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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中国和德国绝交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归还德国的赔款，以及欠款就都停止交付，把这些钱提存中国银行。荷兰驻华公使公然送来了一个照会，声称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代管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中德并未宣战，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国的办法，没收德国的利益和财产。英、法两国的驻华公使则要求将上述款项提存外国银行。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 ，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3月13日康有为元电，3月14日张勋寒电，3月16日王占元谏电，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康电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冯国璋于11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段的“亲日”和“参战”是怎样形成的呢？
段亲日是受曹汝霖的影响，曹汝霖被称为新交通系领袖，他说服段的理由是：“英、美虽强而远，远水难救近火，袁项城外交失败在此；日本近而强 ，中国内政问题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图远，忽视日本而亲英，结果日本反对帝制，袁遂失败。”他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可是却打动了段。
后来，段听了日本公使一席话更受影响，日使说：“世界上任何国家，未有不安内而能攘外者。中国政府倘欲实现统一，日本愿借款和供给饷械，先成立模范军（注：就是后来的参战军）为中央直接之武力，借可作统一中国的力量。”段听了大为感动，他自认是袁世凯的继承人，始终没有放弃由北洋系统一中国的美梦。同时他也知道旧的北洋系已腐化到了极点，督军团只是摇旗呐喊，相互利用的工具，如果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财。如今日本人打中了他的要害，愿意支持他武力建军统一中国，岂不是正中下怀。这就是段祺瑞亲日的原委。
至于对德问题，日本初是不赞成中国对德绝交的，因为中国这样做是尾随美国，日本颇有醋意，所以日本一再告诉中国如要和德国绝交，不必先谈条件。到了中国和德国绝交后，美国深感满意，认为中国这样做已经很够了，不必再进一步对德宣战，日本人获知美国意思，就反过来极力运动中国参战。日、美在中国的相对态度，正好像黎、段对德问题的态度一样，你赞成的我就反对，我赞成的你也反对。
黎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有一天，段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同到公府向黎讨论对德宣战的利害关系，并且请黎宣示其反对宣战的理由，黎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 ，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平日素以舆论权威自命的梁启超接着说：“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黎把眼光望住了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就是一个。”王士珍被黎抵得毫无闪躲的余地，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
事实上，此时黎、段两人的对立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黎的军事幕僚们正在竭其所能地进行着倒段的阴谋。哈汉章利用前清末年与冯国璋在军咨府共过事的关系，极力怂恿黎采取联冯制段的策略。蒋作宾与张作霖有密电往来，极力诱惑张拥黎倒段，允许事成之后给以更大的权力地位作为报酬。蒋的密电被段查出来，曾怒不可遏地下了一道逮捕蒋的手令，由于有人劝他慎重考虑，这道手令才没有发布下来。段原是看不起张作霖的，从此也就不能不予以重视，因此派人到奉天进行联络工作。
3月27日，广东督军陆荣廷继冯国璋之后到了北京，这是护国战争后西南派军人亲自到北京来的第一人。陆是由上海取道津浦路北来的，22日在南京会见了冯国璋，24日火车经过蚌埠时会见了倪嗣冲，倪陪同他到徐州会见了张勋。张勋和他早年曾在苏元春营中同事，因此，把他当作亲密的友人，亲自到车站来迎接。张勋十分感慨地说：“咱们弟兄俩多年不见面，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咱们俩，而咱们俩也都是老头子了。”他情意殷殷地邀请陆荣廷下车到巡阅使署盘桓几天。当到达巡阅使署大花厅的时候，张勋就行着前清同寅见面的跪拜大礼，陆只得也跪了下去，在举行宴会的时候，倪谈到他反对对德宣战的一大套理由，并且请陆表示意见。陆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外交问题不应当表示意见。”倪听了很扫兴地说：“干帅（陆）打起官话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张看见局面尴尬，遂转变空气说：“今天老兄弟相聚，不谈国事，只叙旧情。”
陆荣廷到了北京，于28日谒见黎、段，29日到清宫会见溥仪。因此复辟派散布谣言，说他“献女为妃”和“宣统皇帝赐以内帑三万”。段对陆寄以很大的期望，想把他拉过来作为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爪牙 ，像以前拉拢龙济光一样，黎对陆也很重视。国会议员因为陆有“再造共和”的虚誉，特于4月5日在迎宾馆公宴招待。陆在北京的时期，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还远过于离开北京不久的副总统冯国璋。
陆逢人表示他不贪名、不贪利、不争权位，不要地盘，愿意“解甲归田”。他推荐部下陈炳焜、谭浩明继任广东、广西两省督军；示意北京政府撤换与他不能合作的广东省长朱庆澜。黎、段都懂得他所需要的是更高的权位和更大的地盘，便于4月10日发表命令任陆为两广巡阅使，并根据他的请求以陈炳焜为广东省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省督军。这是继长江巡阅使张勋之后的第二个巡阅使。但是张勋不能节制长江各省，陆荣廷却能节制广东、广西两省。从此，巡阅使就成为驾乎督军之上的一个大头衔了。陆在巡阅使命令发表后，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然回到南方去了。
4月18日，北京政府因财政总长陈锦涛有接受贿赂的嫌疑，下令免陈的职，并移送法院处理。这是内阁阁员因犯刑事案受到法院逮捕的第一人。黎坚决主张提出袁世凯“嵩山四友”之一的李经羲继任财政总长，黎看中李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李是“合肥相国”李鸿章的侄儿，与淮军系统有历史关系，与张勋的关系更深。黎原来想借重北洋派元老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替段组织内阁，以免引起北洋派的反感，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敢接受，因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想把这个有实力背景的老官僚摆进内阁中去，以便在适当时期派他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这一财政总长提名案，在4月27日通过众议院。
一一○、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
民国6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12日，美国驻华公使向美国政府建议借款中国以促成中国对德宣战，同时，日本公使谒黎，声明中国如因参战引起内争，日本政府愿意采取立即援助中国政府的行动，这显然是表示对段的积极支持。
段早已决心对德宣战，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的反对，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因此，4月中旬他用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段本来打算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的问题。这个会议，决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合并举行。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于是段对外乃不用军事会议之名，可是实质上则确是军事会议。
段原意想把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邀来参加会议。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并且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觉得已经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懂得在紧要关头生“病”。至于张勋也不愿意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坚决拒绝北来。陆荣廷已经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场所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
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锋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调。到天津时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他还不懂得北京政府的行情，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时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他原来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 ，而黎、段两人对他的印象都很恶劣。他见黎时态度非常恭顺，保举侄儿倪毓棻为陆军中将，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满以为这位“宽厚慈祥”的总统不会拒绝他的要求。不料黎对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这一举动本来很不痛快，对倪更存有厌恶之心，又想借一个军阀开刀以立威，因此沉下脸色来大声叱斥说：“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倪想不到碰了这么大的钉子，只得喏喏连声地退出来。
倪又跑去谒段。段虽然对他同样厌恶，却态度和蔼可亲地向他详细说明对德宣战并不需要出兵的内幕。于是，这个反对参战最力的地方军阀顿然变成了主张参战最力的健将，从参战足以召亡的论调转为参战始能图存的论调，并且大声疾呼地说：“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继倪嗣冲之后，先后应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