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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进京之后，北京城彻底地炸了锅。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义和团根本就没有统一的领导，也缺乏统一的指挥。北京从未如此熙熙攘攘，大街小巷天天在唱着大戏，玩着把戏，如春节一样热闹。似乎每一个人浑身上下都亢奋地膨胀着，仿佛他们已经找到了“驱逐鞑虏”的不二法门，复兴中华指日可待似的。慈禧决定向列强宣战后，即给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发放粳米2万石、银10万两，命令清军和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
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
长城烽火台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巨大的灾难将要来临。紧接着，火光蔓延，很多信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清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样的命令，更像是给人们一个信号：要放火就尽管放，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于是，京城的大火更熊熊地燃烧起来。
第八十五章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3）
由于有了朝廷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之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稍有看不惯的，都指为教民，全家皆杀。混乱的局面最后发展为：凡使用洋物者，“必杀无赦”。曾有几个学生仓皇避乱，因为身上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也遭受了乱刀砍杀的命运……对于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群情激愤之下，义和团还倡议活捉康有为回国治罪，甚至，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企图捉拿光绪皇帝，结果是慈禧发了一通火，杀了几个人，才平息了这一事件……形势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了。被煽动起来的狂热民众，天天在街头追杀洋人和“二毛子”，抢劫商店住宅，焚烧教堂医院，外国人只得躲进使馆，并在使馆外筑起街垒。
现在来看，这场蹩脚的农民运动更像是一场造反的大戏。喜欢戏剧的中国人集体造就了一场神魂颠倒的迷乱，然后，在这种迷乱演出了一场悲喜交加的大戏。在这当中，人人都发现自己成了演员，而当他们置身于这样的运动时，都油然产生一种崇高感。男人女人都涌进了这场大戏之中，他们的装扮也富有戏剧的特色：“大师兄身穿黄裳，头包黄巾，马如飞，黄令旗招展，人皆让路”，在这群人当中，有扮作孙悟空的，有扮作诸葛亮的，有扮作关羽、张飞的……他们的装扮和造型，都来自于在此之前广为流传的话本和戏剧。连女人也加入了，他们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绛色裤褂，蹬软底鞋，头巾上写着“协天大帝”四字，红肚兜上则标明“护心镜”。她们就差完全套用戏剧的扮相了，在背上插着十二面令旗，头盔上飘着两根长长的野鸡翎。这样的方式哪里像是上战场呢？就像是赶赴一场盛大的戏剧。魔术也出现了，由乡下女子组织的“红灯照”，每个人带着一个小灯笼，据说小灯笼可以呼风唤火。有人看见，小灯笼可以带着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的女子，在天上飞，她们的手指向哪里，哪里便燃起了熊熊大火。还有一个叫“砂锅照”的义和团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只带一口砂锅，当队伍要吃饭的时候，成员便生火做饭，希奇的是，一只小小的砂锅，里面的米饭竟怎么也舀不尽，一直可以供给数百人吃饱喝足。
中国的北方就这样上演着一场人鬼不分的大戏。只要是戏，总有大梦初醒的一天。以这样的方式去跟洋人作战，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
1900年6月，当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慈禧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沉醉于她以古老的
神话方式取得抗击洋人胜利的美梦之中。义和团进京之后，不知是触动了慈禧的哪条神经，这个曾经非常喜爱戏剧的老妇人变本加厉，对待那些戏剧，几乎是疯魔了。慈禧整日沉湎于
京剧，天天，她总是迟迟地起床，一番精心地漱洗之后，吃过午饭，她就让戏班子热热闹闹地开演了。当大戏敲着锣鼓拉开帷幕之后，慈禧一边安详地用她专用的鹤脚烟袋吸着水烟，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戏，像一个农村妇女一样尽展悲欢离合。看到入情处，慈禧也会大声笑出或者恸哭不止。戏落幕了，喜笑颜开的慈禧就会下旨：赏！小太监就会把碎银子抛到台上去，演员们就会磕头谢恩。
在慈禧眼中，现实也是一场正在上演的大戏，而她自己，就是这个大戏中永远的主角。
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尽管在千里之外，但李鸿章还是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风波暗藏的危险。6月初，李鸿章收到了英国人赫德从北京发给广东海关的电报，这封电报几乎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实情况：
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假如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请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
第八十六章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4）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非凡强调假如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
但李鸿章的电报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形势直转而下。西方列强，加上日本，终于动手了。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聂士成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三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20公里。19日，大清国公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总理衙门公布不再保护使馆，限外国人在24小时内离京。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试图交涉保护在京外交使团安全问题时，途经东单总布胡同时，被巡街的神机营章京恩海用枪击毙。随后，保卫北京的清国将领李秉衡在杨村遭遇败绩后，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李鸿章在南方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李鸿章的悲伤让在场的官员动容失色，他们从未见过冷静铁血的李鸿章在情绪上会失去控制。即使是在最伤痛最悲凉的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也只是无声泪下。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李鸿章所喷发出来的，已不仅仅是泪，而是血了。
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李鸿章的内心明显是有幽愤的，也有着牢骚和看法。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此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宣怀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刘坤一、张之洞。
李鸿章终于说“不”了，这样的态度，算是李鸿章平生对朝廷的唯一一次违反。对于李鸿章来说，此举可谓石破天惊。虽然这种态度改变不了什么，但对于一直愚忠成痴的李鸿章来说，有这样的态度，已经出格了。也许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访问欧美之后自由意识的成长，意味着清国的铁箍已经松动；或者，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清国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也开始对朝廷心存“二心”了，他们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这样的道理很简单：危难时候，他们只得自保自己的一方平安，并且，不想进一步扩大对立面，假如南方各省也发生动乱，或许清国人真的要做亡国奴了。虽然各总督之行为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引起广泛非议，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正是他们如此的态度，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貌似强大的清国一下子乱了方寸。京城保不住了，宫殿保不住了，虚弱的清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这个人必须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愉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办洋务，能独立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勇气，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清国领土的完整；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慈禧信得过，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要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太苛刻了，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大臣中反复选择，浮出水面的，仍是年过古稀的李鸿章。或许，在作此决定的时候，酷爱戏剧的慈禧会想到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每当清政府把清国带到毁灭的边缘时，他们想到的，就是启用老迈忠心的李鸿章。这样的结局，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种喜剧呢，还是一种悲哀？
李鸿章此时已成为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的唯一救命稻草。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第八十七章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5）
1900年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预备北上了。此时的李鸿章，依旧清癯高瘦，头上戴一顶青缎小便帽，脑后的辫子，已变得花白枯萎了。李鸿章颤巍巍地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走过跳板，然后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所有的官员都静静地等候着他发布开船的命令，但李鸿章许久都没有开口，他只是闭着眼睛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一般。南方的7月，正是高温酷暑，闷热的天气凝固得仿佛将要爆炸似的。
前来送行的南海知县裴景福与李鸿章既是同乡，又私交甚密，他走到李鸿章面前，小心翼翼地探听李鸿章对国是的态度，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损失，没想到李鸿章忽然声音哽咽：“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