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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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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历史上,永乐皇帝为了解除拥有重兵的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将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结果形成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永乐皇帝本人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他活着的时候对于不听话的北方游牧民族只一个字:打!可是他死后,留给后世的却是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
    对于这种情况,朱棣并不担心。永乐皇帝之所以将塞王内迁的同时,还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也内迁,是因为他太过自信,认为控制北方游牧民族很容易——永乐皇帝忽略了一件事:他的后世子孙并没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况且,朱元璋非常骄傲的军户制度在明朝中后期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不仅无法保证军队正常的战斗力,甚至无法提供足够的兵源。
    既然知道了永乐皇帝所犯的错误,朱棣自然不会重蹈覆辙。
    为了保证皇位稳固,拥有重兵的塞王无论如何都必须内迁——纵观永乐之后的明朝,尽管所有的塞王都内迁、削减护卫且不得干涉地方军权,但仍然时有藩王意图谋逆甚至干脆举兵造反的事情发生。如果保留塞王制度,让他们保留一万九千护卫并且可节制地方军队,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得出:这些手握重兵的塞王们会给国家稳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当然,塞王需要内迁,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却不必内迁。毕竟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什么武将造反的事情发生。
    至于说保持军户的战斗力,朱棣也是有办法的。历史上的永乐皇帝也曾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然而朱棣脑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计划幅度更大,因此,他打算迟些时候再实施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待烈士陵园建成之后再说吧。那时,他能够获得军方更多的拥戴,再对军事屯田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时阻力就会小得多。
    ……
    想远了,这时候应该是解决宁王朱权的转封问题,怎么一下子联想到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上去了?难道是因为穿越后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所以越来越喜欢胡思乱想了?
    朱棣自嘲地笑笑,将思路收回到宁王朱权的身上。
    历史上,宁王朱权要求封在苏州,永乐皇帝以“苏州在京畿之内不合适”为由没同意。于是宁王朱权又要求封在钱塘,永乐皇帝又以“父亲曾打算将钱塘封给五弟,总觉得不妥当,结果没给。无道的建文把钱塘封给他弟弟,结果不得好死,钱塘不是好地方。建宁、重庆、荆州、东昌都是好地方,任凭弟弟选择”为由拒绝将钱塘封给他,最后只是将宁王封在南昌。
    记起这个历史记载时,朱棣突然童心大起,于是决定和宁王朱权开一个玩笑。
    “如果朕不同意将王弟封在苏州,而是让你再选择一个地方……你现在仔细想一想打算选什么地方,想好后不必说出来,只告诉朕说想好了,看朕猜不猜得出你想去哪儿。”
    宁王朱权狐疑地望着朱棣,思索片刻,然后回答说想好了。
    朱棣试探着问:“是不是钱塘?”
    在那刹那间,朱权只觉得头皮发麻、双腿发软、遍体生寒。
    朱权完全无法理解朱棣为什么会猜出他心里的想法。在朱棣夺取天下后,被世人称之为“善谋”的朱权立即思考自己的定位。所谓“平分天下”的承诺早已被朱权深深埋藏在记忆的最深处。他想过,想要打消心狠手辣的四哥对自己的杀机,唯有远离兵权。所以,当朱棣问他想要什么赏赐时,朱权说出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既然不可能与朱棣共享天下,那么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享享福自然成了朱权最期待的结果。
    然而朱棣却说不同意将他封在苏州,让他重新选择一个地方。
    别人不知道,但朱权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被封在钱塘!也就是说,他脑海里只是临时想出的一个地方,朱棣却能够知道!!!
    朱权张大了嘴,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喉头却偏偏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只能发出急促的喘气声。朱权想用手拧一下自己,用剧烈疼痛刺激自己镇静下来,可是他发觉自己的手正不由自主地发着抖,根本无法控制。
    看到宁王一副惊骇得随时都会昏过去的表情,殿内一片令人窒息寂静。
    这些人听说了朱棣让方孝孺拟写登基诏书时发生的异事,但是由于没有亲见的缘故,他们对此仍旧半信半疑。现在,他们亲眼看到朱棣猜出宁王朱权的想法,将朱权吓得几乎昏厥,结果,众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之中。
    朱棣吞声暗笑,缓缓说道:“既然十七弟想去苏州好好享受一下,那么朕便满足你的愿望,还是将你封在苏州好了。为酬谢王弟在靖难之役立下的功劳,朕决定,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
    中国人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虽说亲王们并不喜欢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但这种变化并不损害亲王本人的利益,况且,这项改革针对所有皇亲贵族,所以大家倒也不至于太难接受。可是现在听说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谷王、周王和齐王瞟向他的目光里便充满了热辣辣的忌妒之情。
    听到朱棣允许自己的宁王爵位可以承嗣顺延至下三代,朱权惊悸不已的心情总算慢慢平复下来。朱权深吸一口气,正准备推辞一下,却被朱棣打断。
    “别急,朕对你还有一项奖赏。待你转封苏州后,朕准备让你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
    “承包?……恕臣愚昧,不知道皇上所言‘承包’究竟是何意?”朱权嗫嚅问道:“莫非是指包税制?”
    朱棣愣了愣,这才想起原来这个时代还没有“承包”这个词。
    包税制嘛,那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包税制,就是由官府测算出某种税年应收税总数,让当地大商人出钱承包,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征收,以其收入作为补偿。
    包税制既节约了设置征税机构的费用,又得到了应得的税收,看起来应该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包税商人大多是地方豪强,包税后不再依率计征,而是肆意加税勒索。如此一来,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进而会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获得收税权力的人已经事先向朝廷缴纳了税金,因此他们在收税过程中如果有过激的行为,从情理上讲,朝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那些人垫钱获得收税的权力,总不能让他们亏本吧?否则,如果没人愿意对收税权竞价,朝廷的收入岂不是会减少了?
    朱棣计划中的商业税承包则不一样。首先,朱棣会对商业税承包权的竞争设置若干限制,让现任承包者拥有一定的优势,以免刺激其涸泽而渔。其次,商业税承包是事后向朝廷交税,若是承包者横征暴敛,其潜在的竞争者必然会向朝廷告状,而朝廷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承包者的承包权。
    在朱棣的理解中,承包也就是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承包制和股份公司制之间的区别好象有两个。一是资产主体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国有资产,后者是私有资产。另一个区别则是:承包者自负赢亏,如果亏了,从理论上讲承包者在经济方面不会获得任何利益。而股份公司制的总经理却不同,如果经营的公司亏损,虽然奖金是不用指望了,但基本工资却有保障。
    在朱棣的潜意识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因此自然而然地想起承包这个词。
    可是,这种经济理论怎么向这些十五世纪初的人解释呢?
    斟酌了半天,朱棣解释道:“朕的意思是将苏州的商业税收权力交给你代收,主要包括盐税、茶税、市舶税、通过税和营业税。代收商业税之后,其中一成作为收税的管理成本,还有一成作为你的王爵岁禄,其余八成上缴国库。”
    “这个商业税承包权并非一成不变的,他人也可以竞争承包权,但他人若想获得苏州商业税的承包权,则需要向上一任承包者支付上一年度苏州的全部商业税收作为补偿。若期望获得商业税承包权者超过一人,则向上一年度承包者支付补偿金额多者胜出。”
    大殿里安静了一会儿,大家都在消化咀嚼这件新事务。
    朱棣没有打断大家思考,而是暗自琢磨将商业税收承包给个人的得失利弊。
    明朝的农业税很低,而商业税则更低。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反而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历史上,永乐皇帝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更是进一步地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可以想象一下,现代的企业家、个体户们会多么欣赏朱元璋父子对商业税收的态度。
    按道理说,朱元璋采取这种轻税政策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建国初期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百废待兴,朝廷以发展农业和安养生息为优先考虑。为了刺激商业发展,制定轻税显然是正确的。
    但永乐年间的形势却与洪武年间不同。永乐皇帝登基之前,经过洪武三十年、建文四年的休生养息和发展,国内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靖难之役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凭着父亲和侄儿打下的厚实底子,永乐皇帝倒是很做了一些大事。
    一、修纂多达3。7亿字的《永乐大典》;二、派郑和七下西洋;三、五征漠北;四、收复安南;五、迁都北京。
    这些可以被称之为丰功伟绩的事情里面,哪一样烧钱不厉害?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永乐皇帝再怎么雄才大略,估计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唉,三十而取一就三十而取一吧。本来南宋时资本主义就有萌芽的趋势了,可惜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却夭折了。如今中华大地上虽然商业已经逐步复苏,但其活跃程度和规模还远远比不上百年前的南宋。为了刺激和鼓励商业,为了培养出更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继续采取低税率也不是不可行的。
    不过,低税制并不意味着中央应该放弃控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万历初期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别的不说,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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