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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诏书说：”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即安徽〕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众请，于吴二年正月四日（1368年1月23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
朱元璋登上帝位后，并不以此为满足，紧接着又部署制定一整套的礼仪制度。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年（1369）八月，明太祖以“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为由，敕中书省传令全国各地举荐“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礼送至京，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于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简、刘余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入局参修礼书。当时恰逢《元史》馆第一次散局，被征入史局的新淦名儒曾鲁“将乞身还山”，在宋濂等人的举荐下，明太祖“因命与诸儒同纂修”礼书。到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礼书修成，明太祖赐名曰《大明集礼》。同时，“授曾鲁、徐一夔、周子谅、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赐还乡里，俱赏赐有差”。
有学者提出，贫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为何对制定仪礼制度大感兴趣？这是因为朱元璋虽然“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但是其在政治上比当时一些割据地方的军阀高明，具有远见卓识，在参加起义军并独树一帜以后，他曾认真总结元朝政权倾覆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元朝统治者缺少严格的礼仪制度，致使“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使天下**”。就连郭子兴等各股起义军队伍的先后失败，朱元璋也认为是由于“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丨『乱』，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他认为，若想推翻元室，建立起稳固的新政权，就必须要有详备、严格的礼仪制度。因而，当群雄割据、干戈扰攘之际，他就做好了制定礼仪制度的思想准备。而制定礼仪制度必须依靠读书人，因此在明王朝建立前后一段时间内，朱元璋对知识分子是相当器重的。
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初登吴王位，便立即告谕群臣：“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民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明太祖在登极后不久，即征召数十位在野儒士进京，会同朝中儒臣考礼、议礼，修纂了《大明集礼》，为恢复明朝初期的封建秩序和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的学者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礼仪制度的的用意还在于消除元代旧习，利用合法化的象征以提高、强化朱明新王朝统治者的地位。打消那些尚忠于大都的元蒙政权的人们的疑虑。强调封建等级制度，尽快恢复由于元末农民战争而被削弱的封建秩序。因此，议定礼仪就成了朱元璋登极之初的一件头等大事。
他登极后一年之内，曾数次诏令朝臣议定各项礼仪。仅见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元年（1368）闰七月，诏定军礼。“命中书省会诸儒臣议古者天子亲征、遣将、出师告庙、奏凯献俘，及论功行赏诸礼仪。历考旧章，定为成法以进。”九月，定正旦朝贺之仪，又定中宫朝贺之仪。十一月二十六日，议耕藉礼。二十七日，定皇后、太子妃嫔、百官命『妇』冠服之制。二十九日，定太子及品官庶人冠礼。十二月初五日，“诏中书省会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及“三师朝贺东宫仪”。初七日，诏令礼部及翰林诸儒臣议定皇太子、亲王及士庶婚制。十七日，诏令礼部尚书崔亮等议定中外官员亲属冠服之制，“凡内外官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等所用冠服均有定制，不得僭越”。二十三日，颁社稷坛之制。当时朝中博通经史、谙习历代掌故的儒臣，如李善长、刘基、钱用壬、崔亮、朱升、陶安、詹同等人，都参加了议礼工作。其中崔亮出力最多。
洪武朝首任礼部尚书钱用壬，除“与陶安等协议郊庙、社稷诸礼”外，又援引汉魏以来典制议定了释奠、耕藉礼。翰林学士朱升议定了宗庙时享、斋戒之礼，刘基议定了百官朝会礼，詹同议定了裕禘礼。
朱元璋还将议礼作为一种笼络、收买在野的知识分子的手段。
自南宋以来，朱熹理学兴起，并逐渐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江南一带，朱学蓬勃发展。一些读书人有的一生“不事科举，一意经学”，有的虽曾踏人仕途，但对做官兴趣不大，却“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尤其是元末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知识分子为避祸，埋头治学，更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到了明初，金华、徽州、江西等地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理学家。明太祖征召这些人参与议礼，不仅是对理学的推崇，使之成为显学，同时也可使理学渗透到各项礼仪制度之中，以期达到“讲道道德，兴起教化”的目的。
朱元璋还利用江东文人“以文墨相尚”的特点，以开局修纂典籍为名，拉拢、羁縻三吴和浙东地区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销靡对自己的抵触和敌视，培养他们对明朝政权的思想感情。
山阴名儒杨维祯，当时已经73岁。因避兵『乱』徒居钱塘、松江等地。他于文学、史学、诗辞均有较深的造诣。所作史论《正统辨》，被人誉为“万世公论”。他的诗文“隐然有旷世金石声，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一世之耳目”。许多文士拜倒其门下。
太祖派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但杨维祯回答说老『妇』行将就木不忍再嫁，委婉拒绝。次年，明太祖再次派人相召，他竟以蹈海『自杀』相抗。对此，朱元璋再次让步，答应不“强其所不能”，准其“不受君王五『色』诏”，而是以宾客的身份相见。杨维祯难以拒绝，只好启程进京。但在京城仅居留110天，就告辞回乡。朱元璋“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并派诸位饱学的大臣把盏饯行，还赋诗相赠，场面很是风光。杨维祯被捧得飘飘然，其实，真正得到便宜的是朱元璋而不是他杨维祯。因为这样做的直接效果固然显示了杨维祯的所谓“气节”，但树起的杨维祯这个“典型”，能使杨维祯众多的弟子乃至全天下的知识分子中改变对朱元璋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个思贤若渴、屈己待人的“圣主”。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当时在野的名儒有三分之二左右参加了明朝政权，这些风云一时的理学家和文坛领袖，由拒绝出仕，经过“合作”终于被明太祖的“恢廓宏度”所感召，放弃了故元遗民的立场，出仕明朝，其中有的人还为朱明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元璋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仅扩大了明朝的官僚队伍，充实了各级统治机构，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些缙绅阶层中的知识分子的归附，进一步获得了天下士人和整个地主阶级的承认与支持，扩大了朱明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他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
第13卷 573章：求援
方才过去的正是燕王朱棣的象辂。朱棣当然没有注意到车外的这些门卒，此时的他，正为即将到来的惊变忧心不已。
眼前即将到来的一切，让朱棣忧心不已，这才带着次子和三子一同前往庆寿寺找道衍来其化解眼前的危机。
“父王，庆寿寺到了。”车门外飘进一朱高熙。朱棣楞了一下，方觉马车一停，刚才被眼前的局势弄得有些恍惚，居然丝毫为察觉。
朱高燧率先起身弯腰，将门帘挑了起来，朱棣顺势，自马车内钻了出来，前些时日算命先生金忠已在门外候着的。他身后是站着便是一身黑『色』僧袍，外套这红『色』袈裟的道衍，瞧见朱棣下车，忙上前迎了上去，双手合十对着道衍行了一礼，道：“军师……？“
道衍点了点头，双手同样合十对着朱棣行了一礼，道：“燕王有事传人来唤老衲便是，如此时期，王爷亲临老衲寒舍，倒叫我着实过意不去。”
朱棣脸上肌肉微微牵动了两下，『露』出了一丝答道：“军师言重了，眼下局势虽不利，但本王自幼纵横贯了，区区数万兵马，本王尚未方在眼里！“
道衍点了点头，一双三角眼里寒光一闪，点头道：“王爷英雄了得，老衲深感佩服！”顿了顿又道：“门外炎热，王爷万金之驱，不已暴晒，还请移驾至老衲禅房叙话。”朱棣心知其意，便不再寒暄，随着道珩直至后院禅房。
庆寿寺创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元至元四年，建二塔，故又称双塔寺，双塔都是八角密檐砖塔，一为九层，另为七层，东西比肩排列。九层塔为海云大师灵塔，低者为曾主持庆寿寺的海云得法大弟子可庵之灵塔。
双塔在庆寿寺的西侧，八角形九级一座，额曰“天光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八角形七级一座，额约“佛日圆明大禅师可庵之灵塔”道衍的禅房就在这双塔的西侧，禅房不大，却独自一屋，周围种满了翠竹，徐徐山风吹来，竹叶婆娑。二人进屋坐定，一个小和尚进来，小心奉上两杯茶，便又轻声退出。朱高熙、朱高燧二人门外侧身而立。
房内朱棣皱着眉头望了一眼窗外摇曳的翠竹，许久才收回了目光，盯着道衍道：“军师，眼下如何是好，萧兄弟尚未赶回，如今天下武林正赶往本王府上，一旦动起手，萧兄弟不在，三战的计划只怕难以……？“
道衍收起了手中佛珠，徐徐道：“王爷不必急躁，依老衲看，这天下武林虽是一介草莽，但老衲听闻，那至善大师乃天下的道高僧，平日也十分仁义，武功极高，黑白两道对他极为佩服，是以这次建文帝才命天下武林领袖，奉命擒王，若是小兄弟没能及时赶回，我等只能从这位大师下手！“
朱棣这些时日被接二连三的事情弄得头昏脑中，此刻听道衍话中之意，似乎有法子，不由得精神一震，喜道：“还望军师指点一二？“
道衍点头道：“王爷言重了，臣乃王爷臣子，出谋划策乃老衲的本分，王爷不必客气！“朱棣瞧他说的如此诚恳，知晓他的『性』子，也不答话。道衍继续道：“天下武林擒王无非是自朝廷黄子澄、齐泰等一干『奸』佞小人处听到了王爷谋逆的谎言，一时激如公愤，这才上了建文帝的当，奉命擒王。“
朱棣似乎听出了点眉目，眉头微微舒展开来。————————————————————————
第13卷 574章：风雨欲来
朱棣似乎听出了点眉目，眉头微微舒展开来。
道衍瞧在眼里，继续道：“王爷久居边塞，数年抗敌，保我大明边疆安稳，奇功可比汉之卫青霍去病，唐之薛仁贵。于我大明国实有不世之功，如今遭受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