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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恶化的那几年，因为受害者太多了，每天在派出所报警的人都要排队，甚至有受害者在排队等候报警时竟又再次遭偷窃或抢劫。
一个公交车司机说，因财物被偷抢诈骗的身无分文而请求免费乘车的旅客，平均每天有100多人。路过火车站的公交车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大家都不愿意坐在靠窗的位置，给老人让座老人不敢坐，问路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
乐阳火车站门前的治安岗亭，有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羊城火车站广场有个牌子，最初，上面写的是“有困难，找民警。”几年后换成了“请不要在此大小便。”又过了几年，在各种办理假证件，招聘公关小姐的信息中，可以辨认出一行黄色的字：“坚决打击两抢一盗”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
一些无业游民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经营小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面对市场竞争，老乡聚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还从事拉客，两年后，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一个以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原本互不干涉的两个帮派开始出现摩擦，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黄牛党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老娘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如果有人顺手一接，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无奈之下，只得花高价买下才能安全走掉。
在90年上半年，他们开始雇佣外省的无业游民，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羊城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羊城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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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竿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的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羊城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踩脚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他们在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曾有个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羊城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92年，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到拐卖妇女的犯罪利益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当地烂仔，结伙在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向他们提供吃和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仲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而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恩，请你喝酒。”
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人们走过时都要提心吊胆。
西广场通道人行天桥的二层平台上，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或坐或卧，他们大多神色萎靡，衣衫褴褛，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冷漠的神色，一个三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岁，一名面色发青的男子，朝天撅着屁股，褪下的裤子都懒得提上去，他刚刚在自己的腿股上注射了用水稀释的白粉，裤子还没提起来就把眼睛闭上了。这里是火车站附近吸毒者的栖息地，他们正大光明的吸毒，为了搞到毒资就在天桥上向过往旅客偷、抢和敲诈。离天桥不远处，火车站雇佣的保安手握一根棍子，紧紧盯着天桥上的“瘾君子”们，他的职责除了看管寄放在这里的摩托车和自行车外，最重要的就是阻止瘾君子下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要是下来，他就拿棍子打他们。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负责站西路一带；“山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哥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四帮”，负责暖草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背包党”逐渐控制了火车站的拉客市场，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羊城“背包党”出现了。
据当地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报道，有近1000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整日游荡在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留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来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这些犯罪分子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事件，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领导三度微服探访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 羊城火车站进驻大批核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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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19日，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籍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大怪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还被人欺负。”
寒少爷说，“咽不下这口气。”
三文钱说，“咱们斗不过，人少。”
寒少爷说，“去东北叫上炮子那帮人，都拿上枪，不信制不了他们。”
三文钱说，“离的太远了。”
大怪说，“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飞说，“咱的人不少。”
寒少爷说，“人呢，都在哪？”
高飞说，“火车站。”
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这一切即将使用砖头，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
高飞对他们说，“一会，我们要和人打架，每人发100块钱，不愿意的就滚蛋。”
“150，”人群里一个人喊道，“100太少了。”
“现在就给钱还是打完再给钱？”
“打谁？”另一个人问。
“邹光龙的人。”大怪回答。
“不干。”房间里的这帮乌合之众听到邹光龙的名字就纷纷而逃，只剩下一个戴墨镜的人站在墙角。
“你怎么不走，你不怕邹光龙吗？”寒少爷问。
“刚才有50人吧。”戴墨镜的人说。
寒少爷说，“差不多。”
“给我5000元，”戴墨镜的人说，“我干。”
“你一个人？”大怪问，“你很能打架吗？”
“打我。”戴墨镜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大怪的右拳还是非常有威力的，他用尽全力，猛击那个人的下颚，然后，他的手痛得像断裂了一样，而那个人则面不改色，微笑着站在那里。
“能挨打，”高飞说，“不代表你能打。”
“那好吧，看着啊。”戴墨镜的人先是一个垫步，然后飞身一记漂亮的侧踹，轰隆一声，他把墙踹出了一个窟窿。
“天，你叫什么名字？”三文钱问道。
戴墨镜的人回答：“我叫画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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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全书（27）
三十七章 街头斗殴
一场大雨下起来了，画龙拿着一根木棍站在门口，他对前来收保护费的那帮痞子说，“我，操你们所有人的妈。”
然后，画龙拖着那根长棍向街头疾奔，一群人手拿砍刀、钢管、链子锁杀气腾腾的在后面追，他们喊着“找死”“砍死他”。
画龙将他们引到空旷的广场上，站在大雨中巍然不动，他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雨水浇淋得肌肉光溜溜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