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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附的丞相府令名为《文治整肃令》，全部将李斯的朝会奏对化作了实际政令，其包括方面是：
其一，废除议事制度。所谓禁议论，这是最实际的一条。要申明的是，被禁止的议事不是正常的朝会议事，而是由皇帝“下群臣议事”的有关特定重大事件的商讨决策制度。就其实际而言，这种议事与其说是一种明确的决策程序，毋宁说是战国论政风习所形成的一种传统。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通行的事实，而且为朝野所认可。所以，若不明令禁止，则有可能在大事不交群臣议决时反而遭受非议。是故，李斯主张禁议论，首先便是废止了最具有传统根基的“下群臣议事”的习惯程式。这便是李斯所说的“禁之便”（禁了有好处）的实际所指。中央国府取消议事传统程式，流播民间的种种议论便没有了强大的传递渠道，帝国决策便很容易保持一致。从当时的情形看，禁议事不能说没有合理性。
其二，禁止民人私议政事，尤其严厉禁止“以古非今”，明定“以古非今者，（灭）
族！”这个民，是朝臣之外的所有民众，其本意目标当然首指士人阶层。就事实而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强权镇压民众言论的重大事件，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令明确指定了非议秦政的具体所指：以古非今。从尊崇革新维护革新的意义上说，它充满了不惜以强大权力维护新政成果的坚定性，最大限度地张扬了战国时代“法后王”的变革精神。但是，禁止议论政治本身，却也开启了思想专制的先河。从史料角度说，尚未发现帝国时期真正因“以古非今”言论而被灭族的记载。这一事实间接地证明：这一法令的威慑意义大于实际执行的强度。
其三，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期限为三十天。这一政令的当时含义很清楚：根除攻讦秦政的根基依据。李斯的庙堂对策及其政令，也都同时明确了豁免方面：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此列，官府藏书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国史书不在此列，各种政令典籍与理财资料（图书计籍）等不在此列。后来的史料证实，这道政令在实施中远远没有政令本身那般彻底。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于洛阳周室的先秦史书损毁最大，可说是基本不存外，其余百家典籍并未损毁多少。主要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官府收藏的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则是散布天下的民间藏书不可能被全部收缴。东汉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通志·卷七十一》云：“（先秦典籍之丧失）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刘大魁之《海峰文钞·焚书辨》云：“六经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
道古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李斯奏对中分明说民间百家语在焚烧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诸子”之说？只能说明，这道政令在实际执行中是有着很大的弹性的。毕竟，这道政令的本质目标是与复辟暗潮相呼应的“道古非今”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书本身。
其四，禁私学。春秋战国学术繁荣以至鼎盛，私学之兴起居功至伟。帝国政令禁止私学，对中国文明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焚书”与“禁议事”两项。因为，这是从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私学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学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于深山大泽，或得改换名目以继续传授学问。后世史家发掘这一方面的史料极少，只有一条记载，这便是《汉书·楚元王传）的记载：“楚元王交，字游……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子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其五，立官学。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根基在确立官学。立官学，是禁私学的必然补充。但从实际情形看，秦帝国之初正当战国私学传统极其强大之时，官学在事实上也只能是国家设立的博士学宫而已，各郡县尚没有兴办官学之记载。
帝国政令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官学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是以法令为教，以律师为传授教习。两大尚未相通的文明体系，在同一时期采取了本质同一的治理方式，蕴含着何等必须探究的东西，实在值得深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烧民间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焚书”事件。与其后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个秦帝国，因此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两千余载厚诬之下，已经无以使后人认知全貌了。人们因此而将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将秦帝国视作暴秦。甚或不屑于做任何历史真相的追究了。作为一起有着深刻历史背景，且发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书”事件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已经被后世儒家夹杂着仇恨心理的单向价值评判所淹没了。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单向评判，大大掩盖了“焚书”事件的反复辟的政治本质。在岁月流逝的长河中，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被褊狭地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这种评判，折射着我们民族时常痉挛性发作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着我们常常因这种刻意失察而导致的种种悲剧。至少，人们已经忘记了，“焚书”事件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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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氏春秋·仲冬纪》云：“仲冬之月……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命之曰畅月。是月也，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
②阳武博浪沙，阳武为秦县名，大体在今开封西北。博浪沙为其时驰道路段名，大体在今开封与郑州之间，在今河南原阳县。博浪沙事件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韩国旧贵族张良主谋。
三、光怪陆离的铁血儒案
博士学宫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惊蛰朝会的次日夜里，统领学宫的文通君孔鲋逃亡了。博士仆射周青臣连夜禀报了奉常胡毋敬，两人一起夤夜晋见皇帝。嬴政皇帝却是淡淡一笑：“走了也好，只要儒家不生事，去留自便。”胡毋敬周青臣一时大为惶惑，秦政历来法行如山，高悬廷尉府正堂的便是商君名言：“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皇帝更是从未宽恕过一个罪犯。如何有封君爵位的大臣逃亡了，皇帝竟能淡然处之？
嬴政皇帝见两人愣怔，又是淡淡一笑道：“孔鲋并无实际职掌，其心又不在国政，走便走了。焚书也好，禁议也好，本意都在威慑而已，还能真杀这些文士了？”两人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出得皇城便呵呵笑了。奉常胡毋敬总领文事，便叮嘱周青臣：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于是，周青臣回到博士学宫也便没了任何动静，只与几个志在治学的博士埋头整理经典。
周青臣没有料到，孔鲋逃亡之后的三日里，博士连续逃亡四十余名，几乎清一色的儒家博士，七十二博士只剩下了二十余名博士。周青臣大为惊慌，立即再次禀报胡毋敬，两人又再次进了皇城。皇帝这次显然认真了一些，召来丞相李斯共同议决。李斯见嬴政皇帝并无追回逃亡博士之意，思忖片刻，提出了一个方略：在焚书令之后，立即颁行一道广召天下文学之士的诏书，一则可向天下彰显秦政弘扬文明之宗旨，二则可使天下学人聚集国府昌盛官学，三则可消解博士逃亡之种种非议。
胡周两人立即赞同，周青臣还特意补充道：“广召文学之士，又不究博士擅自逃亡罪行，儒家有可能生出的流言，便会不攻自破！”嬴政皇帝笑道：“既云广召，索性也将方士术士一并延揽，免得此等人在民间滋事。”显然，皇帝对方士术士并无反感，却也带有几分戏谑。胡周两人是立即赞同了。李斯却有些犹豫，迟疑着没有说话。
嬴政皇帝笑道：“方士术士未必没有管用者，然大多荒诞无疑。教他等在民间行骗，不若将他们召进学宫，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大神通。若是术不应验，我大秦律法岂是白设？”李斯恍然大悟，立即连连点头。
秦政高效，次日立即颁行了《广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诏》。
说也奇了，虽然以焚书为轴心的整肃文治令颁行之后，天下士人大为震动，各郡县也不时传出藏书世族纷纷逃匿的消息；然召士诏书一颁行，还是立即大见效应，半年之内士子们络绎不绝地奔赴咸阳，秋风萧瑟的时节，博士宫已经聚集了千余名各色士子。一时之间，咸阳博士宫生机勃勃，帝国文风大盛，似乎已经完全掩盖了因焚书禁议而引起的朝野震荡。但博士仆射周青臣却很清楚，此番招纳士子，博士宫来者不拒一无遴选，是故鱼龙混杂，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名士大家，根本不可能担负兴盛文明之重责；唯一的效用，无非是消解复辟暗潮与儒家名士对帝国新政的攻讦罢了。
然在对士子们——登录清楚之后，周青臣又一次惊讶了——千余名士子中，竟有六百余名儒家士子，二百余名方士术士，三百余名占候、占气、占星与堪舆之士！其余农家、水家、工家、医家等实用学派却只有数十人，兵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则更是寥寥无几。周青臣大觉蹊跷，反复勘验，仍然如此。至少，数量最大的士子们都自称是儒家弟子，所习经典也大体都是诗、书六艺，师从传承也都路径清楚，你能说他不是儒家士子？而方士术士则更是怪异，都透着几分神秘，人人宣称自家有特异之能，一见周青臣便纷纷白请为皇帝祛除暗疾，为帝国祈福禳灾。占候占气占星堪舆之士，则人人都说天机不可预泄，再问便是望天不语。周青臣大觉不是路数，当即禀报奉常并上书皇帝，详细禀报了种种情形，未了忧心忡忡道：“博士学宫原本文明之地，近日却已是怪力乱神充斥也！臣请为博士学宫建立选士法度，不能见人便纳。”
未过三日，胡毋敬带来了一个显赫的校士大臣，博士学宫顿时大乱了。
这位校士大臣，是御史大夫府的御史丞，也就是冯劫的副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总司帝国百官查核考校，职责重大权力显赫。然大秦政风清廉违法是从，是故这御史大夫府对帝国群臣而言，却也并无威势赫赫之感。然一人鱼龙混杂的博士宫，御史丞之纠察威力立即大显功效，旬日之内立杀方士术士三十余人，博士宫顿时人人惊骇了。
那日，周青臣奉命召集全部官士聚在了学宫中央的露天论学台前。
这御史丞也是奇特，满头灰白须发，古铜色脸庞始终荡漾着一丝似笑非笑的纹路，教人莫测深浅。那日摆好了法案，十名执法重剑甲士两侧一站，御史丞便宣读了勘验士子的御史大夫令。令云：“诸生奉诏为官士，当考校才具，量才录用，虚妄不实者依法处置之。”而后御史丞淡淡宣布，先行勘验方士术士之才具。战国之世谁都清楚，秦法“不兼方”。也就是说，不容纳方士术士，禁止方士术士。然皇帝诏书大召方士术士，分明便是法令改了，方士术士们也才敢纷纷冒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