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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胳膊。怎么动不了？我怎么动不了呢？
他硬是使足了劲儿才动了动胳膊。胳膊上零星挂着橡胶和碎肉，正间歇性地抽搐着，他死死地抓住，将其移向自己的身边，然后又抬起来凑到面前，用指头碰了碰本该是右眼的地方，可那儿已经脱落，上面蒙了一层胶质，全是内脏凝冻而成。眼下他还不知道，因为眼部血管破裂，眼神经严重受损，他很快就要双目失明了。彼得斯渐渐失去知觉，却还挣扎着让肺部四周零碎的管壁充氧。此时，他回头看了看那一线树林，想闹明白自己究竟在哪儿。
海变（5）
朦胧之中他猛地一惊，忽然看见就在几英尺远的地方，一位印第安小男孩正蹲在一堆岩石上。在小船熊熊的烈焰映衬下，小孩的皮肤正闪耀着火焰般橘红色的光芒。
彼得斯向小孩眨眨眼，他只有这点劲儿了。
那孩子也向他眨了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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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月8日
北纬50度0分；西经132度0分
太平洋东北海域老爸气象站探测区内
从考察船“埃克塞特”号向地平线望去，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只是一条线，灰蒙蒙的，没有一点特色。这会儿，船正径直向西巡游，看不见任何陆地。除去浮云聚散，这片景象已有十天没有变了。50度纬线几乎穿越了北太平洋四分之一的水域，在全球海洋流体联合研究计划的研究人员所设计的一张以字母顺序标识的样本坐标表格上，这一纬线被记作“P线”。考察船每年有两次回到这些相同的位置，每次要待上多达五个星期。他们抽查海洋的温度、含盐量、微生物群和微量元素，估测这些有机物和无机物在海里的循环和再循环过程。通过反复认真的观测，一个模型正逐步成形，可以确定海水成分、海洋持续进化的原因，还能对海洋运动做出一些预测。那些相信并意识到考察船不久就会归航的人都知道位于西经150度线末端的P24站，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爸”站。
身高刚过六英尺二的威廉？布罗克？加纳早已习惯在每次经过“埃克塞特”号的随便哪一个舱门时稍稍低一下头。他可算是肌肉发达，胳膊腿儿壮实得很，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虽说沙滩排球赛、临时凑合的篮球赛或者周日早晨的散步他都很少参加，但他天生有股子运动员的劲儿。加纳双眼呈灰色，很亮，有如水晶一般，其神情有时一眨眼的工夫便能由同情转而露出凶相。他长相英俊，五官轮廓分明，清秀，可是有两处不大但十分显眼的缺憾，一是鼻梁稍稍有点歪，另外还有一道小疤划过眉毛，就像个懒散的S。这两处缺憾都是他短暂但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国海军生涯给他留下的纪念，虽说他很早就退役了，那时他的军衔是海军少校。
地点不同，时间变了。但仍在同一片海上。
加纳迈出主控室，向船尾走去，同时瞟了一眼深度计，此处的海深是3520米/11550英尺，差不多正是全球海洋的平均深度。“埃克塞特”号早已穿过了像水底地理圈环裙一样坐落在北美大陆的大陆架，此刻正以13节的速度在离海底两英里的水中巡航，这儿离地表是最近的了。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扔出舱去，即使做自由落体运动，最多只要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底。
“埃克塞特”号船尾正中矗立着一根漆成亮黄色的A形大吊臂，船过之处泡沫翻滚，在其后划出一道长长的水痕。那个几乎同样耀眼的庞然大物是身穿橙色防护服的谢尔盖？祖博夫，“埃克塞特”号的研究总管助理。此刻，祖博夫的目光正反复地交叉盯着绞车和缆绳上吊着的一个闪亮的圆球。那圆球直径5英尺，离甲板还有15英尺远，正随着缆绳的收缩轻轻摆动着。这个圆球其实是一台浮游生物自动取样机，是加纳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成果。过去100年，海洋形态学研究也许曾产生过不计其数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取样机”，却只有几种设计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加纳的设计精致而富于个性，但许多人认为即便不是荒唐透顶，起码也不对胃口。剩下的人却认为这是一次革命。加纳第一次带着这台发光的怪物登上“埃克塞特”号时，祖博夫就是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但是经过无数次的调试、线路不停地烧坏，他们绝望甚至诅咒过，因此最初的那种印象就像落潮的海水已经淡淡地给忘记了。祖博夫此刻看护着加纳的发明，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母亲望着自己聪明却一直体弱多病的孩子。
这个球形装置的下半截由重钛铸成，除了上面一列列的红外线探测器和专门用来计算和辨别微生物自然属地的微焦摄像机外，看起来还算平滑。上下两半球的交接处是一些样本柜的开关，能自动截取部分水流，以备以后分析（从前面看，这些柜门正像一张张开怀大笑的嘴巴和眼睛，发明者这样设计可并不仅仅是出于功能需要）。最后，球的顶部打破了整个的对称关系，就像一束束鲜花，虽说有些难看，中间倒盛满了各种仪器，在这台装置随船通过感光区（即大洋表层阳光能穿透的水域）时，可用以记录温度、气压、光强和传导率。
有人说这台球形装置像颗状态不佳的苏制人造卫星，可加纳却为自己智慧的结晶取了个更响亮的绰号：“美杜莎”球。在科学考察的过程中，“美杜莎”果真名副其实，并非徒有神话之名。头几次用这台仪器取样，简直是一无所获。每次努力失败后，加纳就会把它弄到甲板上的小屋里，仔仔细细地检查它与实验室电脑控制器的每一个接口。祖博夫心里于是只好这样想，仪器就像军队已经换防，一下水就能随船规规矩矩地遨游了。
“美杜莎”真正干活儿的时候——当然只是在状态良好的时侯才这样——必须根据其取样范围、依据准确的参数，在几海里的区域内慢慢随船前行，不管海洋状况是否逆转，可能会影响这种安排，或者仪器本身弱不禁风，就像小孩用纸牌做成的小房子，计划都将如期进行。如果一切正常，“美杜莎”一次出海得到的数据就能超过其他仪器二十余次出海所得到的结果。样本更清晰、更准确，处理起来其效率也会高于迄今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别的取样机。不过，只要有什么地方出点小差错，试验就会失败，日程上所排定的整个取样计划就可能被推迟甚至完全取消。
这类科学考察掌握起来很烦琐，“埃克塞特”号上的船员们更是为此大伤脑筋。他们每年有两百天都在海上，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神经过敏、固执己见，而且（通常）还晕船的科学家，也接收了这些科学家那些不堪一击的破设备。对这些习惯了机油和生铁的人来说，他们那些一架架的硼硅玻璃器皿，还有精神分裂电子学什么的，根本就不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假如没别的缘故的话，加纳和祖博夫本该有天壤之别，加纳是个科学家，但很像海员，祖博夫是个海员，却很像科学家。
他们在风暴肆虐的甲板上共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他们一起捣鼓新玩意儿，想改进“美杜莎”，要不就对着船上走私来的酒那空空的瓶底儿发牢骚。他们之间无话不谈。而且，不仅如此，祖博夫摆弄“美杜莎”时总是准确无误，对此，加纳私下里也十分放心，这样他一点儿也不用考虑样本的收集，却可以一心扑在样本的处理上。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海洋大气署曾经给加纳拨过一笔研究基金，这笔钱现在大都投到一个由钛和聚氯乙烯做成的大球上了，这个球体装置这会儿正在他们脚下大约两百英尺深的水里遨游着，随着这一切，加纳现在感到心绪平静，但这也只是隐隐约约压住了内心的闲适而已。就祖博夫个人而言，他也知道，实际上只有搜集样本才是他们付出劳动的最好证明。另外，他也时常不客气地提醒加纳，以确认所采集的正确数据本来都是他干的活儿。
红尘难舍（1）
自序
我想谈谈信件，它们在我的生活中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十多年来，我的母亲在给她的父母和朋友的信中，真实地记录了她的生活和我们家庭的经历。我把这上百页的、用打字机打的信件的副本当做母亲留给我和姐姐的最宝贵的遗产，对有幸读到这些信件的别的人来说，它们同样珍贵。母亲的信件——本故事从头到尾都在引用——为这本书的创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而我父亲在和母亲六年的恋爱期间的信件也同样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些信件包括绘画、即兴创作的诗句及表达狂热爱情的篇章。我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从信上可以看出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刻；毫无疑问，正是这一事实造成了数年后我自己也卷入了这么一种关系中去。
我和姐姐在长大离家以后，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写信的家庭传统。我深深地感激罗娜·梅纳德，她一直保存着我同塞林格交往的那一年及以后的岁月中写给她的信。过了二十多年再回头读这些信，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我在海边拾到的漂流瓶。随着一阵巨浪，18岁时的感情和话语又涌上心头。
一部分信件记录了我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段，有四十页左右，它们是我和塞林格从1972年4月到1973年8月的通信。早在我见到这些信的作者之前，我已经爱上了他在字里行间的诉说。塞林格的文字有时滑稽可笑，有时温情脉脉，常常充满智慧、学识和惊人的预见力，正是这些文字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感情，即使在他从我的生活中退出之后，我对他的感情仍久久不能平息。
当我着手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明白，尽管塞林格给我写的这些信的纸张属于我，而信中的语言只属于他自己。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别的地方，他永远都不会允许他的文字被详尽地引用。
要讲述这个故事却不能完全再现信件的内容，这使我在刚开始时感到很茫然。尽管我一直很遗憾我无法和读者分享信中精确而又无法模仿的语言，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使人们去感受它们，感受那女孩收到信时所触发的感情。不能使用这些语言本身却要传递这些语言所激发的情感，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然而最终我感到自己有能力做到。虽说对每一位读者来说，不能直接读到这些信仍然是一个损失，但我相信，我已经真实地再现了写信人的精神。
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我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详尽叙述发生在四分之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的事情和谈话。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培养成一个观察者。父母鼓励我把周围所闻所见的特殊事物要像事实报道般地印入脑海。不管我喜不喜欢，我的一生都不停地在心里做着记录。我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也表明为什么我能精确地详述自己的经历。我尽力重新构筑起过去的对话以及所发生的事情的详情。尽管我不能发誓从那些纸上引用的每一个字都精确无误，但我相信如果有电影胶片或录影带实录了这里再现的故事的话，那一定会和这里所报道的一切惊人地相似。
我对一些人名作了更改。在少数情况下我重新安排了事情的发生顺序，或是省略了一些不必要的、而且无助于读者理解我的人生旅程的细节。我毫不怀疑有人会认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