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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听到动静的人是个体重二百七十五磅的巨人、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虽然他不能马上断定这个声音是不是他的室友、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的，因为后者要很晚才回来，身上也有钥匙——但门后阿拉伯人的声音使他很快断定：情况危险。实际上，正是他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危险！”——才把他的室友惊醒。他一边喊一边用巨大的身躯顶住缓缓打开的房门。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八个阿拉伯人企图把古特弗洛德顶住的门推开。双方的力量足以把门框两侧的直木和金属铰链彻底扭曲变形。这为古特弗洛德的队友、举重教练土娃·索科罗夫斯基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得以破窗而逃。
一号公寓的其他四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田径教练阿米卒·沙皮拉，剑术教练安德雷·斯皮泽，步枪教练科哈·朔尔和举重裁判雅科夫·斯普林格已被置于枪口之下。阿拉伯人对他们非常粗暴，恐吓他们，让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还说谁敲开了以色列运动员的门让敢死队进去了，谁就自由了。但他们没有给古特弗洛德这个机会。他们像《圣经》中自己的先人腓力士捆绑被俘的参孙一样把他捆了起来。
恐怖分子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任何帮助，于是决定搜查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乌拉圭和中国香港的奥运队员也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抓到住在二号、四号和五号公寓的八个以色列队员，但却抓到了住在三号公寓的六个运动员。他们是摔跤运动员埃里泽·哈尔凡、马克·斯拉凡和戛德·佐巴雷，举重运动员大卫·马克·伯格、泽福·福德曼和约瑟夫·罗曼诺。不过，恐怖分子在进入三号公寓之前，必须先对付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那天他在外面待得很晚，这时正好从康诺利大街漫步而来。
温伯格的块头大概跟古特弗洛德差不多，对付起来也不容易。他把一个恐怖分子撂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朝他脸上开了一枪，暂时把他征服了。他虽然受了重伤，但仍然没有放弃。三号公寓的人被俘之后，恐怖分子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从康诺利大街赶向一号公寓。轻量级摔跤队员戛德·佐巴雷决定向前猛冲。虽然敢死队在他后面开了几枪，但这个小摔跤队员蜿蜒前行，越过围墙内高低不平的地面，及时脱离了险境。温伯格利用这个机会，又抓住一个恐怖分子的下巴并捏碎，又把他打昏了过去。另一个恐怖分子立即朝他的胸部开了几枪，温伯格倒下了。
现在轮到约瑟夫·罗曼诺了。在恐怖分子把他绑起来之前，他试图和他的队友大卫·马克·伯格一起从一号公寓的窗户里逃走，但没成功。罗曼诺从案台上拿起一把刀，刺进了一个恐怖分子的前额。那个阿拉伯人伤得很重，撤了下去。另外一个人从他的后面用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向他近距离射击。这位举重运动员倒下了。第二天救援人员试图搬动他的身体时，据说他从腰部断成了两截。
复仇（2）
温伯格仍然没有停止战斗。这位摔跤运动员苏醒后没有爬离一号公寓，而是在公寓里摸索着前行，寻找恐怖分子。敢死队被一个血肉模糊的跌跌撞撞的庞然大物吓了一跳，但他们没有立即开枪。温伯格抓住时机，向一个人撞去，又抓起一把菜刀，砍伤了一个人的手臂。最后他被射中头部身亡。
这时大约是凌晨五点，行动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黑色九月”杀死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绑架九人，两名运动员逃生。恐怖分子没有找到公寓里的另外八个以色列人。
在二十五分钟的激战中，奥运村的安全部门只收到了一些诸如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出了点小麻烦”之类的模糊不清的报告。这也不奇怪，这个时候大多数运动员和官员都在熟睡之中。战斗零零星星的，喊声和枪声之后是一段时间的沉寂。被吵醒的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们听了一会什么也没听见，就又睡着了。少数几个人从床上爬起来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却什么也没看见。在奥运村，经常有焰火和欢笑声，没有任何庆祝活动的晚上很少。对许多睡在以色列队员附近困倦的人来说，恐怖活动的声音听起来跟庆祝活动差不多。
四点五十五分或者稍晚一点，一位赤手空拳的保安只身来调查了。他用手指拨弄着对讲机，用德语对站在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几个戴着头巾的恐怖分子咕哝道：“这是怎么回事？”被问者没有回答，在门后消失了。
与此同时，两位逃走的以色列人拉响了警报器——一个在南韩队员的公寓里，另一个在意大利人住的地方。半小时以后，当局收到了几份恐怖分子用英语打印的条件。敢死队还把温伯格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这些条件是：释放“以色列军方”扣押的二百三十四名犯人。他们的名字都打印在纸上，还有几个被西德联邦政府拘捕的人，其中有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头目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他们是在同年六月被德国警方逮捕的。敢死队还提出，他们的这些条件满足以后，还要三架飞机把他们送到“安全的目的地”。到那里之后，他们才会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公报要求当局上午九点满足这些要求，九点以后他们就会“一次性地或者一个一个地”处决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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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照例是谈判。西德高层官员提出用他们自己交换人质——作为个人来讲，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这些人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长和巴伐利亚州的一个部长、奥林匹克村所在市的市长、一个前市长和慕尼黑市警察局局长。但是，敢死队不接受交换人质。最后期限延长到中午。据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和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尔通了十分钟的电话，直接进行了磋商。结果是预料之中的。以色列在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交易，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交易。
德国人并不想给以色列人施压，但很显然，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不够灵活，认为没必要那样做，那样做很危险。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释放，比如说，十几个被捕的敢死队员？为什么不给恐怖分子一些面子，让他们释放人质，从而撤出慕尼黑？德国方面愿意把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交给他们，从谈判一开始他们就强调这一点。
谈判在继续。到九点的时候，期限一步一步地延迟。恐怖分子把他们的条件降低到只要一架飞机，把他们和人质送到开罗。他们说，如果以色列政府不把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还给他们，他们就处决这些运动员。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让步。因为这些恐怖分子原来威胁说，如果他们从慕尼黑起飞前，他们的同伴还没有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杀死这些以色列运动员。
早上八点，给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去了一些食物。勃兰特总理在电视上对这起事件表示悲痛，表达了圆满解决这起事件的愿望——他同时建议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要取消。取消本次运动会是以色列政府的要求，以纪念两位被杀的运动员。在勃兰特总理看来，这样做就等于恐怖分子胜利了。这当然是一种看法——象征着手足情谊与和平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继续进行，仿佛那些运动员被杀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也同样容易被看作是恐怖主义的胜利。不管怎么样，所有参赛国的旗帜必须下半旗，一直到下午为止。后来，十个阿拉伯国家派代表抗议，德国人才被迫把他们的国旗升到旗杆顶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复仇（3）
大约晚上十点二十分，两架直升机在奥林匹克村附近一块草地上起飞，飞往慕尼黑的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九名人质和八名敢死队员乘坐“大众”牌公共汽车到达直升机场。虽然西德当局全力配合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不让恐怖分子和人质一起飞往开罗，但在敢死队向直升机转移的时候没遭遇任何埋伏。事后回忆起来——虽然事后总是容易看得明白一些——这也许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距离慕尼黑市中心十五英里，行动很快展开。十五分钟以后，也就是大约晚上十点三十五分，两架直升机落地了。一架上面有四名以色列人质，另一架上面有五名。直升机降落在距离那架727喷气式飞机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这架727飞机很显然是准备把这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质送往开罗。四个敢死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去检查那架飞机。五分钟以后——在光线不好距离又远的情况下——五个神枪手向他们开火了。
有几个恐怖分子被打倒，还有几个立即开枪还击。两架直升机上的四个德国机组人员准备逃走。两个成功逃脱，另外两个在交火中被捕，伤势严重。以色列人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坐在跑道上的直升机里，被绑得紧紧的，眼睛也被蒙了起来。
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敢死队没有立即把他们杀掉。也许他们觉得这是最后一张牌，也许他们正忙着还击神枪手，也许他们正忙着躲避神枪手的子弹，也许他们不想杀死九个手无寸铁的人：最疯狂的亡命之徒在无助的人面前也有一种基本的怜悯之心。敢死队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投降的提议，即使他们知道这时候投降仍然能保住性命。
双方交火持续了大约七十五分钟。大约午夜时分，由于无法赶走躲在直升机下面的恐怖分子——有人质在场，他们使用的火力有限——德国人决定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发起攻击。几乎就在发起攻击的同时，一个恐怖分子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那架上面有五个以色列人的直升机上。直升机成了一团火球。几秒钟以后，另外两个恐怖分子开枪杀死了第二架飞机上的其余四名人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装甲车的攻击晚几分钟的话，泽福？福德曼、雅科夫？斯普林格、埃里泽？哈尔凡和巨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也许还能活下来。四个以色列队员正设法把绳子弄松——因为人们后来发现把他们绑在椅子上的粗绳结上有齿印——他们也许很快就解开了。这让直升机外的两个恐怖分子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以色列人试图夺过敢死队的武器来解放自己。至于第一架飞机上的阿米卒？沙皮拉、大卫？马克？伯格、安德雷？斯皮泽、马克？斯拉凡和科哈？朔尔，就不可能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了。他们的尸体烧得无法辨认。
两个活着的恐怖分子还在负隅顽抗。警察和边防部队在十五分钟后杀死了其中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埃萨法第或者“埃萨”，朝第一架直升机上扔手榴弹的就是他。大约就在同时，德国人俘虏了一个伤势严重的恐怖分子，名叫巴德朗。另外两个，埃尔—德纳维和“萨米尔”塔拉菲克也被俘了。他们没有受伤却假装死了。
最后一个恐怖分子是一个瘦长结实的老烟枪，名叫托尼。他喜欢把自己当作阿根廷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他也许缺乏很多做人的品质，但不乏勇猛。托尼与德国人打一会，躲一会，耗了一个小时，一个边防士兵的脖子上还挨了他一枪。最后他被逼至一隅，在凌晨一点三十分被击毙。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继续进行。那届奥运会，苏联获得五十枚金牌。美国位居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