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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纽约市刑事法庭，为一幢10层大楼，其外立面由灰色沙岩石块砌成。它容纳了十几间审判室、法官室、文书办公室和一间宽大的诉讼室——刑事控告便首先在此登记。到这里来办公的还有地区助理检察官、来自法律援助协会的律师，这是一个在美国其他地区被称作公共辩护部的组织。这幢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街区的建筑里每天都挤满了人，他们中有数百名警官，还有数百名受害者和被告，以及同等数量的悲剧故事。
我初遇莫蒂是在1963年，那时我是法律援助协会派往刑事庭的律师。我们的见面立刻就给彼此留下了坏印象。我代表的被告是一名联邦探员，被指控在数起独立的案件中对七名儿童强行施以幼奸。没有一个孩子超过9岁。虽然每次施暴都令人发指且是在枪口威逼下进行的，但对于这些孩子是否正确地指认了侵犯者仍然存在一系列疑问。在单独陈词的情况下，孩子们对罪犯体重和身高的描述都超出被告人不少。唯一指认正确的是侵犯者和被告都有面部汗毛，不过即便这点相似之处也使诉讼程序寸步难行，因为每名受害者对汗毛颜色的描述从亮红到漆黑不一而足。那个探员是我多年未见的一个儿时伙伴，此时被关押在拘留室——法庭地下层的单人牢房。我在会晤我的一个委托人时他认出了我。这地下囚室简直就是但丁设计的，照明亮度极差，到处充斥着尿味和体臭，并附着在墙壁以及所有穿过这一拘禁区域的人身上。总之这里就是地牢，几名囚徒分别关押在相邻的牢房里，他们的漫谈永无止歇地回荡在空气中，制造出一种令人惊恐的高声喧叫。对于一位来自刑法体系另一端的联邦警察来说，这一经历不啻让其心惊肉跳。
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弗兰克·奥沙利文穿着蓝色的高尔夫衬衫、茶色便裤和一双破损的褐色廉价便鞋。因常年吸烟他的面孔过早地显出老态，有很深的皱纹，灰白两色的头发杂乱地生长在一起。他消瘦的肩膀使其5英尺6英寸的身材看上去更矮小。起先认出我时，他正倚着牢房的门栏。他既悲哀又羞愧于脸上已干掉的泪痕，并带着因恐惧而变得嘶哑的嗓音恳求我代表他面对犯罪指控的传讯。传讯是庭审程序的最初阶段，被指控有罪的人被正式告知指控的详细内容。他告诉我他的律师迟迟不能来，而管辖此拘禁地的典狱官称要等他的律师到位后才能开庭。我受命向法官说明，法律援助协会将代表奥沙利文出庭，只限于传讯阶段。
三重谋杀（2）
开庭时，审判室里挤满了七名小受害者的父母，面露焦急而愤怒的神色，还有几十名警官和法警，另外，似乎纽约市所有的记者都到了。这只会让地方上的警务记者——尤其是莫蒂——更加恼火，使他们更渴望掘得内幕新闻，以给“那些城里来的家伙”（这是莫蒂之类的正规军送给入侵他们地盘的同行的绰号）一点颜色看看。当然，孩子们被安置在另一间屋里，看护她们的是特选警官和几个来自受害者事务局暴力创伤部的社会工作者。
法警宣布了诉讼事件号码及案件名称，其中也包括被告的名字。他同时向坐在法庭拘禁区的奥沙利文示意，并责其走向前来。这一特定的宣词对被告有很大的震慑，因其显示了政府的威权：“纽约州政府的人民诉讼……”接着他转向我，指示道：“请出示出席通知。”出席通知是庭审制度里众多不合时宜的事项之一，它仅仅意味着律师必须出具其姓名、地址和从属关系，登记在审判速记记录上，以备日后检查——例如，可以证明被告已按恰当方式从检察官那里得到了控诉通知。我回答道：“查尔斯？J。海因斯，法律援助协会的助理律师，现代表被告人。”
“他有名字吗？”克伦威尔法官简单地询问道。
“是的，他当然有，法官大人，刚刚在庭审开始时由法警宣布过。”克伦威尔法官身材高大，肚子隆起，脸色通红，显示出肝病晚期的症候，那是酗酒几十年的后果。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就恼了。他声如洪钟，使得所有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属，但特别是聚集一堂的媒体记者都能清楚地听到他的质问：“为什么要法律援助协会来代表该联邦探员？他是有办法请到私人辩护律师的。”这种法官是我们不得不对付的最糟糕的官僚，无论我如何解释都没法阻止他不失时机地在公众面前出风头。克伦威尔法官咄咄逼人的言词在快结束时将矛头指向了法律援助协会，尤其是要跟我过不去，“这七宗案子的每一宗保释金定为100万美元。100万。”他补充道，像是不能肯定这是否完全被理解了。最后他说：“假如被告，一个联邦探员，”此时他用洪亮而戏剧性十足的嗓音拼读了奥沙利文的全名，“弗朗西斯？爱迈特？奥沙利文能够凑齐700万美元以确保在必要时能重返法庭，那么你，海因斯先生，以及你的组织，那本来该是代表贫穷罪犯的——”
“被告。”我嚷起来，打断了法官的话。
“你要是再敢打断我的话，看我不让你交保释费！”他尖声高叫，他的反应是如此激烈，以至同时又打出一个响亮的饱嗝，黑麦威士忌——其早餐的常规饮品——的刺鼻气味袭击了距法官宝座5英尺内所有的人。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我差不多足有一分钟，才继续发话。
“很好嘛，假如他付得起保释金，我估计他也请得起律师。”我那可怜的朋友奥沙利文探员被铐走时吓得什么也应对不了。他朝我的方向悲哀地看了一眼，耸了耸肩。当他被带往拘禁牢房，双手铐在背后，我用口型对他说：“别担心。”接着疾步出了法庭。我用了不到半小时便在纽约市管教部（即拘押奥沙利文的部门）准备好了人身保护权令状。
人身保护权令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法律补救手段，是每个美国公民生而就有的权利，也是我们免受政府滥用职权的基本策略之一。该令状是由法官签发的命令，下达给在押人员的监管人。文件开头的文字责令道：“Habeas corpus ad subjiciendum。”（——其基本意义为“汝速提此人见吾”）。像许多其他赋予美国公民的权利一样，它也有着英国法律的根源。它在英国法律中或许是最著名的律令了，并被普遍尊为“自由的伟大律令”。
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彼德？金得知我对令状的申请后立刻予以批准。他起先笑出了声，然后在得知克伦威尔法官时便摇头说：“那个混蛋！”
我带着令状火速返回法庭。我便是在那里第一次遇到了莫蒂。事实上我跟他撞了个满怀，他向前一步厉声说道：“我是《布鲁克林鹰报》的莫蒂。你怎么想得起来代表这个坏东西的，嗯？”莫蒂最多不过5英尺高，声音粗厉得像锉刀，身上散发着尼古丁的臭气，那是多年抽骆驼牌香烟的后果。他的面孔连接着一顶样子古怪的卷边帽，右耳上还架着一支硕大的黄色铅笔。他穿一件廉价的羊毛衫，深灰色长裤，以及一件花哨的红白条纹衬衫；在我看来他挑这身行头是因为他认为这合乎他的职业需要。我回想起其他司法口的报社记者大多也是类似的穿着。莫蒂又重复了问题，仿佛我第一遍没听到，“你他妈的有什么权利用纳税人的钱来代表这么个东西？”自我和克伦威尔法官交恶并领教过他那可笑的公正表演后，我已没有兴致去对付莫蒂或其他任何人，于是我一把推开他，试着不去理会他的叫嚷和抱怨（说我侵犯人身权应该被抓起来），径自走向我的办公室。莫蒂执意朝我办公室打电话——一共11个——我一概不回。
三重谋杀（3）
之后，当令状得到认可，奥沙利文探员在没有任何保释金的情况下获释时，莫蒂仍然对我穷追不舍。我不予理会，同时恨不得将其脑袋拧下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做了许多不同的工作，大多供职于政府，但有时也以刑事辩护律师的身份做些个人法律业务。我开始注意到不少重要的犯罪纪实报道署的是莫蒂的名字。我虽然忘不了我们不愉快的初遇，但还是很欣赏其文笔。他的写作清晰、多思辨、视角全面，且不掺杂个人评判。很快他就在纽约市一家颇具影响的小报上有了自己的专栏，一周三篇，而我也成为其热心读者并很快迷上了他的文章。
1985年，我们各自的道路再次相交。那年6月，纽约州长马里奥？M。科莫委任我做纽约市反腐特别公诉人。最早参与调查的几件案子中，有一件是应莫蒂之邀，他要求与我会谈。他在下曼哈顿巴克斯特街的福里尼意大利餐厅订了午餐，这家饭店离联邦暨州法院不远，是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最爱光顾的一处地方。
餐厅分为两间。主厅的进口在巴克斯特街，与之相连的后厅沿右边的墙布置着相同的火车座。而两个厅的中间和左边都整齐地排列着餐桌，且恰如其分地隔出了私密空间。每个厅里的火车座都有镶在墙上的金属铭牌，标识了某位知名食客，通常为法官，如纽约最高法院法官埃德温？托雷斯，《卡里托之路》一书的作者。托雷斯法官让人难忘的是他在宣读对某个不可救药的毒贩子的判决书时说的一句话：“听着伙计，就我将要判给你的刑期来看，你的假释官还没出生呢！”
有一块火车座铭牌是送给纽约县德高望重的现任地区检察官罗伯特？M。摩根索的。还有一块献给了才华横溢的联邦法官约翰？方丹？基南，他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弗兰克？S。霍根手下掌管杀人案件，而后者则是摩根索的前任，一位令人敬畏的检察官。
福里尼餐厅后屋的灯光被调得较为柔和，营造出比灯火通明的前屋更隐秘的氛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异，只是看上去更加私闭，尽管时常还是能够看见火车座——每组可容纳四人——里的食客交头接耳密谈着什么。很自然地，占据前屋的是那些愿意被看见的人。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只有新来的大人物才会打断他们的聊天。
福里尼的吧台可以很容易地成为达蒙？鲁尼恩故事的舞台背景。司法体系里不同层次的人物在这里会谈而极少考虑级别划分。法警、辩护律师、警官、诉讼人乃至法官都围着这张特别长的桌子纵情畅饮。开放式厨房将一阵阵诱人的大蒜香传遍了吧台。吧台区灯光昏暗，当你从其开在巴克斯特街的门走进去时，那些老主顾看上去更像影子，直到你的眼睛适应了光线。
吧台区在中午时分是高朋满座，有些熟客一直盘桓到傍晚。那儿大多充斥着高谈阔论之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喧闹声反而比后屋更能遮掩密谈。
莫蒂和我很恰当地选择了在后厅会面，讨论我们对公共腐败，尤其是警务腐败的共同兴趣。进入正题之前莫蒂首先发话道：“那么小伙子，你代表的那个侵犯儿童的联邦探员后来怎样了，叫什么来着，奥雷利还是……”
“奥沙利文，”我纠正他道，“这是一桩看来没有结局的悲剧。你大概只记得弗兰克？奥沙利文受到七名女童的指控，她们年纪最大的不过9岁。他被控在布鲁克林的不同地区单独或互不关联地犯下多起幼奸罪行。他被警方逮捕，尽管事实情况是，唯一证据来自这些儿童的目击辨认，而她们对他面部毛发颜色的回忆是相互矛盾的。在每起袭击之后受害儿童随即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