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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9日袁撤免李烈钧的江西都督时，就同时发布命令，以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事，以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升授中将，以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加中将衔。欧阳武和陈廷训都是江西将领。
袁的这道命令相当狠毒，用黎兼领江西都督，不但是眼前的借刀杀人计，而且也是未来的调虎离山计。因为目前这么做，使国民党更恨黎元洪，黎势必只有一面倒向袁的怀抱，待经过一段时间后，便可再发布一道人事命令，命黎专任江西都督，而免去其湖北都督的兼职，使黎离开他的根据地武昌。黎虽号称老实人，可是在对他自己有切身利害时，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坚决不肯“兼领”，并极力保举欧阳武继任江西都督。
黎既然表示拥护袁，于是乃致电黄兴和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等，电云：
“……元洪与诸公，昔为生死患难之交，今为唇齿辅车之势，感赴援之厚谊，杯通好之真诚，区区此心，万不至舍旧谋新，去近图远。惟外观世局，内审国情，但知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为宗旨，不忍南北稍形决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茧裂，强敌剖分，民国不成，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元洪恃在夙好，敢贡罪言，情尽于斯，尚祈矜察。”
黎虽然向袁递了降表，可是促成袁、黎结合的，不能不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章炳麟，一个是饶汉祥。
刺宋案闹得下不了台时，章曾给袁一函，其最后一段是：“诚能决心以去宵小，推诚以待人才，保全倡义之元勋，倚任武昌之夹辅，何不乐为？”这倚任武昌之夹辅，就是强调袁必须和黎合作。以革命时期曾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又有“民国弥衡”绰号的近代国学大师章炳麟，在湖北人心目中，不失为一个偶像，他的言论毫无问题是有极大影响力的，他独独垂青于袁，兼及黎氏，这种无形中的宣传力量，是能够使人盲从的。
至于饶汉祥，其声望虽次于章炳麟，但信用较好。他是黎夹袋中重要人物，原籍湖北广济，曾以举人游福建，辛亥年不得志而归，住在武昌斗级营小客栈中，穷得只剩一条寡裤带，有人向黎推荐，遂成为黎的文胆。民国元年11月，黎任饶为内务司长，但国民党人不喜欢他，骂他是“瘾君子”，他连气带吓，跑回原籍，行前给黎留别信有句：“昨日一朵红云，从空中飞下，譬如乞儿得平天冠，几至惊惧无措。汉祥一念既寒，前缘俱寂，无妄之祸，愚者不取。已星夜束装归里，如有复我者，有如此水！”饶躲在乡下，黎派员持手书慰问，使饶深感黎的高厚，更把国民党恨之入骨。民国2年6月19日，黎命饶代理民政长，9月25日改为署理，不料湖北省议会也一致反对，饶又气返乡下，又做了一篇“万缘俱寂，有如此水”的文章。饶鉴于省议会对他不好，他乃想到北京游宦，他提议本省人不做本省官，袁借此大为嘉奖，因之饶便更趋向袁了。
民初黎当选副总统时，饶代他拟通电，有：“元洪备位储贰”一语，后来他任民政长，下车文告有：“汉祥法人也”一语，当时有人以此二语撰成一联，是：“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一章一饶，由于他们推波助澜，使袁、黎的结合，便更为容易。
五十、李烈钧湖口誓师
袁世凯不能和国民党共存，可以说是先天就注定了，不必待宋教仁被刺才真相毕露，不过宋教仁案加速了袁和国民党的对立。
袁对他的大敌国民党的处理，非常矛盾，他口中不离“乱党”两字，同时部署一切军事计划要铲除国民党在南方的一切力量。可是他这时还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过渡到正式大总统，必须经由国会产生，而国内的多数党却正是国民党，如果解散国民党或者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党团，那么国会便不足法定人数，正式总统也无法产生。北洋军系的人主张由军人共推袁为总统，以显示军人力量，袁没有考虑走这一条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军国。
对国民党既然还有些投鼠忌器，因此他对于北京的国民党员就比较客气一点；而身在北方虎穴中的国民党员，也比较有妥协性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袁授意北京总检察厅票传国民党北京支部部长吴景濂到案，质问黄兴是不是国民党的领袖，如果黄的“逆叛”行为与国民党有关，那么国民党就该负起“谋叛”的责任，如果黄的行为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就该立刻开除黄兴党籍以明责任，限吴景濂三天内答复。吴景濂拿这个难题无法解决，很想召开一次北京支部大会来研究处理，可是时间太仓促，这时留京的国民党员已伤透脑筋，拿这问题来谈岂不是更头痛。会议召开不及，三天限期转眼即到，吴景濂没有办法，只好想出一个应付的办法，他以个人名义在北京报纸上刊登一段启事：“黄兴除名一案，非经大会不能决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会，因即遵令除名。”
袁系骂黄兴是捣乱领袖，其实黄在宋案后一直是主张委曲求全的，对宋案本身言，黄主张纯以法律解决，求是非 ，讲法理。对于袁政府的态度，黄鉴于外交严重，各国尚未承认民国，蒙藏风云紧急，所以反对用武力对付袁。他的主张受到多数人支持，因此在袁下令免三省都督前，国民党对于解决纠纷的办法是：“宋案责成法院，借款责成议会。”并拟推岑春煊、王芝祥、章士钊、汪兆铭等为调和专使前往北京。
袁免赣、皖、粤三省都督后，国民党方面仍希望不致决裂，所以6月10日李烈钧有蒸电报告袁政府“遵令免官”，并且通电将已经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驻地点。6月16日胡汉民有铣电“请授赴藏方略”，并且解释“宋案借款之争，仅系建言作用，不敢出法律范围”。而柏文蔚早在调任令发表之前就表示要辞职。这一切并非国民党施缓兵之计，实在因为国民党的多数派还不打算对袁进行武装抗争，宁愿解除自己的武装力量，只求保存国民党是一个合法政党，在国会中占多数，所以迁就到底。
黄委曲求全终不能全。其实不独黄主张如此，汪兆铭自欧回粤，亦主张国民党可作在野党。汪本内定为北上调和专使，因情势改变而作罢，他的把兄袁克定曾有电给他：“别来经年，想见若渴，弟扶病北来省亲，晳子云兄将来，喜甚。惟迟行未至，伏枕怅望，尚冀早来，借慰病友。克定谏。”
在这纷扰的期间，还有一个酝酿，据说是日本在幕后策动的，就是要在南京另外组织一个政府，推举岑春煊为总统。
民国2年7月28日熊希龄的通电，曾经揭破这个密谋：“报载四省独立，有在宁设立政府，推举岑西林为总统之谣。前南北议和时，犬养毅等于前年冬来华，运动南北分立，渠与希龄本属旧交，屡至沪寓密告希龄，谓袁如得志，中国可危，不如劝孙、黄公推岑为总统与袁对抗，并要求希龄介绍往见。希龄与张謇、汤寿潜、庄思缄、赵凤昌诸君与犬养毅接谈数次，竭力反对。幸黄兴当时力主和议，岑亦病辞不见，犬乃回国。去年春间再到上海，乃不与希龄接洽矣。此日本民党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实在情形也。”
岑春煊在南京组府之说传了一个时期，后因袁军事力量直扫南方，因之没有出现。岑、袁两人在清时就有大隙，袁依赖奕劻，而岑则反对奕劻。宣统年间盛宣怀红极一时，挟隆裕和载涛、载洵以自重，辛亥起义后，盛主张用岑，奕劻则主张起用袁，其后袁因缘时会，水到渠成，遂代清而为民国元首。岑去福建。福建之役，岑怨袁欺，大失所望，拂袖而去，袁又请岑继黄兴为粤汉路督办。袁与南方决裂，督办亦撤销，袁、岑之间遂更成水火。岑在上海，据说孙、黄都去拜望他，他告诉访客说：“别人都怕袁世凯，我是不怕他的，倒要和他较量一下。我本无意大总统，今既有现成的，就不妨试试看。”
袁既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的军事目的当然并不止于撤换国民党系的三省都督为已足，他要粉碎国民党在各省的军事力量和基础，同时还借此铲除所有非北洋系和袁系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所以袁的最后目的是想达到武力统一全国。
尽管被撤职的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都督不准备继续进行抵抗，可是北洋军仍按照原定计划分两路南下：第一军军长段芝贵统率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六师师长李纯两部担任湖北、江西之线；第二军包括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因第二路军不止是一个军，所以称为第二路军），由冯国璋统率，沿津浦路南下进攻南京。这都是北洋军的嫡系。段芝贵和冯国璋都是袁的心腹大将，袁心目中的两个重要棋子，袁心中内定段芝贵是湖北都督，冯国璋是江苏都督。
江西和南京是北洋军进兵的两个主要目标，湖南和上海也是袁用兵的两个目标，由于北洋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配备到各个目标上，因此袁派特务放火焚毁长沙的军械库以削弱湖南可能产生的抗袁力量。
7月上旬又派兵乘应瑞、肇和诸舰抵沪，派海军中将郑汝成以总执法官名义为统帅，团长就是后来齐卢之战有名的将领臧致平。这些兵舰运兵到吴淞登陆，以图控制上海。
北洋军得寸进尺，咄咄逼人，造成了一种形势，即使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到底，国民党想委曲求全，以合法政党地位继续存在也将势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队必将被北洋军吞吃掉，国民党人也将无容身之地了。
李烈钧是国民党四个都督中最有实力的，袁最嫉恶李。李被免职后，孙中山派居正、白逾恒、吴铁城前往南昌慰问，并劝李不受乱命，宣布独立。李颇踌躇，认为：“被免了职才起兵讨袁，人将以为恋栈挟嫌，岂能言顺。”所以决定离江西至上海谒孙中山再作计较，于6月15日经安徽至上海，下榻斜桥路60号。柏文蔚是主张使用武力的，且打算首先在安徽发难，曾密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孙因为安徽逼近北方，且可拱卫南京，似不宜先动，最好由湖南、广东、江西各省先行独立，迨袁出兵，安徽便可截击，所以劝阻了柏。柏被袁免职即赴南京升平桥小住。
李烈钧在上海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反复会商今后对袁应付策略，深感袁当时作法是斩尽杀绝的毒招，既不可理喻，又难以感化，当前只有一途，就是举兵反抗。黄兴这时已派人在南京运动军队。李激于义愤，愿任首难之责，遂于7月7日自上海轻装潜返江西，7月8日抵达湖口，召集旧部第九、十两团，及辎重工程两营，于7月12日占领湖口炮台，檄告中外，宣布独立。李部混成团团长林虎，自告奋勇，愿任九江前敌军总指挥。第一师师长欧阳武，第二师师长刘世均，赣南第四旅旅长蔡森，均电告整军备战。
中华民国2年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公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慷慨誓师，发布讨袁檄文，略云：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