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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仕于齐，梁时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即后之简文帝）记室。《诗品》作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５１３）以后，已是作者的晚年。
《诗品》专论五言诗。据《序》说，作者因见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评价漫无准的、意见分歧，所以作此书，意在通过对诗人的品评，建立可靠的准则。全书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序》总论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正文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家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显优劣，叙源流，指出各家利病。这种方法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汉末清议，士人常相聚评论人物，至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更以品第论人。影响到文学艺术领域，在南朝产生过很多像《棋品》、《画品》一类著作，《诗品》也由此而来。
《诗品》讨论的对象比较单纯，作者也无意故作高深，具有显明浅切的特点。对于诗歌，主要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而明朗的风格。总的说来，和时代风气是一致的，但反对声律和用典，是独特的看法。
《诗品》序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提出诗是人的感情为外物所动的自然结果。
后面又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期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戌，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残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里从景物气候和生活遭遇两方面的感动论说诗歌产生的缘由，实际也简略地概括了魏晋以来诗歌中最常见的题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此文专门论诗，却没有引用相传为孔子门徒所作、具有权威性的《毛诗序》对诗的意见的。这并非偶然。因为儒家说诗，注重于诗的政教功用，《毛诗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最为典型。
而钟嵘说诗，则注意诗歌抒发个人生活感情的作用。四时有迁变之景，人生有悲喜之遇，感荡心灵，故达之于诗。引孔子“兴、观、群、怨”之说，也主要从“怨”着眼，即诗可以抒发幽愤。后面解释赋、比、兴，完全当做抒情的手法，也与历来儒者解经之说不同。至于“穷贱易安，幽居靡闷”，是说经过诗的宣泄，人的感情可以得到平衡，也是中外文学理论中比较重要的主张之一。二是列举诗歌的主要题材，显然偏于哀怨伤感一类。南朝的音乐、文学，都以伤感的情调为主。这不但是当代人对生活的一种感受，也与伤感情绪最能动人有关。
有无华美的辞采与典雅而明朗的风格，也是作者决定诗人品等高下的重要标准。他对曹植最为推崇，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无以复加。概括其诗歌特点，说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就是钟嵘认为理想的境界。《序》所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所以，书中列为上品的，除《古诗》、李陵、班婕妤等主要从五言诗起源的角度考虑外（也肯定其深怨雅丽之长），就是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这一系列文人诗的代表人物。
以此为标准，作者对许多诗人与作品提出批评。对玄言诗，指责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对曹丕，不满其“鄙质如偶语”；对嵇康，认为其“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对陶渊明，“叹其质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鲍照的批评。鲍照在齐梁影响很大，《南齐书·文学传论》列为当代最主要的三个诗歌流派之一。但钟嵘将鲍列入中品，评其诗云：“贵尚巧似，不避险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鲍照的诗当然是华美的，但过于近俗，又过于激烈动荡，所以评价不高。总的来说，作者的批评，有时颇具眼光，有时却显得浅薄。这主要是因为他所持的诗歌标准比较单一、没有更多地重视诗歌风格理应多样化的问题。本来，以品第论诗，并不是一种好办法，他再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诗人，所得结论难免有偏颇之处。魏晋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中，曹操被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被列为中品，这使后人深为不满，多致讥刺。不过，这也有时代风气的因素（如崇尚渊雅，反对切直，即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观），不仅是作者个人的问题。
反对用典和声律论，在梁代，确是特异的看法。钟嵘列出古诗中的一些佳句，认为“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而多用典，致使”文章殆同书钞”，“拘挛补纳，蠹文已甚”。他还尖锐地说，喜欢用典的人，往往是因为没有写诗的才能，以此来标榜学问（“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对于声律，他认为只要“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即具有自然的声调之美，就足够了。讲究四声八病，会使“文多拘束，有伤真美”。概括起来，钟嵘反对用典笔声律，是为了保持诗的自然之美，避免破坏诗的抒情功能。其出发点无可非议，攻击时弊，也很有力量。只是，事有利弊，本不可执一而论。适当地运用典故和声律手段，对于诗歌创作仍然有很多益处，《诗品》在这方面似乎考虑得不够周全。
论述诗歌的源流，是《诗品》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大特点。除了《序》有总论外，对各个诗人，都分别指出源于何人，或又兼有何家。如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大体总源在于《国风》、《小雅》、《楚辞》三种，分散为众多流派，纲目理得很清楚。应该说，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对后人深有启发。不过，一定要用简明的语言指出每个诗人的渊源，又全部总系于《国风》等三种之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间或有牵强附会甚至不可理解之处，也就是难免的了。
书中对诗人风格的概括，不管其褒贬如何，大体能做到简要准确，这是不容易的。如说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说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都得其大端。有时用形象化的语言，写出属于主观感受的评语，如论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诗之微妙处，本不易说，作者以诗的语言来评论诗，不失为一种办法。后世的诗话，受此影响很大。总之，《诗品》论述问题，不像《文心雕龙》考虑得细致稳妥，但也没有《文心雕龙》折中、矛盾的毛病。对诗歌的抒情特点和美的特质十分重视，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这是它优于《文心雕龙》的地方。评论、判断，既有精当之处，亦有偏颇之辞。它被尊奉为中国古代诗话之祖，在诗歌的专门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
第四节 萧纲、萧绎及其他
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作为政治家，都失败了，作为文学家，开创了影响很大而颇有争议的新风气。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文学观念，有着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
萧纲的文论，散见于各篇书信。总的特点，一是重视文学与个人生活体验（而不是理念）的关系及抒情特征，二是反对宗经复古，三是提倡雅俗结合。《答张缵谢示集书》说：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为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成风；秋雨且睛，檐梧初下；浮云在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喷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开头一节，强调文学的价值，与《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开头大意相同，但并不转向宗经。继而对扬雄、曹植菲薄文学的意见表示不满。最后一段铺张之文，与《诗品》论诗的缘起与抒情功能，只是辞面小异，意思全同。“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正是强调诗是生活感情的表现。《与湘东王书》说：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闸缓。……
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
这封信理应视为南朝最重要的文论之一。作者明确提出，经典有经典的用途，同抒情的文学是两回事。文学作品去模仿非文学的儒家经典，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作者是否有意已不可知，但其立论与《文心雕龙·宗经》之针锋相对，是显而易见的。作者还指出，文学创作，历代各异，不相蹈袭，不能以某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言是非。最后“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是以自谦之辞，表示肯定的意见。即古人无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则今人也不妨如此。这些话都说得很透彻，很有见地。其实，魏晋以来文学的主流，正是脱离经典的规范，不断翻陈出新，只是没有人公开提出这样的理论观点罢了。信的开头，攻击“京师文体”有浮疏阐缓之疾，后面又说谢灵运诗“时有不拘，是其糟粕”，学谢的人“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都是反对过于典雅深密的文风。这同反对宗经复古也是一致的。萧纲诗或学民歌的俗艳流荡，或为新体诗的轻快圆转，所以在理论上，也反对过分雅化，要求雅俗结合。《劝医文》更明确说：“或雅或俗，皆须寓目。”关于这一点，《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得最详细，《概说》中已经提及了。作者萧子显与萧纲的关系很密切，诗风也相近。
萧绎的文学观，主要反映在《金楼子·立言》中。他把“古人之学”分为“儒”与“文”二类，又把“今人之学”分为“儒”、“学”、“文”、“笔”四类。从儒与文区别来说，是要分开经学与广义的文学；从文与笔的区别来说，是要分开实用文章与抒情诗文。这种细致的区别，是前人未有的。既然把经学与文学分开来，他当然也不主张文学去宗经了。至于文笔的区分，萧绎能够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强烈的抒情特征和声音与辞采之美来确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对文学性质之认识的新水平，这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萧纲、萧绎的文论虽不像《文心雕龙》、《诗品》那样具有系统性，但他们在一些涉及文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解。如主张情感的解放（所谓“文章且须放荡”），重视文学的特性和美质，反对经典的束缚，提倡新异的创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进展。但长期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