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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
石影横临水，山云半绕峰。遥想山中店，悬知春酒浓。（《山斋》）
南朝文人从民歌中化出的绝句体，主要是发展得更加精致和蕴藉。而像上列前二首诗中苍凉的情调、开阔而深厚的意境，以前很少有人达到。第三首也是优美而饶有情趣之作。可以说庾信对五绝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庾信后期的赋，也有很大变化。最著名的作品，是《哀江南赋》。赋前有序，是一篇能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作赋的缘由，概括全篇大意，语言精丽，意绪苍凉，本身就是一篇杰作。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这一节抒发自己被扣留在西魏的悲愤。开头两句，将一生经历，化为一声长叹，悲凉无比。以下迭用典故，以一连串的历史上的人物故事，比拟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在抒情效果上起到积深积厚的作用。
《哀江南赋序》的文字，以四、六句为主，这是骈文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格式。入唐以后成为定型，所以后人也有将这种骈文称为“四六文”的。这种文体的长处，是节奏感很强，但写得不好，容易显得呆板。庾信的文字，善于调度变化，句式灵活，又善用虚词勾连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极强的构造能力。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对偶中间用散句，纵横自如。
《哀江南赋》的正文，以自身的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经过，具有史诗性质。篇制宏大，头绪纷繁，感情深沉，叙事、议论、抒情结合一体，在古代赋作中罕见其例。作者对梁王朝深深眷怀，但对梁代政治的荒疏混乱，对梁元帝以及宗室诸王的忌刻自私，批评也很严厉。叙江陵被攻破之后，百姓遭掳掠之苦，尤为惨痛感人：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
《哀江南赋》正文和序，都使用了大量的典故。善于化用旧典，是庾信公认的特长。这不仅显示了他的博学与巧思。每一个简短的包含典故的句子，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联想，因而形成十分厚重的文章风格。但由此也使文章变得艰深难懂，且难免也有生硬的地方。是谓利弊两见，不可执一而谈。《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竹杖赋》等，则是庾信后期所作的抒情辞赋。其中《枯树赋》以象征手法，写各种树木由于人为的原因，不能保持其自然的生命，特别是由于受到宠爱而导致灾难，着重抒发了动乱时代中贵族文人难以自全的悲哀，有相当的哲理意味，感慨殊深。但在象征写法中夹入大量典故，尤难读懂。《小园赋》则偏重写景，借以抒写向往隐逸的怀抱，故文字较为清晓，在诸篇中最为出色。像“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等景句，都是精巧而自然的文笔，显示了作者的才华。
庾信可以说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梁这个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又来到北方，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创作的内容，并多少接受了北方文化的某些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他的骈文、骈赋，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庾子山集》题辞说：
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玉台琼楼，未易幾及。……令狐撰史，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
“令狐撰史”云云，指唐令狐德棻《周书》中对庾信的贬语。唐代一些文人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不合情理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在此不论。这里张溥不以“绮艳”为文学的罪过，又指出“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确实是有见地的。
王褒（约５１３—５７６）字子渊，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名族。梁元帝登位，他因旧交之情受委重任，拜吏部尚书、右仆射。江陵城破，元帝出降，诸臣均被带到北方。王褒以门第与文才，受到重视。仕西魏、北周，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
王褒在梁时，作有七言《燕歌行》，萧绎及诸文士均曾唱和，但诸篇之中，一般认为仍以王褒原作为佳。诗中写南方春色，塞北寒苦，闺妇思远，征夫怀乡，颇可见出梁代诗歌重视美感、喜欢以华艳的文辞与哀怨的情调相结合的特点。王褒还存多首边塞诗。如前所言，梁代边塞诗已经很发达，而且习惯以北地风光为背景，所以王褒的这些诗，未必都是到了北方以后才写的。
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影亏同汉阵，轮满逐胡兵。天寒光转白，风多晕欲生。寄言亭上吏，游客解鸡鸣。（《关山月》）
这首诗当是就乐府题名而虚构，并非反映具体战事。通过写景，渲染边塞的凄凉和战争趋于失败的气氛，效果尤其突出。“影亏”、“轮满”两句，以月的盈亏表示时间的推移，同时象征敌盛我衰的变化，显示精深的锤炼之功。
如果《关山月》确系在南方所作，可以说王褒诗在梁朝文人追求抒情力度的努力中，已经取得较特出的成绩。到了北方以后，由于人生处境、自然环境的变化，这方面的特点更为显著。如果写景绝句《云居寺高顶》：“中峰云已合，绝顶日犹晴。邑居随望近，风烟对眼生。”景象堪称壮丽。《渡河北》则是王褒诗中最著名的一篇：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这首诗表现了对故国的思念，和人生失路、无可奈何的悲哀，风格也是萧瑟苍凉的。在南北朝诗风的演变上，他和庾信起了相似的作用。
第二节 北朝民歌
如果说北朝土著文人诗歌大抵模仿南方风格而又远不能与之分庭抗礼的话，那么，北朝的民歌，却是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而毫不逊色。现存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另有几篇收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鼓角横吹曲是军乐，也用于仪仗、典礼、娱乐等场合。这些歌曲从北方流入南方，为梁朝的乐府机构所采录，所以在乐曲名称上冠以“梁”字。其中以氏、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多，也有一些出于汉族。
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这和北方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北方没有南方那样繁密而多彩的植被、曲折而湿润的水网，景观缺乏细部的变化。然而大自然在这单调之中，充分显示出它的严峻、崇高、阔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大会注意细微的东西，目光总是被引向高远之处，看到的是巨大的世界。久而久之，人的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形成粗犷豪迈的性格。其次，北朝民歌大多出于当时的少数民族，他们原来都是以游牧为生的，社会结构又有军事化的性质。游牧生活不像农业生产那样安定，那样井然有序、有耕耘必有收获，而是充满了变化和风险。各部落之间，也少有文化礼仪的虚饰，谁有力量谁就去征服。在与自然、与敌手的严酷斗争中，造就了民众的强悍气质，他们不会喜爱南方人那种温柔缠绵的歌。
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歌，是酒楼和贵族宴会上由歌女们演唱的风情小调，北朝民歌却是在多种多样的生活中产生的。有些题材，如战争生活、北地风光，在诗歌中表现出来，自然就有一种不同于南方歌谣的气象。就如庾信、王褒等人到了北方，即使单纯写景的作品，也比原来在南方之作来得雄壮。
也正是因为北朝民歌产生的背景复杂多样，所以尽管现存的数量较南朝民歌远为少，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却远比南朝民歌来得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以下大略分为几类加以介绍。
一类是反映北地风光、游牧生活的歌。这里有最著名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据有些学者考证，敕勒川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歌中唱出北方大草原广阔无垠、浑沌苍茫的景象，表现了开阔的胸襟、豪迈的情怀。后面描绘水草畜牧之盛，抓住特点，大笔如椽，并且充分体现出人对自然的自豪。据《乐府广题》说，东魏高欢攻西魏玉璧，兵败疾发，士气沮丧，高欢令敕勒族大将斛律金在诸贵前高唱此歌，以安定军心，可以推想它的音乐也一定是雄强有力的。
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原来是军事化的，尚武是一贯传统。进入中原后，虽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逐渐改变，但民族精神仍旧勇悍好强。加上北朝战争不断，更刺激了这一点。因此在民歌中，多有对尚武精神的歌颂。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企喻歌》）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琅琊王》）
前一首，以雄健的鹞鹰冲天而起、怯懦的群雀如水波躲向两侧的形象，赞美真男儿敢以独身敌众的英雄气概，足以感奋人心。后一首写爱刀甚于少女，有一种独特的情味。这里顺带提及《杂歌谣辞》中的《陇上歌》。这是汉族的歌，内容系歌颂为抵御匈奴刘曜而战死的陈安。语言朴素，内容浑厚，也是相当出色的作品。“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长矛左右盘，十决十荡无当前”，写得气势飞扬；“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显出无限感慨。
长期的战乱，致使人民流离失所，甚或转死沟壑。反映离乡漂泊之悲，徭役、从征之苦，也是民歌中常见的内容。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陇头歌辞》）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狄谷中，自骨无人收。（《企喻歌》）
这二首诗都是写悲苦的情调，前一首苍凉深切，后一首以嘲弄的口气发出对死亡的悲叹，明快豪爽中包含了复杂的情绪，但都不是陷入长叹短吁、哀哀凄凄，总不失男儿本色。还有一些反映下层民众贫苦生活的歌，是南北朝文学中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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