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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舅舅，爸爸回到楼上，与妈妈在厨房里悄声嘀咕道，自从爸爸尽力帮助老姨之后，妈妈与爸爸产生了极大的隔阖，妈妈再也不允许爸爸称她为“亲爱的”，于是，爸爸便极其生硬地称妈妈为“陆陆他妈”。
“陆陆他妈，你给你哥多少钱啊？”
“拾圆！”
“嗨，”爸爸摇了摇头：“这，他坐火车来回就得好几块，你就给他拾圆钱，他跑这一趟，还能剩几个钱啊，嗨！”
“哼，”妈妈振振有词地说道：“拾圆，已经不少了，我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给他多少算够，如果给他多了，让他偿到甜头，下次还得往我这里跑，唉，真烦啊！”
“依我看啊，”爸爸提议道：“你的照相机，放在你的手里，除了玩，搭钱，我看没有任何用处！干脆，把你照相机，送给你哥哥算了，他拿着给村里的农民们照照相，也能挣几个钱，那样，就可以养家喽！”
“哼，”妈妈闻言，顿时大吼起来：“哼，亏你想得出来，你知道吗？我的照相机值多少钱？那是我结婚的时候，我爹送给我的嫁妆啊，送给他，一个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就知道喝大酒的二流子？哼，没门！”
“冲啊，”
“杀啊，”
“别让鬼子跑了啊！”
“……”
终于又盼来了一个翘首以待的星期天，我总算可以扔掉破书包，拎起托布把，与小伙伴们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地在院子里尽情地玩耍，我们自愿分成两伙，在沙堆上奋不顾身地撕打着，咕碌碌地翻上滚下。
童年（十七）
“冲啊，”
“杀啊，”
“别让鬼子跑了啊！”
“……”
当——，当——，当——，……
我与小伙伴正玩得起劲，把嗓子差点没喊破，突然，从院落的大门口处传过来一阵阵剌耳的铜锣声，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停歇下来，纷纷循声望去，搞不清楚是谁又玩起了什么新游戏。
当——，当——，当，——，……
院门口聚集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仔细一看，我差不多全都认识，他们都是爸爸的同事，都在一个办公楼里，甚至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而现在，他们表情严肃，不苟言笑，都清一色地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右臂扎着猪血色的红箍箍，一个老人头顶着尖细的，用硬纸片做成的高帽子，手里拎着一面铜锣，一边敲打着，一边在众人的推搡之下，缓缓走进院子里。
“哈，是老书记！”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嚷嚷起来：“对，是他，是老书记！”
“嘿嘿，老书记真好玩啊，这又是耍的什么新花样啊！”
“……”
孩子们哗啦地一声，像一群欢快的小燕子，从四面八方欢蹦乱跳地拥向老书记：“老书记，”
“……”
“去，去，去，”走在人群最前列的大蚂蚱没好气地伸出细长的手臂，恶狠狠地将小伙们伴驱赶开：“去，去，去，滚蛋，一边玩去，”
然后，他板着可怕的面孔冲着老书记吼叫道：“快点，老老实实地向革命群众们交待你的历史罪行！”
“当——，当——，当——，”老书记垂头丧气地再次敲起了铜锣：“当… …，当——，当——，……，我是王日新，我有罪，我是历史反革命！”
“啊——，”小伙伴们闻言，立刻惊得目瞪口呆，彼此间，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心里嘀咕着：什么，什么，这位可亲、可敬、可爱的老书记，抗美援朝的老功臣，老顽童，人老心不老的孩子王，怎么一周没见，就成了罪人：历史反革命？
“哎呀，”胆大一些的孩子们茫然地问道：“老书记怎么成了反革命啊？”
“哼，”大蚂蚱冷冷地答道：“你们这些小孩崽子懂个屁，他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后来投降了！他有历史问题，我们要革他的命，清算他的历史旧帐！”
“哇，”孩子咧开小嘴惊呼起来：“哇——，”
“哎呀，”
“真没想到，”
“……”
“快敲，”大蚂蚱没好气地推搡着老书记：“快敲，别想偷懒！”
“当——，当——，当——，我是王日新，我有罪，我是历史反革命！”
“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日新，”大蚂蚱扯着公鸭嗓，挥舞着烧火棍般的干瘦胳臂，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日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于是，穿着军装的众人纷纷效法，坚定地举了拳头：“打倒反革命分子王日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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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怜的、倒霉的老书记，头戴着可笑的大高帽，面容憔悴地拎着铜锣有气无力地敲打着，发出让人心烦意乱的响声。在众人无情的驱赶之下，老书记没完没了的、左一次右一次地从楼上转到楼下，然后，再从楼下转到楼上，他一边浑身臭汗地登爬着陡窄的阶梯，一边不停地敲打着那面铜锣，同时，嘴里则念经般地嘀咕着：“我是王日新，我有罪，我是历史反革命！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
当——，当——，当——，伴随着铜锣的响声，老书记的身后很快便聚集起一群又一群比我还要闲极无聊的人们，他们一个个兴灾乐祸地尾随在可怜的老书记的屁股后面，使用着各种极其下流的、下流得简直不堪入耳的脏话取笑着、捉弄着我们可怜的老书记。
“爸爸，”傍晚，我将白天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妈妈和爸爸，然后，一脸疑惑地问爸爸道：“爸爸，老书记真的是历史反革命吗？”
“去，”爸爸虎着脸教训我道：“大人们的事，小孩子家少参与，……”
“对，”妈妈一把扯住我的衣领子，肥实的手指头频繁地指点着我的鼻子尖：“陆陆，告诉你，以后不许到走廊和院子里去玩，见到谁也不许乱说话，听到没有？”
“嗯，”我怔怔地点了点头，心里则糊涂得无法形容：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快，宿舍楼里原来欢快、祥和的气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笼罩着滚滚飘忽不定的，捉摸不透的、极其压抑的，压抑得行将窒息的沉闷空气。每天，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当单位里的知识分子们在走廊里不期而遇的时候，再也听不到那一声声热情的问候，真诚的寒喧，与毫无猜忌的说笑、打闹。彼此之间，仿佛突然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谁也搞不清楚对方的真实面目。在狭窄的走廊里，突然走个顶头碰，便非常尴尬地相视苦笑着，假惺惺地点点头，接着，便头也不回地溜进自己的家门，咣当一声，将房门紧紧地锁死。
“哼，”
一周之前还亲密无间的一对同事，隔三差五便要凑到一起，喝酒闲聊，不知怎么搞的，突然反了目，在走廊里虎视眈眈地横眉对峙着：“哼，不服咋的？”
“哼，你算个啥啊！”
“哼，”
“不跟他玩，不跟他玩！”大人们无端地反目成仇，孩子们亦如此效法，根据家里大人们政见的差异，非常自然地分割成诸个帮派：“不跟他玩，他爸爸不是咱们一伙的！”
“对，不跟他玩，我爸爸是造反派，而他爸爸是保皇派！”
“……”
不仅仅是宿舍楼，以及楼里的住户和孩子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宿舍楼外的院子里，以及楼房对面的马路上，亦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
放眼望去，目力所及的所有建筑物都涂抹上了巨大的红色方块字，那激烈的言词，那力吞环宇的豪迈气魄，使人能够嗅闻到咄咄逼人的火药的呛人气味，而感叹号下面的小圆点，比我吃饭的盘子还要巨大数倍。
大黄楼的正面不仅也涂满了火药味十足的标语、口号，更让我吃不惊不小的是，在其西侧的整个大山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变魔术般地出现一幅巨大的，从底楼的水泥衬裙一直漫延到顶楼女儿墙的超大图画：身着长袍大褂的毛主席，手中握着一把旧雨伞，顶着黑沉沉地乌云，傲然而立。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从老书记被逼敲锣爬楼梯那天起，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小巷中，或者是宿舍楼里，终日响彻着震耳欲聋的革命群众们的口号声：“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外面热闹得尤如煮沸的开水锅，不知疲倦的滚滚翻腾着，而在家里，也不得消停。许多我认识的，或者是我不认识的男男女女们，大概是事前有约地聚拢到我家，与爸爸和妈妈围坐在下昏暗的白炽灯下，热情扬溢地、充满激情地海阔天空，高谈阔论着。
年轻、美丽、漂亮的杨姨，首先开了腔：“大蚂蚱混进了革委会啦，他是个什么东西，他爹投机倒把！他乱搞男女关系，一看见女人就走不动道。”
哼哼，看到杨姨机关枪发射般地贬损着大蚂蚱，我心中暗暗发笑：哼哼，大蚂蚱乱搞男女，可是，杨姨，你呢，你又怎么样呐？
望着眼前性感诱人的杨姨，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依依稀稀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中午，爸爸一个人在厨房里洗衣服，我倒在里屋的床上无所事事，渐渐地打起了嗑睡，朦朦胧胧之中，我似乎听到杨姨悦耳的嗓音：“哎哟。谁在家呢？哦，老张，就你自己啊，她，干什么去啦？”
“嘿嘿，”看见杨姨走进房门，爸爸立刻放下脏衣服，色迷迷地答道：“积极去啦，她又积极去了，大星期天的，领着学生们学习雷锋，义务清扫大街！”
说完，爸爸一把拽住杨姨，并排坐在外屋的木板床上，杨姨穿着一条蓝色的短裤，两条白皙的秀腿直看得爸爸目不转睛。
“瞅啥呐！”杨姨极其撩人地按住秀美的长腿，脸上泛起滚滚红晕，洋溢着快乐、爽朗的微笑，细滑的手指在爸爸结满黑胡须的面颊上轻轻地掐拧了一下：“嘻嘻，老色鬼！”
“嘿嘿，美人！”爸爸顺势将杨姨搂抱住，一只大手贪婪地抚摸着杨姨的大白腿，两人狂热地、忘情地亲吻起来。“好扎哦，”杨姨依偎在爸爸的怀里娇嗔地说道：“好扎哦，老张，你的胡子真硬啊！”
“嘿嘿，亲爱的，我的胡子哪有我的X硬嘛！”
“你的X更硬！”杨姨淫荡地说道。
“是吗！”
爸爸闻言，呼地一声掏出自己的大X，美滋滋地展现在杨姨的眼前，杨姨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她热切地握住爸爸粗大的X：“哇，老张，好大的X哦，我好喜欢！”
旋即，杨姨握住爸爸的大X便毫不犹豫地塞进涂满口红的小嘴里，快速地吸吮起来，爸爸的大X上渐渐沾满杨姨的口红，无比幸福地呻吟起来：“哦——，哦——，哦——，……”
爸爸一边纵情地哼哼着，一边淫迷地掀起杨姨的上衣。盛夏时节，杨姨没有戴胸罩，两只坚挺的大乳房微微地抖擞着，色素沉着的小乳头极其自然地、非常平缓地镶在乳峰之上，就像两枚可爱的红宝石，爸爸用长满胡须的大嘴巴紧紧地叼住一枚红宝石，很有滋味地吸吮起来。
“啊，好痒啊，你真坏！”杨姨死死抱住爸爸的脑袋，紧闭着双目，哆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