。至道光年间，二簧调再次与湖北艺人带来的西皮调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徽剧，即皮簧戏，以后改称“京剧”，并逐渐成为流行全国的剧种。
清代花部各腔及后来京剧所演出的剧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从民间故事传说中取材；二、改编原来用昆曲演唱的传奇、杂剧的剧目；三、改编《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杨家将》等各种通俗小说中的故事。民间艺人演剧，重在浅俗有趣，内容不像文人创作那样精细繁复；剧本的流传，也主要靠师徒口授和手头抄写，所以不易保存和传播。乾隆中后期刊行的《缀白裘》（新集）收有数十种花部诸腔的剧本，但都是其中的一些片断，并不完整。解放以后搜集整理了大量京剧传统剧目，但年代都已经是比较晚的了。
花部和京剧在戏曲史的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内容，从文学史来说，由于缺少剧本的根据，只能作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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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清代中期的诗词文
进入乾隆时代，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已经完全过去了。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尊重，使得汉族文化人于仕途经济之外，尚能安身立命于经史、辞章之学，甚至，这一类学问的精深雅致还有过于元明，因而民族对立的意识也更加淡化。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合乎正统的一环，已经被承认为无可置疑的事实。
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更具根本性的矛盾，这时重又单纯而尖锐地刺激着人们的思考。虽然没有形成晚明那样显著的社会思潮，但是，对封建专制下人格奴化现象的厌恶，对个人的创造才能无法实现而感到的苦闷，确实在清中期的文学中有着持久而深入的表现，这既见于小说，也见于诗文。而到了嘉庆、道光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