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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了。我至今都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只知道我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两天之后，他就将她打死了。
验尸官向我解释说，可能在他打断了她的颌骨之后她就不再求饶了。但直到他打断了她的肋骨她才断气。由于肺被刺穿，加上心脏周围不可避免的快速积血，呼吸不会持续多久。他证明维奥丽塔被打断肋骨后只可能存活四到六分钟。
没有人能证明米戈尔？卡利兹在疯狂殴打维奥丽塔？拉米雷斯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也许他认为维奥丽塔破坏了与恶棍相好后必须遵守的一条最重要的规则：永远不要背叛。因此他要报复她。另一种可能是他一点儿都没有发怒。也许他就像夏日里闷热的亚特兰大城一样平静。然而，不管是哪种可能，维奥丽塔？拉米雷斯已经死了。
我得知这件事情是在一天中午，有人给我送来了证人材料。那时我正在巴克德区高档时髦的西部103饭店与客户共进午餐。我为来人的打扰而抱歉地向客户微微笑一下，放下手中的黑比诺葡萄酒杯，开始阅读那几行文字。就是这几行文字后来颠覆了我的整个世界。这次为卡利兹辩护的是一个低级律师——此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低级，却也懂得利用我和他当事人的女朋友睡过觉这件事为他争取同情。因此我必须出庭作证。
几个星期之后，我手按《圣经》向法庭宣誓，我的名字叫杰克？哈蒙德，这些是我犯下的罪孽。然而法官不是牧师，他没有指出我应该如何悔过。赎罪的方式要由我自己去寻求。但是他在允许我离开之前却指出我的行为“应当受到指责”。这样的措词对于卡锡？威廉斯？道格拉斯律师事务所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事务所里有人得到这样的评价。这女孩的遭遇对事务所的形象不利，于是我被解雇了。
连续几个星期，我连卧室的灯都懒得去开。只是呆呆地坐着，任由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慢慢流过。直到困得不行了，我才闭上眼睛。但即使睡着的时候也感觉危险。睡眠也不能给我一点点安全感。
米戈尔？卡利兹将在联邦监狱服刑几十年，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将卡利兹关起来并不能冲淡我对维奥丽塔？拉米雷斯的怀念。这怀念将继续啃噬我的心灵，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完全背离了我的原则——这就是我所做的。为了拯救我的灵魂，在此我向你和盘托出。但我知道，即使我作了忏悔，伤痕依然存在。在伤痕痊愈之前，我的心灵一刻也得不到安宁。
第二章
两年后。
我闭上眼睛，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尊敬的法学教授贾德森？斯彭斯先生再次重申他一直反复强调的建议，往我们年轻的、理想主义的脑瓜里灌输他最强烈的忠告：要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刑事案。生活的一条原则就是：一旦你涉足某一件麻烦的案子，更多麻烦的案子就会纷至沓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教导他最有才华的弟子们要面向收费高得多，也干净得多的侵权案。他让全班学生牢记一条格言：“和成功人士打交道，你自己也会成功。”否则的话，他警告说，社会下层受伤害的人们会涌向能帮他们的人，你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怪圈。
最后的告别（5）
我，杰克？哈蒙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法学教授贾德森？斯彭斯绝对是一个天才。我在他警告我们不要涉足的圈子里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特别能吸引下层的犯罪案。这当然不能让我富起来。我的律师办公室仅仅是能凑合着用而已。首先是地段——位于亚特兰大西南部一个脏乱的区域里顾客寥寥的零售商场；再说家具——是租来的廉价货，用起来不太顺手。墙壁漆成半光泽的淡黄褐色，令人生厌地将头顶刺眼的灯光反射到亚麻油地板上。结果门、墙壁还有天花板全是同样的色调，让来到这儿的人感到头晕。
简陋的单框门上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杰克？哈蒙德与合伙人律师事务所。”其实这么说是为了装点门面，因为事务所除了我自己外，只有一个雇员，我的秘书布露？麦克伦敦。加上合伙人电话簿上的名字会显得好看些，所以我就这么做了。这个时期的我不能在细节上过于计较。这个时期的我首要的问题是求生存。
说实话，就连把布露称为秘书也是为了装门面。尽管她什么技能也没有，却快乐地拿着一份可以维持生活的薪水，占着一把十分舒适的椅子，坐在那儿阅读《时尚》杂志和陶瓷大谷仓家居专卖店的商品目录。我该怎样描述她呢？她长得仿佛是玛丽莲？梦露与一个可能口才不如她好的人，比如人猿泰山的私生女。她深黄色头发勾勒出一张极其匀称的脸。柔和的腰部曲线与丰盈圆润的臀部曲线足以让男人膝盖发软。不过只有一副膝盖对杰克？哈蒙德与合伙人律师事务所的生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副膝盖属于萨米？利斯顿，托马斯？奥多姆法官手下的职员。
我之所以付得起比最低工资高出3美元的薪水给漂亮的麦克伦敦小姐，是因为下面这句话：“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定一位。”虽然亚特兰大的吸毒问题在穷人和富人中都平等地存在，但在法律上的处理却不平等。刑事法庭的被告绝大多数是低收入的黑人。因为托马斯？奥多姆法官的法庭处理很多这样的案子——当初我的那份令人羡慕的事业就是在这个该死的法庭被断送的——仁慈的法官大人不得不每天都要说几次这句美妙的、由纳税人付钱的话。具体指定哪位律师则由萨米？利斯顿负责。萨米是深受奥多姆法官信任的职员，同时也是我秘书的坚定的追求者。我与萨米之间有个默契：我随时提供法律服务，乐意与检察官达成认罪辩诉协议，而当他跟我说他有希望追到布露的时候，我作出一副相信他的样子。萨米对布露的爱慕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显然是一厢情愿，而且连一线希望都没有。即使地球即将被核武器毁灭，布露？麦克伦敦也不会愿意与萨米约会。我装作不知道布露的态度，得到的回报是我不用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也不用担心电话打出去得到的是失望。说得明白点：杰克？哈蒙德与合伙人律师事务所的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总是希望电话线的那头是萨米。萨米的电话通常会给我带来一次挣500美元的机会。
一个5月的上午，天气却热得像7月一样。电话铃响了，布露扭动着迷人的腰肢说，“是萨米，从法庭打来的。”
我睁开眼睛，丢开回忆，回到了现实。“政府定期发给我们的奶酪，”我说。我拿起电话，“是萨米吗？给我来点好消息，兄弟。乔治亚？鲍尔和莱特的案子弄得我够呛。”除了布露认为他长了一副马脸这件事我不告诉他以外，别的事情我都不对托马斯？奥多姆法官的这位手下隐瞒。
利斯顿的南方口音从电话里传了过来。“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吗？”
“什么消息？”
“那就是没听说了。是你的一个当事人。事实上，是你以前的一个当事人。他死了。”
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就反复念一句话；最近这句话念得更勤了。看开点，杰克。听过以后就忘了它。“是谁？”我问道。
“你会难过的。”
“难道有哪个当事人死了我会不难过？”
“如果你的当事人死掉一大半，整个司法界就会谢天谢地了。”
“我等着听你的消息呢。”
“是道格？汤森。他又开始吸毒了，吸得还很多，结果吸毒过量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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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对我的嘲弄又升了一级。道格？汤森，激励我成为律师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吸毒过量？”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他是自杀？”
“谁知道？你也了解这些事的，杰克。人体重新调整、适应一阵子，然后再次发作就顶不住了。”
“三天前我刚跟他的监护官谈过，萨米。那家伙对道格非常满意。”
“我很抱歉，杰克。”
“嗯。”
“听着，杰克，老先生想问你是否能到汤森的住处去一下。”
“去干什么？”
“检查一下他的东西。看看有什么能作为遗产留下来。”
“他有亲人要来吗？他在凤凰城有一位表亲，这我是知道的。”
“刚跟她通过电话。她不想知道这些事。”
“妙极了。”
“该怎么说呢？家里出了一个有辱门楣的人，来往就少了。”
“就算是吧，”我说，“也许我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会负责让这些东西寄到他亲爱的表姐手中，尽管她连登上飞机到这儿给她的表亲送葬都嫌麻烦。”
“也许他们的关系不那么亲近，杰克。这家伙是个瘾君子。”
“曾经是瘾君子，萨米。曾经是。”
“顺便来法庭拿钥匙。听着，杰克，到那里要小心。那一带不是很太平。”
他说得太含蓄了；汤森的毒瘾把他引上了一条无数人曾走过的下坡路，最终来到一个叫作杰弗逊？阿姆斯的贫民窟住宅。“我知道，萨米。我会和你联系的。”
险情（1）
一
地铁列车突然间悄无声息地停了下来。液压制动器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随后便不作声了。
好一阵子，拥挤的车厢里人们一动不动。然后，一切都归于沉寂，大家开始四下张望。车窗外一团漆黑，没有座位的乘客焦急地盯着外面使劲看，似乎希望看到点什么，好让这次意外停车有所交代。
莉兹·卡莱尔估计，他们正停在黑线地铁站与伊顿站之间。时间是周一上午8点零5分，她几乎可以肯定上班就要迟到了。人们身上的湿衣服散发出的气味熏得她透不过气来。一只湿乎乎的公文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却不是她的。
莉兹下巴舒适地偎在天鹅绒围巾里，身子朝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同时小心翼翼地向前伸了伸脚。她真不该穿这双深紫色的尖头皮鞋。这是她两周前在一次心血来潮的疯狂购物中买下来的，可是现在，由于刚才在来地铁站的路上浸了水的缘故，鞋尖已经开始上翘了。凭经验，她知道雨水会在皮革上留下擦不掉的难看污渍。同样让她恼火的是，纤巧的后跟尺寸刚好能够卡进铺路石的缝隙里。
在泰晤士大厦供职的10年间，莉兹从未满意地解决过着装问题。大多数人似乎都逐渐变成了那副墨守成规的样子，介于死气沉沉和毫不起眼之间。深色的西裤套装、整洁的裙装和短上衣以及配套的鞋子——在约翰·刘易斯商店或者玛莎百货买到的那般货色。
莉兹的一些同事奉行这套着装原则到了过分的程度，几乎形成了一种苏联式千篇一律的单调风格，而莉兹本人却出于本能大反其道而行之。她经常把整个周六下午都消磨在肯顿市集的古旧服饰摊上，仔细地搜寻时尚得有些出格的便宜货，尽管它们不违反局里的规定，却也必然会让一些人大跌眼镜。有点像学生时代，莉兹想起了灰色的百褶校服裙，便无声地笑了起来，她可以把裙子向下拉到课堂上规定的长度，而在乘汽车回家之前再把它往上提到膝盖以上6英寸处，几乎露出臀部来。到了34岁这把年纪，还在玩同样的把戏或许有点不现实，但是她身上的某种东西仍旧拒绝被泰晤士大厦工作的严肃性和机密性所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