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史量才经营《申报》费尽心血。一方面,他使《申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不卷入党派之争。他曾自述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它尽力与对手《新闻报》竞争,革新报纸广告;购进美国新式印报机,使每小时能印三大张的报纸9.6万份;1918年10月,在汉口路、山东路口又新建了报社大楼。为在发行量上赶上《新闻报》,又用附送画报的办法积极发展订户,并探求快速投递的方法。在史量才及张竹平、王钦尧、许灿庭等经营人才的努力下,《申报》发行量直线上升,由1912年接办时的7000份,发展为1926年的14.1万余份,成为当时有数的大报之一,在全国特别是在民族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誉。史量才也因此成了中国的“报业巨子”。
史量才为实现“以企业造产为富国福民之本”的宏愿,1921年他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中南银行,同年又发起创办民生纱厂。后来他还协助友人扩大五洲药房和复兴中华书局。这样,史量才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金融、实业界。
1927年史量才购进《时事新报》,之后又经受了一场《新闻报》股权风波。1929年1月,史量才由董显光出面,在北京与《新闻报》外商股东、美国敦士福开森秘密谈判让渡股权事宜。谈判商定,由史出资80万元收买福开森在《新闻报》的全部股权。消息传出后,《新闻报》华籍股东、经理汪伯奇愤愤不平,报馆同人在报上展开了一场“收回股权”的宣传攻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有利于实行新闻控制,也乘机进行干预,宣称对此“将予以相当处置”。处事一向谨慎的史量才,不得不做一些退让,与《新闻报》同人会晤时,史量才说:“《新闻报》外商股票转让于华商,成为纯粹华商的产业,当为诸君子所赞成。新股东以我和我的学生钱新之、吴蕴斋为主,并有中南银行,金城银行主持人参加。我保证新股东方面决无北洋军阀在内,外间传说,纯属谣传,今后事实可以证明。本人也决无吞并《新闻报》意图,想成为报业托拉斯。此后,《新闻报》还是一张独立自主的报纸。内部一切事务仍请汪氏昆仲照旧主持。我对于各部分亦不无端干涉。”
双方谈判结果,定下几条协议,其中包括史量才退出300股,使所掌握的股份不超过总股量的50%。《新闻报》同人,对此感到满意。《新闻报》股权风波就此结束。史量才原计划任董显光为《新闻报》总经理,戈公振为总主笔,这时只能放弃。
经历这场风波,史量才开始意识到,发展产业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报纸”的发展天地终究是有限的。这也成为史量才后来反对专制、支持进步的一个起点。
三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月31日,在四川中路中国企业银行楼上的大厅里,上海的地方名流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聚集在一起,宣布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穿梭于到会的名流之间,特别忙碌。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讲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他说:“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观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世界上不战而亡的人叫做亡国奴。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而仍不免失地的人,叫做义人。义人之国叫做义国,义气留天地,谁能亡它?谁能奴它?欧战时,比利时不是一度亡了吗?但世界上绝无一人称比利时的人为亡国奴。比利时人拼了死命,保持国格,最后终于翻身。……”他的这番话,讲的到会的不少人眼眶湿润,点头称是。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4)
会议作出决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宗旨是: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会议还就维持会的组织、活动经费与活动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个在抗战风云中自发形成的“市民”组织,在整个淞沪抗战中实际上担起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理应担负、但被放弃了的那一部分职权。
1932年1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前,面对日本海军在上海寻衅闹事,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节节退让,史量才就在哈同路(现铜仁路)自己的寓所,约请工商文化界人士20多人,讨论时事,商议对策,组成“壬申俱乐部”(这年农历为壬申年)。之后,壬申俱乐部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这个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前身。
自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之后,史量才全力主持该会的会务。白天,他在维持会会所(开始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后移至延安中路181号)办公,审阅文稿,检查账目,工作忙时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匆匆进餐。他患有胃病,胃痛发作,即服用带在身边的止痛药片。晚饭后,约定由《申报》经理马荫良到自己的寓所汇报当天《申报》记者前线采访、读者投书支援等情况及报馆中的其他事务。接着又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从事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常常直至深夜。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从而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他还将购纸款7万美元全部捐献;《申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就鲜明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事变后两天,《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陷落的情况;之后连续发表时评,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史量才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更是一泄长期积闷,鼓吹抗争,组织支援。事变第二天,它发表时评说:
“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
1月30、31日又接连发表陶行知撰写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的时评,指出此次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希望市民踊跃参加十九路军,并从物质上积极支援军队和救济难民。
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自发捐献情景动人;《申报》和史量才在这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申报》馆2月1日接一陈姓读者送来支票一万元,并附来信。这封热情称赞前方战士的信件第二天刊出后,连着许多天,一批又一批的具名“爱国者”、“一市民”等的来信、捐款,涌进报社。其中有一天,单是爱国华侨汇来的捐款就达6.37万余元。2月10日,日军速战速决策略破产后,企图从日本本土增兵来沪。史量才在寓所中召开了一次理事会,并邀请蔡廷锴、徐名鸿参加。大家认为,要做好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为此由理事会建议公开登报募集救国捐,并将本会全体会员名单刊出,以昭信实。由秘书长黄炎培拟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2月15日赫然刊于报纸的广告栏中,这时的会员已由半个月前的32人扩展为200多人。爱国学者章太炎除本人捐助外,另向亲友募捐,并于2月17日把他写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寄给史量才,在《申报》上发表,颂扬上海军民合力御侮。
上海市民除踊跃捐献款项外,还尽力募集战地所需的物资。一天,《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最需要者即运输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尚望热心同胞,尽量捐助”。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齐向军中输送,盛况空前。宋庆龄、何香凝赴前线慰问后,报纸刊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五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丝棉背心、绒线衫裤、棉被等2000余件,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理事会立即将这些物资送往前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5)
救护伤病官员,救济战区难民,稳定上海金融,安排市民生活,这些原应由国民党上海地方政权去做的事,几乎都落到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身上。史量才曾召开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会,讨论怎样从金融上稳定后方的问题。大家认为,关键是纸币得以继续兑现和流通,消除市民的紧张心理。史量才倡议“南四行”、“北四行”上海的八家私营银行带头兑现纸币,后来国营银行、私营企业也响应这个倡议,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居民的生活,保证全市安稳如常。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在自己的寓所里,每周与宋庆龄晤谈一次,交换情报,互商对策。同时,史量才、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负责人,也在史宅每周会晤一次,听取各方面情况,沟通军、政、民三方的联系。当时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告失败,正从国内调兵遣将增援上海。宋庆龄、杨杏佛和史量才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日本的大部队不可能在黄浦江码头登陆,也不可能在淞沪一带驻扎,很可能在长江沿岸和东海沿海地带,寻找登陆之地和驻扎场所,因此必须加强江防及海防工事。宋庆龄,杨杏佛请人绘制苏浙两省和东海沿岸地图,晒成蓝图多份,请史量才在地方维持会讨论,并由史量才等深夜面交吴铁城,转送蒋介石。可是,蒋介石不予重视。1932年3月1日,日军果然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为避免腹背受敌,被迫撤离淞沪。此事使史量才悲愤异常。《申报》3月2日、3日连续发表时评述此事,明白地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能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3月底,国民党为了应付上海和全国舆论,召开所谓“国难会议”,史量才、马相伯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许多会员作为“选定会员”被邀。但他们在确认不能在会议上取得什么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嗣后,《申报》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又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史量才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它呼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教育人们抛弃不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