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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蔓延，他们提出：“诛盛宣怀以谢天下”和“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四省均分别成立“保路同志会”。四省中最激烈的是四川，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廿一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七月初一日，成都各界人民宣布罢课、罢工、罢市、抗捐。市面恐慌，人心惶惑。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阎一士，蒙功甫等，成都将军玉昆不主张对保路代表加以杀害。这时阴雨绵绵，民众闻代表被捕，遂聚集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清军统领田征葵助桀为虐，支持赵尔丰采取高压政策，请愿民众在督院内被击毙六人，民众仍不散去，直至获悉被捕代表并未处决，延至天明才逐渐散去。
因为请愿民众被屠杀，使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变为武装起义。原来的保路运动，可以说是君主立宪派所指导和策划的，其组成分子以咨议局、民办铁路公司和地方士绅为主，可是赵尔丰采取了高压政策，用枪弹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不理睬他们的愿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样一来，保路运动很快便脱离了和平请愿而转向武装起义。四川各县民众都纷纷集合进攻省城，战斗不断在进行中，最后终于达成了四川省自治。
在这次事件中，充分暴露了清廷垂亡政治的弱点，在最上层中，摄政王载沣和总理大臣奕劻交哄不已。四国银行成立债权团，奕劻因为回扣分赃不匀，以及四川总督赵尔巽调东三省总督及江西巡抚出缺都不得预闻，因之请假不往视事。下台的直隶总督端方，久蛰思动。端方本是光绪末年的红官，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当他在湖广总督任内时，正值直隶总督袁世凯借丁忧假期来游汉口，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光绪驾崩时，端方任直督，却于光绪移灵时在隆裕太后行宫摄影，犯了大不敬罪被革职。这时行贿数十万获派川粤汉铁路督办。两湖总督瑞澂恐端方欲挤其缺，乃托肃亲王善耆疏通隆裕太后，并党同端方奏参赵尔丰，俾端方有机会谋取四川总督。成都滥杀请愿民众后，端方和岑春煊先后奉命前往查办，端方乃由湖北抽调新军一协进驻资州（今资中）。他与赵尔丰积不相容，赵尔丰因内外煎迫，于是自狱中陆续释出被逮诸代表，并洽商四川省自治条款。双方妥协，签订优待赵尔丰条约，赵出告示将民政交咨议局议长蒲伯英，军事交四川新军第一镇统制朱庆澜，先定辛亥年十月初一宣布自治，继改为第二复改为初七日。赵如约交出印信后，又生悔心，十月十八日成都发生变乱，赵复任总督，结果被杀。端方亦在武昌起义成功后为他所统率的新军所杀，首级送武昌。
廿三、辛亥武昌起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虽然发动多次革命起义未获成功，可是革命组织却像雨后春笋一样滋长于武汉。革命组织有的是属于同盟会的，如日知会；有的是和同盟会有联系，如其进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和会等。
日知会的重要分子有：刘家道、朱子龙、刘静庵、王汉、陈栋、李亚东、胡瑛、梁钟汉、李良轩、张难先等。负责联络湘鄂会党，把他们介绍到湖北的新军，是由湖瑛担任。胡瑛原名宗琬，是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早年是个敢作敢为的革命志士，曾和吴樾同谋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后来在东京最早参加同盟会；又曾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想把他刺死。他说话时颇像念台词，如：“你从哪道而来”，“老夫自有道理”。口音像桃源话，又像湖北话，又像四川话。日知会的本部设在汉口圣公会，后来被清廷破获，重要会员全部被捕，仅李亚东、张难先越狱逃脱。胡瑛在狱中神通广大，竟能说服狱卒供他差遣，和革命党人继续联络，把革命工作报告在上海的黄兴和陈其美。
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创办人有张百祥、余晋域、焦达峰、刘公、刘英、孙武、居正、吴慈祥等。以两湖为革命活动中心，会费由刘公担任。辛亥起义时本应推刘公为鄂军都督，因找不到他，才临时抬出黎元洪。孙武因名字和孙文相近，大家讹传他是孙文之弟：“孙文的兄弟都来了，我们快点参加革命。”新军就是这样踊跃参加的。焦达峰是湖南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
群治学社以新军和文化人为基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廿日在武昌小东门外金台茶馆成立，创办人为杨王鹏、唐牺支、潘康时、蔡大辅、李挹良、蒋翊武、刘尧澂、何海鸣、詹大悲、林兆栋、邓玉麟等，以汉口《商务报》为宣传机关，后来《商务报》因反对粤汉铁路借款被封 ，群治学社亦被破坏。
振武学社是群治学社蜕变的，社长为杨王鹏，吸收的干部多为湖北新军，其组织在各清军中颇有基础，如湖北新军廿九标、卅标、卅一标、卅二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马队、炮队、工兵营、辎重营、陆军中学堂、陆军测绘学生均有参加。
文学社又是振武学社的后身，由蒋翊武任社长，詹大悲在汉口办《大江报》，胡瑛亦在狱中参加。武昌起义，文学社的贡献很大，功不可没。
共和会是湖北青年在北方的一个组织，原名断发会，后组成共和会，发起人是湖鄂公、熊得山、钱铁如、覃秉清、邱寿林等。胡鄂公后来回到武昌成立共和会武昌支部，然后再去京沪 ，待他第二次回武昌时，正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那一天。
武汉起义在革命党人的策划下，本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他们先组织各种革命团体，然后在各新军内发展组织，吸收干部，最后且制定起义时的军事部署，比起以前各次起义，算是最有安排了。怎知起义是功成了，但却完全没有按照事前的计划进行，也就是说一切预定的计划还未开始就被清地方当局全部破获。
原来革命党人初定辛亥年八月中秋发难，因黄兴、宋教仁、居正未能如期由上海赶来，乃改期八月十八日午夜十二时，不料这天下午，孙武在汉口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爆炸负伤，被俄警入屋搜查，革命文告、名册、弹药、印信、旗帜、符号悉被搜出。晚间武昌小朝街革命机关张廷辅家亦被搜查，彭楚藩、杨宏胜、刘尧澂（复基）、蒋翊武等被捕。彭、杨、刘三烈士遇害，蒋翊武机警得以逃脱。武汉因之宣布特别戒严，党人纷纷走散，彼此消息不通，预定十八日起义遂不果。
天下事往往种了因就会结果，由于武汉新军内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干部很多，自湖广总督瑞澂对革命党人大加整肃后，军心皇皇，极为不稳 ，流言传闻，草木皆兵。过了一天，到八月十九日，整个武汉的新军已接近爆炸的程度，这时候武昌城内共有步队三营，工程队一营，旗兵三营，督署教练队一营，巡防营数营，兵力不可谓薄弱，无如人心思汉，清运将终。当瑞澂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抵任所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八月十九日晚七时，工程第八营副班长金兆龙和兵士程定国正在擦枪装弹，工程营后队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忽然跑到金、程二人面前大声叱责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反唇说：“老子造反你要怎样？”陶大怒说：“你敢犯上，这还了得，来人把他们抓了。”于是二人互相扭作一团，程定国乃自陶背后用枪托向陶头上狠狠敲击一下，立时头破血流，程再向陶射了一枪，这一枪就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第一声枪声。陶负伤下楼逃走，由于这一枪使得全队动摇的军心火上加油，大家争说“起义了！”班长熊秉坤立即集合营中革命志士开始行动，工程营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拔刀阻止，程定国连发两枪，击毙了黄、张，阮亦被杀。众志士即将营内子弹搬取而空，一哄出营，径奔楚望台军械所。这一支首义部队不过三百人，到楚望台时已有志士在内响应，所以未发一弹就加以占领。这时群龙无主，没有领导的人，于是大家推举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起义的革命总指挥。吴乃在楚望台西南凹地集合全体志士，确定军事行动。
辛亥武昌起义就是这样开始的！
工程第八营在武昌城内首义后，响应的仅炮队第八标，测绘学堂学生及步队廿九标一排，城外辎重工程两队，合计不过2000余人 ，其余清军俱未响应，如果湖广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能沉着应付，则武昌起义亦可能和以前各次起义一样失败。可是瑞澂是个胆小鬼，起义的炮队用大炮向督署轰击，瑞澂已心惊胆落，连声说，“炮弹没有眼睛，如落在面前可就不得了。”言犹未毕，一枚炮弹就在督署爆炸，时当深夜，爆炸声极为猛烈，瑞澂也顾不得自己是地方上最高首长，忙问左右：“往哪儿躲？”左右答：“往城外兵船上去。”瑞澂连财物家小也顾不了，同时不敢从督署大门出去，命差役把后墙打穿一个洞，带巡防卫兵一排出文昌门上楚豫兵船，还传谕守文昌门士兵不要说出总督的行踪。至于张彪呢？起义时他正在文昌门内豪华的公馆中，听说城外工兵辎重两队哗变，以为无关紧要，继闻城内工程第八营起义，这才心惊胆落，慌忙用电话传谕各营。不久又听说炮队全体响应，更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加以身旁马弁和四姨太都绘声绘影地说革命党如何凶如何狠，哀求张暂避，把个张彪越发搞得头昏脑胀，他的部下赶来请示军情，也被疑是革命党而拒绝不见。到了午夜电话不通，张彪更如坐针毡，束手无策，又不敢外出，唯有紧闭大门。八月廿日清晨五时，革命军已占领总督衙门，署内守兵弃枪逃窜，守督署的骑兵队长朱明超，带了马兵廿人逃至张彪公馆，报告“督署被占，请统制暂避”。张彪这时才知大势已去，乃将细软首饰存款折子装在一个大手袋内，准备和四姨太太一块出城，到汉口租界觅大仓公司经理菊三郎暂避，正准备时，又有平湖门外辎重第八营营长安录华来报告说该营还没有革命党，张彪一听大喜，即命安录华和朱明超率领马队送张的家眷出城改乘船至汉口，张本人则前往辎重第八营。到了营部，该营管带萧安国请示机宜，张彪却又拿不出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做不出结论，只知瑞制台已上了楚豫兵船，可是楚豫轮开往何处也不知道，全武昌城没有领导人，革命军已占领全城，辎重一营恐怕不能抵抗革命军，加以军心也难控制，不知何人是友，何人是敌。大家在无办法中决定先把这一营带到汉口清静地方集合，免受革命“瘟疫”的传染，张彪认为很好，乃命辎重第八营开至汉口刘家庙集合，自己也弃城逃走。
革命军在八月廿日天明时，已占领武昌全城，以白布为旗，遍插城上，全城各营军士各机关学校均闻风响应，手缠白布，齐集楚望台宣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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