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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刺杀事件具体何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虽然才年仅54岁，但此前因为长期的**生活和紧张的战争，乌里扬诺夫的健康状况就已经受到了不小影响，而这一次刺杀中乌里扬诺夫虽然逃出死劫，却也因此受了更严重的伤害，子弹留在他的颈部，靠脊柱很近，约1cm，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安全取走子弹。
直到1922年4月24日，才由一位德国医生为乌里扬诺夫实施手术取出了子弹。但第一次中风，右侧部分瘫痪，开始减少政务。同年第二次发生中风后，他停止政治活动。第三次中风后，直到去世一直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可以说相当于自苏阿战役之后，乌里扬诺夫除重大事件外就已经很少处理苏俄的政务，他在存在完全是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虽然两年内都很少干涉苏联政务了，但做为事实上苏联甚至世界无产阶级象征的乌里扬诺夫逝世还是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列的反响，或者说也引起了一轮躁动，这个庞大却价值观念与西方国家已经完全格格不入的欧洲大国的未来走向值得每一个国家关注，阿英法美意等国自不必说，特别是与其紧密相邻又有着切身仇恨的阿拉斯加，对此事件更是保持了高度的关注，甚至于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国会选举在高层眼中也成了次要关注的目标。
“去年8月，沃伦。哈定猝亡，美国总统换成了卡尔文柯立芝，10月中国总统换成了曹锟，而进入今年就是前两天，乌里扬诺夫死后的第二天，麦克唐纳组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党政府，现在乌里扬诺夫死了，苏联也可能开始新一轮政治洗牌，加上今年美国总统还将大选，我们阿拉斯加同样处于选举年，我说，怎么就这么巧，这一年里，居然全球数个主要大国居然都有可能更换领导人”刘楚雄看着手里的电报笑道。
便是叶枫此时想来，也觉得确实有够凑巧，当然只是觉得居然数个大国都将可能在今年更换领导人有些巧，倒不是觉得乌里扬诺夫死得巧，虽然不记得历史上的乌里扬诺夫到底是哪一天死的，但叶枫却清楚的记得是1924年，对于苏联的政治变化，叶枫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缺少了解，依照对历史的了解，他知道苏联未来的政治大致走向。
“根据我们的情报，乌里扬诺夫死后，最有希望掌握大权的自然是现任总书记朱加什维利，不过据息乌里扬诺夫的遗嘱对朱加什维利很不利，其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已经向政治局递交了遗书，要求调整朱加什维利的职务，所以现在看来，这个最稳当的其实也大有可能出现变化。”这时坐在会议桌下首的中情局长史密斯道。
“其他最有可能的应该不出托落茨基，加里宁，布哈林等几个目前政治局主要领导阶层了，不过说实在的，对于他们的政治选举方式有些让人看不懂，完全是一种继承或指定性质的，而不是由人民或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具体最后谁来掌权，只怕还得经过一番风云变幻的内部政治斗争才可能得出结果，一句话，苏联可能要内哄了”
不愧是掌权十数二十年的国家元首，叶文德一句话点出了乌里扬诺夫死后苏联可能的政治形态，让叶枫也不得不佩服，实际上乌里扬诺夫死后，苏联人民的痛苦才真正的到来了。
记得乌里扬诺夫死后，后来坚持反苏立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这样评论：俄国人民掉进泥潭苦苦挣扎，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乌里扬诺夫的的诞生，而第二坏的事情则是他的死亡。
虽然这只是丘吉尔带有个人观点的评价，但无疑，点出了乌里扬诺夫之死的后果。
“其实乌里扬诺夫早在第一次中风以后，就完成了一份遗嘱并交给了其妻克鲁普斯卡娅，评论了六位苏共的高级领导人，包括：朱加什维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六人。而现在看来，这六人自然也是最有可能登上苏联最高领导人位置的。其中对朱加什维利的看法是“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史密斯这个情报头子笑道：“由于同期乌里扬诺夫和朱加什维利在关于外贸垄断和格鲁吉亚事件问题上发生争执，1923年1月4日，乌里扬诺夫又为他的口授记录作了一个补充，是专门针对朱加什维利的：朱加什维利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GCD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朱加什维利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而这份补充就是现在克鲁普斯卡娅交给政治局的遗书当中对朱加什维利最不利的。虽然现在我们得到的情报是还在争执当中，但可以肯定，朱加什维利会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真的可能因此而断送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的希望”
史密斯的情报和分析让叶文德，刘楚雄，李成玉等人都点头认同，唯有叶枫摇了摇头，坚定的道：“不，杰斐逊，我敢肯定，这个遗书对朱加什维利无法造成实质的影响，最后朱加什维利会取得这场争夺的胜利，因为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苏联人的政治模式，就像总统所说，他们的政治是一个让人看不懂的，非民主的政党集权式政治，而同时这种政党集权最后也会在其党内部产生个人集权，朱加什维利有最大的优势，什么优势，那就是他在总书记这个位置上呆了两年了，自乌里扬诺夫第一次中风后，朱加什维利实质上已经开始掌握苏联最高权利，虽然因为乌里扬诺夫的存在，这种权利还受到了部分制约，但所谓名正则言顺，在此期间，朱加什维利完全可能因为这个权利和地位凝聚起一批他自己的支持者，这种优势不是任何人可比的，乌里扬诺夫生时无法直接将他从这个位置上赶下去，他死后，凭一封遗书你们认为有可能吗？”
叶枫的分析让史密斯等人又悚然而惊，说白了，就是他们没有马上从民主国家的角度转化过来以纯粹的苏共模式来看待他们内部的权力交接，这种权利交接可以说完全就不是人民不是基层可以决定的，而是其内部可能小范围即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内部的较量，在这种小范围内，不管较量如何惨烈，但朱加什维利这个目前实质上掌握最大优势的人获胜的希望无疑是最大的。
“如果是朱加什维利最终掌握最高权利，短期内可能对我们有利，毕竟他是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是放宽贸易的支持者，但从长期来看，坚持这一有利经济政策的朱加什维利又不是符合我们阿拉斯加利益的选择，因为一个经济相对充满活动，可能更快恢复甚至更快强大起来的苏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威胁”叶文德皱了皱眉头道。
“要不要动用红蝶，换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上台”史密斯问道。
刘楚雄闻言却对着史密斯笑道：“杰斐逊，你当苏联是我们家开的，想换就能换，一个红蝶，威力再大，在这种层面上也不可能产生根本性影响，这样重要的伏子不能轻易动用，就算不想朱加什维利上台，我们也只能想其他办法，不过我估计也不会有多少办法，毕竟苏联政治相对封闭，连其国内下层都无法起到作用，外国就更难以干涉。”
叶枫此时却呵呵一笑道：“正好相反，在我看来，朱加什维利正是对我们而言最合适的人选，纵观现在的苏联几个主要领导人，没有哪一个比他更符合我们阿拉斯加的利益。”
叶枫一句话，把与会人员的眼光全部吸引了，叶文德，刘楚雄等人都很是迷惑的看向叶枫。
“你们记得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怎么来的吗？”叶枫笑问道。
“当然记得，说白了，跟连续的战争，跟他们因实行战时GC义经济政策而导致经济崩溃有着很大的联系”叶文德点头道。
苏维埃于十月**掌握国家政权后，随即爆发大规模内战，乌里扬诺夫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同时也尝试直接向GC主义社会过渡，于是在1918年6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了实施“战时GC主义”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即余粮收集制），国有化所有大中企业，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商品交易并实行计划配给制，对工人采用严格的管理制度，罢工者即行枪决等。
战时GC主义政策很快就导致了经济崩溃，到1921年，俄国的重工业产量只有一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圣彼得堡失去75％的人口，而莫斯科的人口也减少了50％。而余粮收集制也严重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成为日后饥荒的主要原因。
最后由于长期的内战和余粮收集制的实施，粮食供给明显下降，而在内战基本结束之后，又发生了规模庞大的苏阿战役，苏俄当局没有终止战时GC主义政策，导致1921年春季出现了波及30多个省的严重饥荒，据估计期间全俄约有500多万人饿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同期的农民也对苏俄政权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发生了反抗征粮的坦波夫叛乱。乌里扬诺夫则认为这是“富农暴动”，下令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红军使用毒气镇压抗粮农民。1921年2月21日，圣彼得堡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曾经在十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他们要求苏俄当局实现言论自由、解除贸易限制、重新选举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乌里扬诺夫派加里宁前往劝说无效后决定使用武力，令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攻陷喀琅施塔得镇压了水兵暴动。
虽然成功的镇压了叛乱，但1920年至1921年间连续发生的国内叛乱迫使乌里扬诺夫承认：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GC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是错误的。
于是自1921年3月21日开始，苏俄放弃战时GC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允许商品买卖；放松外贸管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企经济等。
新经济政策加上随后开始的苏阿，英苏贸易使苏俄经济遂渐走向恢复，虽然还远未使俄国的工农业产品产量成功地恢复到欧占前即1913年的水平，但这一积极政策仍然使得经济濒临崩溃的苏俄看到了彻底复苏的希望。
然而新经济政策却也被苏共左派视为是对资本主义的妥协及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因为不管怎么看，这个新经济政策实际上都更相似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所以这个政策在苏联一直以来就存在不少的反对声音。
叶枫点头道：“是的，对比新经济政策实行前后，可以看出新经济政策对于苏联其实是有利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其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们永远都不能忽略，那就是意识形态，不能忘记苏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矛盾，而是一个完全对立的矛盾，他们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穷途末路的被迫行为，实际上这个政策在苏联内部的反对呼声很高，甚至比支持者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