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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旁的沈廷扬和陈邦彦在听完陈子龙的高谈阔论之后，脸上却露出了无奈的苦笑。理论上来说陈子龙的分析确实有理，也比他们之前的解释要符合逻辑得多。然而许多事情理论上能分析得通，并不代表实际操作就真能得到相应的效果。粮食问题若是真像陈子龙说的那么简单，农林部还不早就上书女皇要求这么做了。哪儿还用得着像现在这样当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呢。可正当沈廷扬想要反驳之时，久未开口的陈邦彦率先一步上前向女皇进言道：“陛下，陈大人说得对，百姓确实不需要公社。需要公社的是朝廷！”
第二部 80 举先例两臣述隐患 细分析首相护公社
“陈首相，老夫刚才就已经说了。朝廷完全可以从市场购买粮食进行储备。更何况还有海外的藩属国定期向朝廷纳供粮饷。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还要为了征粮储粮而死守陈规不变吗。”陈子龙不满地放言道。他实在是不明白为何这“陈规”仅实行了十二年，却有如此多的大臣一定要死守不放。
“陈大人太过于乐观了。这么快就忘了前朝崇祯时粮价暴涨、饥民遍野的惨景。老夫记得大人曾经还为此写过一篇《卖儿赋》，言词悲愤而又写实。难道大人想看着《卖儿赋》中的惨境日后在我中华朝重演吗？”陈邦彦痛心疾首的说道。
“首相大人言重了吧。前朝崇祯时恰逢天灾兵乱并至，故而粮食紧缺粮价爆涨。加之前朝不体恤民情，一味地加征税赋和三饷，致使民不聊生，最终战乱四起。而我中华朝如今正值政通人和、五谷丰登的盛世之际。怎么会出现老夫在《卖儿赋》中所描述的情景。试问一个初创不久如日中天的盛世王朝怎能与另一个日泊西山的没落王朝做比较？”陈子龙不屑地反问道。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乱世结束后，中原必然会迎来一个大统一的鼎盛时期。而如今的中华朝无论从哪儿一个方面来看都十分符合条件。因此陈邦彦说中原会再现崇祯朝时的惨景，陈子龙当然是怎么都不会相信的。
然而，陈邦彦却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危言耸听。却见他摇了摇头跟着纠正道：“正如陈大人所言，我朝目前确实正处于前无古人的繁荣时期。但是我朝现在所处的状态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历代王朝草创之初，无一例外的都会减轻赋税、平分土地，做到耕者有其田。在税赋征收上也大多倾向于复古汉景之治，以实物征粮为主。待到中期，王朝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朝廷财政日益恶化。此时君王与臣子就会想到要变法，即对原有的祖制进行一系列的变更以求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如果变法成功，则王朝会迎来新的一轮复兴，时称中兴之治。若是不幸失败，则整个国家都会陷入混乱之中，甚至就此亡国。反观我朝建立不到五年，算是‘初创之朝’。加上之前数十年的战乱使中原人口锐减、无主之地甚多，因此不用朝廷重新安排也能做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另一方面，我朝又是从前朝禅让而得，前朝制度上的不少弊端并没有因战乱而消逝。为此陛下自出任前朝首相起，便开始推行新法、整顿体制。称帝登基后也没有像古代的开国君主那样沿用古法。而是在之前的新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锐意求新。由此可见，我中华朝既是‘初创之朝’，又是‘中兴之朝’。”
既是初创之朝，又是中兴之朝？！陈邦彦这一崭新的观点一瞬间就抓住在场所有人的眼球。就连一直在与他抬杠的陈子龙也忍不住静下心认真倾听起来。眼见众人各个都摒气凝神地关注着自己，陈邦彦当下便用心的解释道：“因为是‘初创之朝’，权贵勋臣羽翼尚未丰满、根基尚且不深。加之陛下乃是一国之君，集天下大权于一手，所以我朝推行新法所受的阻力远小于之前史上的历次变法。同样，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兴之朝’求新求变的活力和新法带来的诸多优势，我朝才能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完成之前朝代十几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的积累，达到如今这般繁荣的盛世。”
“恩，既然我朝兼有‘初创之朝’与‘中兴之朝’的优点，那也要同面对两种时期各有的弊端吧？”听陈邦彦说到这儿，孙露若有所思的插口问道。
“陛下英明。事实确是如此。”陈邦彦见女皇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不禁更为深入的坦言道：“不过，臣等今日来此是向陛下报告公社一事的。在这里臣仅就事论事地谈及其中最为关键的粮食问题。说到粮食的征收储备，就不得不先提我朝目前的实行的税制。依臣看来我朝所定税制，实则脱胎于唐朝两税制‘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原则。其大致的做法，就是将朝廷财政以货币来预算赋税总收入，征收的时候则按需要部分地进行实物‘折纳’。前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在此基础上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故称‘一条鞭法’。而今经过陛下您的改革，我朝进一部简化了税收征收手续，并彻底以货币代替以前的实物地租。此举固然既保证了税收的稳定，也使农户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有利于人口增长、百姓安定、工商业发展。但与唐宋的两税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一样我朝的税制也有一大难以忽视的隐患——妨农利商。”
“妨农利商？”孙露微微皱眉道。虽然扶植工商业是中华帝国的一项重要目标。但深知道“民以食为天”的孙露同样也从未放弃过对农业的重视。因此中华朝农业税赋不但远底于明朝，甚至连相关的徭役也几乎被免除了。若说这样的税制都“妨农”，孙露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别的政策是不妨农的。
然而听出女皇话语中不悦之音的陈邦彦，并没有就此打住。却见他点头肯定道：“是的，陛下，臣并没有口误。远的不说，就拿与我朝相差不足百年的张居正变法时为例。由于当时的明庭赋税改收钱银，农民为了交税就需要将自家打下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如此一来上市的货物必然会随之倍增。一时间国库充裕，市面出现经济繁荣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种‘繁荣’却是建立在农民血汗之上的。因为朝廷征收赋税总是有一定时限和定额，即公有赋役之令。正是迫于此‘公有赋役之令’，谷物之上市，总是集中于一时。其时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导致价格之跌落。陛下、诸位大人应该都还记得前明时，市场粮价升得有多贵有多快吧。显然，粮价的这种上升，决不可能是在农户完纳赋税的时候，而只可能是在他们完纳赋税之后。换言之，这种较高的粮价，一般总是商人在市场上的卖出价，而决不可能是他们从农民那里的买入价。”
“陈首相所言甚是。正因为如此当年的礼部尚书徐光启才会在自己的《屯田疏》中坦言：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一旁的沈廷扬跟着痛心疾首地附和道：“为了交纳税赋农民要贱卖自己的粮食，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又要从米商手中以极其高昂的价格买回自己刚卖出的粮食。更有甚者，有些奸商为了哄抬粮价，不惜看着谷子在粮仓里烂掉也不肯拿出来销售！”
陈邦彦与沈廷扬一番话语让在场的孙露和陈子龙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陈、沈二人所描述的情景对于陈子龙来说并不陌生。事实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与陈邦彦、沈廷扬一样也是亲身经历了那段混乱时期的。而对孙露来说，对这些情况她虽没有在场的三人感受深刻。但类似将牛奶倾倒入河的故事她倒也听过不少。可见这种事情与是什么制度、什么国家都没关系。只要人类还存有逐利之心，就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然而还未等孙露开口发表自己的看法。底下的陈邦彦便进一步阐述道：“陛下，这些情况还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是连年丰收的太平年景，以上的情况对于国家还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可是一但遇上个天灾致使粮食歉收，或是遇上大的战乱朝廷需要征收更多的税赋粮饷。再加上朝廷在其他方面不当的政策和底下官吏的徇私舞弊，则会使整个局势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这时候朝廷为了收购大量粮食应急就得去向商贾购粮。可面对疯涨的粮价，国库内征收的税银根本不够购买当初折算的粮食了。为解燃眉之急，朝廷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向农民去征更多的税赋。随着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比重越来越大，钱重物轻的情况也在不断加剧，农民竭田亩之收，而不能应付国家之赋税。于是，为了完纳赋税，百姓便不得不将自家所产的生丝、土布、藤筐等等副产品，也投放到市场上去变卖。市场上的货物进一步供大于求。而百姓手中的钱财却连买粮尚且不够，何来钱财买其他东西。因此到最后中小商人与贩夫贩妇亦会因此而无所资取。先前繁荣的市场急骤萧条萎缩。陛下，如此算来最后受‘妨’不仅仅是农户，国家、中小商人亦会因此受到波及，甚至损失比农户还要大。最终获利的便只有那些依靠中间差价大发横财的投机商人。之后农民因税赋所迫揭杆造反，那些投机者所赚的昧心钱最后还是落在了流寇手中。而整个王朝则因此覆灭。如此前车之鉴陛下不得不防啊！”
“陈首相说的确实属实。可是那终究是明朝的事。现在的中华朝不是还有大量的藩属国定期进贡粮食。朝廷从海外摄取的白银和红铜也十分充足。使我朝不会像前朝拿般出现‘银荒’和‘钱荒’。难道凭这两点优势还不够稳定住市场，压制住那些奸商吗。再说若是税赋征收的时限真的影响了农户的买卖粮食。朝廷大可以根相应的情况调整时限，并制定相应的法律约束市场，不让投机者有可趁之机。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陈子龙皱了皱眉头说道。他还是觉得陈邦彦太过于悲观了。无论怎样中华帝国的敛财门路都比先前的明朝多得多。当初他可是亲眼看着远洋归来的舰队，将整箱整箱的银子搬下船的。若说朝廷以这样的实力都镇不住几个奸商的话，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陈大人说的没错。正因为有海外白银、红铜稳定供应，我中华朝才不至于出现钱荒、银荒。百姓们才能安心享受‘一概纳钱’的好处，而不用承担钱荒带来的风险。至于朝廷用来稳定市场粮价的储粮，老夫在此可以毫无保留的在此坦言，这其中有五成是公社粮、二成海外粮、三成市场粮。陈大人你现在明白公社对朝廷的重要性了吧。”陈邦彦直言不讳的说道。
可还未等陈子龙接口，龙椅上的孙露便抢先一步惊讶道：“什么！五成？陈首相何以公社粮会占如此大的比重？”
“回陛下，确实如此。因为公社的粮食完全是卖给国家的，而价格也朝廷制定。因此朝廷往往能够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到大量所需的粮食。也正因为如此朝廷的储粮才不用受市场粮价波动影响，可以沉着应付各类突发情况，并在必要时依靠手中的储粮平复粮价。更可以此放缓农业上的征税时限，给帝国大多数农户以足够的时间买卖粮食。陛下，这就是臣等为何一再坚持保留公社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