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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至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中、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
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战大
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的煌煌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
天下瞠目。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与魏国比肩而立，直到亡
国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
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
国前三之列。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
天下之最，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最高王冠。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
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而绝不是
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个大国强国，最后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唯其如此，便有了种种评判，种种答案。
在种种评判答案中，有三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齐人追忆历史的评
判，一种是阴阳家从神秘之学出发的评判；一种是西汉之世政治家的评判。其后
的种种说法，则往往失之于将六国灭亡笼统论之，很少具体深入地涉及齐国。先
看第一种，齐人的追忆评判。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
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
遗民所回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三，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
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
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
：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
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
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
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
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
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
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宾
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
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
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
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
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
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
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
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
：“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
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
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
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
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
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
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
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
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
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
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
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应在
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则，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全勾画出了田氏代姜的大体足迹。因为
，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当时，齐国有个叫做
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
，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
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
是惊人地准确。
阴阳神秘之学的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
，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的正义性交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运，
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
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为一种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
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性），对冥冥
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
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或灾难。这便是后世
的善恶报应说的认识论根基。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
碎龟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
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
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
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流。典型如秦国
，司马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一
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的记载。因为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
看重，所以其种种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实的洞察，也便往往有着
惊人的准确性。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为因了这一“
积天下之阴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点，
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交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
后，占卜星相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强调人的
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便
越来越低。这是后话。
第三种说法，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
《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
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
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
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苟子）适楚；内无良臣，故，
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
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先回顾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
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对齐王田建的作为，
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而“不与诸侯从亲”
，则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结果。显然，这种观念与齐国民众的说法，与司马迁评判
，并没有重大差别。应当说，这些原因都是事实，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现象原因，
而没有触及根本。
那么，根本在哪里？实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齐国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所有国家
都没有的现象：末期四十余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
争。也就是说，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齐国的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是在和平
康乐中度过的，五十余年没打过仗。孤立抽象地说，和平康乐自然是好事，也是
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生发的基本理想之一，无疑应当肯定。然则，在战国这
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争时代，一个大国五十余年无战，无异于梦幻式的奇迹。作
为一种历史现象，史家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基本事实。司马迁在回顾齐国历史时
说：“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
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田）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客皆为反间，
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占之备。”
且略去太史公的诸如“君王后贤”这样的偏颇评价，只就事实说话，首先理
出齐襄王时期的轨迹。燕国破齐的第二年，齐襄王被莒城臣民拥立即位，此后五
年直到田单反攻复国，是齐国最后一次被动性的举国战争。此后十四年，齐襄王
复国称王，权力完整化。这十四年中，齐国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单主政初期的
对狄族之战，有鲁仲连参与，规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
，齐襄王十四年）秦国穰侯攻齐，齐军大败，丢失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地带）、
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地带）两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齐襄
王十九年），秦军攻赵，齐国应赵国请求而出兵救赵，迫使秦国退兵。很显然，
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边境，第二仗是完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