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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委沈涵认为这是个肥缺，做梦都期求。杨杏佛为了保证中山陵的工程质量，决定公开招标。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许多一流建筑公司，纷纷投标竞争。为了达到中标的目的。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往杨杏佛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沈涵对杨杏佛非常嫉妒，想取而代之，便设计陷害他。沈涵派亲信刘发，谎称是大同建筑公司的，叫杨良光，到杨杏佛家里送去金砖10块及山珍海味两大包，请他在研究工程招标时给予关照。杨杏佛收了“杨良光”的礼，打了收条，签了字。刘发拿着杨杏佛收受贿赂的铁证，高高兴兴地出了门。“杨良光”究竟是干什么的？杨杏佛心里纳闷：一是谈话时，他用错了几个专业术语，不像是搞建筑工程的；二是送如此厚礼的，独此一份；三是似曾见过。于是悄悄紧随其后，一直把“杨良光”护送到沈涵的家门口。
杨杏佛将此事向宋庆玲作了报告，宋庆玲听后无限感慨，把一张折叠的纸条交给了她。杨杏佛打开一看，惊诧不已，问：“我写的这张收据怎么会在您这里？”宋庆玲说：“沈涵恶人先告状，编造谎言，说什么他意外得到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于是就送我这里来。”杨杏佛脸上露出了微笑，说：“您看到我亲笔签名的收条，就一点也不怀疑我？”宋庆玲睿智地笑笑：“那天，我一看到这张收条，心里就想，这是一条多么巧妙结实的绳索呀，沈涵这只老狐狸被你套住了！”
投标中山陵工程的建筑公司近40家，其中的19家给杨杏佛及其下属送了礼。招标会之前，杨杏佛带着他们，包括化名“杨良光”的刘发，参观了礼品陈列室，当他们各自看到自己的公司名称和所送礼品时，十分尴尬，只好悄悄地溜走了。
1925年“五卅”惨案后，杨杏佛创办《民族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抨击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同年9月，他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发起人中包括了张闻天、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著名共产党人，于右任、戴季陶、李石岑等著名国民党人，以及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予同、丰子恺等作家、学者、艺术家，杨杏佛在济难会上海总会成立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之一。济难会“以救济爱国运动和被难者为宗旨”，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的杨杏佛在上海设秘密电台，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次年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了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上海起义的中心人物》文中称他的工作“大有助于上海起义的伟业”。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3）
1927年10月，大学院（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专门研究教育工作。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杨杏佛出任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大力支持社会学者调查上海日商纱厂的女工包身制、调查无锡、保定及东北的农村经济。
1931年他亲自到江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写成一篇客观的考察报告《TheCommunistSituationinChina》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中文本在《民国日报》（7月17日至21日）连载时题目译为《赤祸与中国之存亡》。这篇报告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实际情况，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第二部分报道了8个苏维埃区域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江西苏区红军成长的过程和三次反“围剿”的状况，结论指出“围剿”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只有避免内战，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才能建成独立自由的中国。文章发表后，当局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无疑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红色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他在《西行漫记》的注文中还专门提及这篇报告对他的影响。这也是杨杏佛后来遭到暗杀的主要要原因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等人积极主张抗日救亡。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入侵日军时，杨协助宋庆龄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救护治疗伤病员，同时集合上海科技人员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帮助军队准备后方工作。
1931年12月2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被蒋指使特务逮捕后秘密杀害，消息传开，群情激愤。邓演达之死作为蒋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使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加上对蒋介石一派消极抗日的不满，1932年夏，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专门保护与营救所有抗日爱国“政治犯”，争取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爱国团体。同年12月，同盟正式成立，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参与组织营救被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1月17日，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任执行委员。1月下旬又去组织同盟北平分会，并考察北平各监狱及被关押的政治犯生活情况，呼吁废止种种侵害人权的反动法律、法令。3月，与宋庆龄等一起推动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号召团结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傅国涌先生曾言：“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
杨杏佛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1933年5月间，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不予理睬。杨杏佛在反动派的压力和恫吓面前，英勇无畏，坚持斗争，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为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做了大量的工作。蒋介石决意除掉杨杏佛，以威吓民权同盟领袖。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杨杏佛被杀的原因都持“杀杨儆宋”说，蒋介石以刺杀杨杏佛，来警告宋庆龄和蔡元培。根据沈醉的回忆是这样的：“1933年6月18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们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1933年初，宋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即为蒋介石所厌恶，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威吓。加上杨于1933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因。”
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4）
而廖大伟教授在《“杀杨儆宋”：杨杏佛被刺问题中的一个误解》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杀杨是必然的，此举并非冲着警告宋庆龄、蔡元培而来，长期流行的‘杀杨儆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杀杨杏佛的主要目的是扼杀民权保障同盟，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杀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将枪口对准杨杏佛，既有杨个人的因素，也有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整体考虑。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他就已“离经叛道”，不顾禁令如实报道苏区，令蒋恼羞成怒；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任总干事，更是不遗余力，到处营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一大祸害。若除掉杨，民权保障同盟便陷于瘫痪，不能发挥作用了。
三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1933年4、5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先生，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于六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专门负责军统行动工作，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17日早上动手，因为他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18日早上6点多钟，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领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32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他接到过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却没有预料到特务们真正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亲睹了父亲遇难的杨小佛先生当时只有15岁，多年以后，那悲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