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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宣帝时期，辞赋创作继续繁荣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宫廷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汉书·王褒传》）。当时最著名的辞赋家是王褒。王褒（生卒年不详）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他的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甘泉宫颂》、《碧鸡颂》、《僮约》、《责须髯奴辞》等，其中以《洞箫赋》与《僮约》比较出色。《洞箫赋》是第一篇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的赋，王褒之首创，盖与西汉中期乐府音乐之盛有关，同时，也与宣帝太子（即元帝）喜欢洞箫有关（《文选·三都赋》刘楠林注：“汉元帝能吹洞箫”）。《洞箫赋》的取材深受《七发》第一段的影响，但王褒将之发展为全赋，这无疑扩大了汉赋的题材范围，开了后世的咏物赋和音乐赋的先河。《洞箫赋》中所描写的自然景色，与《七发》第一段的类似描写相比，是更为主观化和浪漫化的，因而也是一个进步。《洞箫赋》虽多用骚体句，但杂以骈偶句，这也是首开其端的。自此以后，辞赋中的骈偶句也像散文中一样，渐渐地多了起来。总之，这篇赋在各个方面都颇有独创性。《僮约》和《责须髯奴辞》都是游戏笔墨，大约都是为了宫廷娱乐的需要而制作的，开了后来蔡邕的《青衣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游戏文字的先河。而且，从这两篇作品，也可以想见今已不存的枚皋和东方朔的“嫚戏”赋的大概面貌。
第三节 散文的变迁
西汉前期和中期的散文，《史记》另作别论，以单篇的文章而言，总体上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同时也讲究文采。这一种文章，受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大。
西汉前期，由于分封诸侯的势力较大，游于诸侯宫廷的文士，所作文章依然保存了战国纵横家的气息。邹阳（？—前１２０）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邹阳曾先后游于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门下，在当时以口辩著称。《汉书·艺文类》在纵横家类著录有《邹阳》七篇，可见他本身是一个纵横家式的人物。邹阳的文章以在梁时所作《狱中上梁王书》最为著名。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它大量引征史实，运用比喻，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主要以排比铺张为手段，语意层见复出，滔滔不绝，以此造成盛大的气势，是典型的战国文章的辩丽风格。
邹阳游梁之前，先游于吴，见刘濞有反叛的迹象，作《上吴王书》以劝谏之。同时游于吴的枚乘，也作了《上吴王书》陈说利害。因吴王不听，两人遂去吴游于梁。这两篇文章，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认识到中央集权的制度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这说明，战国游士的身份，在汉代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而典型的战国纵横家式的散文，也已到了最后的阶段。
因此，代表西汉前期散文主流的，不是上述一类作品，而是一批为中央政权服务的政治家写作的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政论散文。这些作者，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个人前途同政治的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文章的中心论题，是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这既是君主和整个社会的需要，也是他们自身的需要。与战国诸子讨论政治问题的散文相比，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有三点显著不同：一是更注重具体的实际的政策方针，而不是一般地从理论上讨论政治的原则；二是既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具有战国散文所缺少的整饬谨严的风貌；三是更具有恢宏的气度，和身在其中的热情。这是由于时代不同、作者与政权的关系不同而造成的。
西汉政论散文，最早可以推及陆贾的《新语》。陆贾是楚人，曾以“客”的身份参与刘邦反秦和与项羽争天下的战争，因其雄辩的口才，常被派出使诸侯国，他的身份很近于战国的策士。汉高祖得天下，陆贾被任为太中大夫，以“居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劝诫高祖（《史记·陆贾列传》），并应其要求，著《新语》十二篇，论秦政之失和汉之所以兴，“及古成败之国”（同上）。《新语》久已散佚，今存者多伪托成分，难于据以评论。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可以说是从战国策士之文到西汉政治家政论散文的过渡。其后又有贾山于文帝时所作的《至言》，主旨同样是总结秦朝覆灭的教训，为汉王朝出谋献策。清人姚鼐评《至言》的文章风格是“雄肆之气，喷薄而出”（《古文辞类纂》）。但它并非一味地夸张，而是有着相当具体的内容和比较严谨的论述。
西汉前期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出于贾谊的笔下。贾谊二十二岁任汉文帝朝中的太中大夫，在任约十年。其间他写下一系列政论，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看法，为巩固西汉王朝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他的文章，洋溢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作为政治家的气魄和历史家的睿智，同时充满热情，富于文采。这些文章辑为《新书》，其中《过秦论》、《论治安策》最为著名，被鲁迅称为“西汉宏文”（《汉文学史纲要》）。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其主旨如题目所示，是论秦政的过失，这是西汉前期政论散文所集中讨论的问题。上篇竭力夸张秦国力量的强大，和一朝败亡的迅速，以强烈的反差，突出“仁义不施”则必然败亡的道理。文章多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文的遗风。但它的恢宏气度，则为战国文章所未有，而出自统一王朝的政治家才能具有的开阔眼界。中篇和下篇，提出秦二世和子婴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挽回败局，实际是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西汉王朝应该注意的政策。
《论治安策》又题《陈政事疏》，是因匈奴入寇而上文帝的奏疏，相当详尽地讨论了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应取的对策。其主张大要为削弱诸侯以加强中央集权、确立封建等级制度、重视仁义教化、减轻民间负担等。这些主张大部分在贾谊死后陆续得到实行，可见贾谊确实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文章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这样令人心惊的句子开头，而后逐一论之。因而在锋利缜密的论说中，不乏气势和热情，具有鲜明的特点。稍后的景帝时代，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晁错。晁错（？—前１５４），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官御史大夫，曾受到景帝的信任，后被杀。他在一系列上书中，提出了与贾谊相近的政治观点。其代表作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论点，在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文章中，得到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主张重农抑商，固然是看到商人对农民的剥削，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商人作为民间的一种活跃力量，具有腐蚀和破坏专制政权的作用。所以在中国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一贯的政策。晁错的政论文，比贾谊的文章更细密严谨，切合实际，文采和情感则稍逊之。
到了西汉中期，随着国家形势的稳定，专制制度和君主权威的强化，以及辞赋的盛行，散文的内容和风格都相应发生重大的变化。
政论散文，仍以奏疏为主要形式而存在。徐乐的《上武帝书言世务》、严安的《上书言世务》、主父偃的《上书谏伐匈奴》、路温舒的《上书言宜尚德缓刑》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政论文。但贾谊政论散文那一种慷慨激昂的热情，大胆议论的态度，和来自战国纵横家的雄恣辩丽的风格，都明显地削弱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几篇贤良对策。他作为新儒学的设计者，文章充满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内容，其风格也一变为引经据典，典雅醇正。这种文章并无多少文学价值，却代表了下一个时期政论文的主流。
另一方面，以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章和桓宽的《盐铁论》为代表，西汉中期的散文出现追求对偶工整的趋向。司马相如的两篇文章，是奉武帝之命安抚蜀中民众而作。他作为杰出的辞赋家，把辞赋写作中所磨炼的修辞技巧用于散文，使之产生对偶工整的美化效果。如《喻巴蜀檄》中的一段：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
在司马相如之前，邹阳、枚乘等人的散文，便具有工丽的特点。但到了司马相如手中，才有如此整齐，读来音节铿锵。司马相如之后，像桓宽《盐铁论》这样一种经过整理的关于国家财政方针讨论会的记录，也有很多对偶工整的句子，说明这种文章风格在西汉中期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后来成为东汉散文的普遍特色，继而在六朝发展成骈文。西汉中期的散文，以司马迁的成就最高。这不仅表现在下一章将要专门论述的《史记》，而且表现在他的仅存的一篇单篇文章《报任安书》。这篇文章直抒胸臆，悲愤满腔，表现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独立个性的知识者在强大的专制制度迫害下巨大的内心痛苦，是汉代散文中难得的抒发情感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抒情散文，是从私人书信这一体中开始形成的。《报任安书》可以说直接启发了这一传统。即使在狭隘的意义上，这篇文章也影响了后世一系列的表述人生志向和人生感慨的名篇。所以，《报任安书》虽不代表西汉中期散文的主流，却是很值得注意的作品。另外，司马迁外孙、宣帝时杨恽的《报孙会宗书》，亦颇有外祖遗风，同样是传诵的书愤之作。武帝时期，由淮南王刘安招集其门下文士编纂的《淮南子》一书，汇集各家各派的学说，可以说是最后一部战国诸子式的著作。它出现在完成思想统一的武帝时代，具有象征意味。书中不但片断地保存了许多古代文献资料，文章也颇有辞采。
第二章 司马迁和《史记》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表现时代意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在思想、艺术方面处于同样高度。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司马相如为迎合君主趣味而写作的赋，与虽作为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的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两者之间不言而喻存在显著差别。《史记》不仅具有雄伟的气魄，而且反映出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