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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国家，甚至没有统一的民族。在法国、英国一个个建立起强大的行政国家数百年后，德国仍然处于分散的无力状态。国度的统一要等待时机。拿破仑结束了神圣的罗马帝国，1848年革命燃烧到柏林与维也纳，此时建立统一国家的声音已无比强大，但真正的统一仍然需要时间和等待。
这种状态仿佛一种长久的饥饿，在无言中等待，无法满足，在等待中为自己自圆其说。德意志情绪和精神已然自发产生，德意志诗歌和艺术也被哲学家论述，可是德意志国度仍未建立。德意志英雄们似乎要继续等待一个世纪，才能获得与其他国度同样爆发的机会。这种等待在迫切中发酵，酝酿成苦涩而猛烈的共同情绪。
德国终于等来了一曲悲剧的史诗。
【铁血俾斯麦之力】
德国的历史并不长。这不是说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不长，而是说德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很短。中欧土地上人类生存的历史悠久，据考证，古希腊的很多部族就是从巴尔干半岛迁徙而去的日耳曼种族，他们属于印欧人种，万年前生活在欧亚大陆交界，欧洲和印度北部的很多民族都是这些古人的后裔。古罗马的覆灭也源于大规模入侵的日耳曼部落，这是史上第二次印欧民族大迁徙。
但是这样悠久的民族文明并没有形成同样悠久的民族国家。日耳曼民族在19世纪之前从未统一成国家。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莱茵森林整个封建时代都处于不同诸侯国的统治下。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巴伐利亚、波西米亚，以及无数细小得数不清的国度。神圣的罗马帝国与其说是帝国，不如说是松散的战略联盟，皇帝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势力，也不能插手诸侯内部的王国事宜。最强大的诸侯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奥地利由哈布斯堡家族统帅，靠婚姻继承了大半个欧洲，与其说他们是日耳曼国度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哈布斯堡国度的一部分。能统领德意志的只有普鲁士。
普鲁士在19世纪中叶变成欧洲的重要力量。在19世纪初，它还缺乏足够的对外能力，1806年，在法军的攻击中迅速臣服于拿破仑脚下，人们几乎是开门迎接这位辉煌的法国人。10年之后，在第七次反法同盟中，普鲁士军队和英军联手，在滑铁卢给拿破仑致命的打击。在战后签订的维也纳协议中，普鲁士扩大了疆土，它在欧洲的地位才日益变得关键起来。它的位置在欧洲大陆中央。一面与法国接壤，成为欧洲反法主战场，另一面与东欧诸国接壤，直接面对日益强大起来的俄罗斯帝国。这样的战略位置直到20世纪都很重要。
1848年革命之后，普鲁士国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希望寻求建立新政府，统一德意志。然而什么形式的统一却不容易确定。当时有两种可能性：大德意志，即包含神圣罗马帝国几乎所有诸侯国在内的广义德意志；小德意志，排除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由普鲁士率领余下诸国组成。1834年，普鲁士率先发起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提倡贸易自由，当时除了奥地利与汉堡，其余邦国全部加入了联盟。对普鲁士来说，这是绝好的基础。
德国的统一来源于强力的铁腕首相——俾斯麦。他是德国民众等到的第一位强权人物，几乎凭一己之力实现了统一。俾斯麦于1864年上任，受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一世所托成为首相，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促成德国统一大业。他决定按照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国家，原因很简单，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不仅仅包含奥地利，还包含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的领土，如果将其纳入计划，将使得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变成棘手的问题。俾斯麦决定孤立奥地利，树立普鲁士。很多人认为俾斯麦根本不是一个德意志国家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普鲁士主义者。一切都可以推进，只要普鲁士是主人。他先挑起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获取主动，随后又对法国虎视眈眈。他耐心地寻找机会，如同一只伺服的狼。在西班牙国内的一场动乱之后，继承成为问题，俾斯麦用各种办法支持威廉一世的一位远亲、霍亨索伦家族旁系后裔登基，这引起法国的强烈警惕。在一连串假意敷衍和欺诈的手腕之后，法国终于被惹怒，向普鲁士宣战，这给了俾斯麦渴望已久的机会。如其所料，所有其他德意志邦国均加入战争，和平时不能达成的统一，在一致对敌的紧急中达成。在色当，德意志军队大败法军。1871年1月，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宣告德国统一，登基成为第一位德意志帝国皇帝。
俾斯麦的功绩由此展开。他在法国人的皇宫为德意志帝国加冕，这无疑是最大的羞辱。随后，俾斯麦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孜孜不倦，为德意志的强盛谋划。俾斯麦之前，德国的经济相对西欧非常落后，容克阶层，或者说大农庄主的保守完全跟不上资本主义浪潮。人们期盼强者降临。俾斯麦改革经济政策，改良农耕工具，建设城市，发展资本主义，促进柏林文化，将德意志帝国带入工业强国的行列。他实施圆滑的多边外交策略，用不择手段的毅力和狡猾的刚柔并济让德国维持在有利地位。俾斯麦是历史上最褒贬不一的人物，很多人称其为英雄，也有很多人斥其为反动者。
俾斯麦被称为铁血首相，源于他在1962年说过的一句话：“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议论和多数人投票能够解决的，有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通过一场斗争再解决，一场铁与血的斗争。”他参与过镇压巴黎公社，这使得他成为共产党人最愤怒的敌人。
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都写进了历史。在德国历史博物馆中，我们能看到德意志崛起的整个过程。大篇幅的展览，讲述德国统一的19世纪，讲述俾斯麦，讲述柏林建设和德意志精神在世纪之交的转变。俾斯麦是不可能绕开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本身。甚至连这座历史博物馆也是在俾斯麦时期改建完成。这座漂亮的巴洛克建筑本是一座军火库，1880年改建成军事博物馆。二战后的扩建中，有著名设计师贝聿铭的参与。
俾斯麦在任的时期是柏林建设的黄金时期，在他上任之前，申克尔已经为柏林建了美丽的老博物馆。俾斯麦任首相的时候，博物馆岛、柏林大教堂和其他一大批建筑相继完成。他按照香榭丽舍大街修建了选帝侯大街，柏林成为真正的大都市。
今日的柏林很大一部分是二战后的重建。俾斯麦时代的建筑还有一部分遗留，但大部分都毁于二战时盟军的轰炸，此时能看到的是战后新生。新老建筑的交错让人目睹历史的交错。申克尔代表新古典主义的柏林，他是19世纪初杰出的建筑家和画家，他所设计的宪兵广场剧院和老博物馆都是古典主义的典范。老博物馆中有希腊出土的多种雕塑，博物馆内外形成一体。国会大厦是1894年沃勒特建筑的文艺复兴式样建筑，1945年毁掉，20世纪60年代重建。选帝侯大街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裂的时候曾经被拦腰截断，这条宽阔笔直的大道一端连接国会大厦，另一端连接博物馆岛和霍亨索伦家族教堂、柏林大教堂。在隔绝的时期两边各自发展，如今当壁垒拆除，路的尽头一览无余的时候，清晰可见的差异如同赫然暴露的伤痕。
在柏林的街上走着，想到德国的整个20世纪，人的心里会有许多唏嘘。目睹19世纪的历史种种，也许我们能非常容易地理解当时德国希望统一与强大的意愿。西有法国威胁，东有奥地利与俄罗斯强盛，拿破仑与奥地利的婚姻让普鲁士夹在中央，又没有意大利的富有和英国的工业，没有海军和殖民地，只有代代相传的诗歌，唱着古老的日耳曼英雄。这样的内忧外患成为一种逼迫，越是忧患，人心里希望统合的意愿就越强烈。直到1871年才真正有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从文化多样的角度这或许是好事，但从民族心态的角度则很难说。像瓶子里的魔鬼在等待中许愿，从对拯救的答谢，到对拯救的诅咒，等得太久，所要的回报就要加倍。20世纪是对19世纪的反讽，统一的喜悦化为战争的疯狂，等待拯救等来一场屠杀。也许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还没有人能预见到后世的悲歌。1889年，柏林仍然在上升的希望之中，得来不易的辉煌，欣欣向荣的新的城市，梦想中的金色未来。
【德国人为什么深刻？】
1889年，有几件大事发生。其中之一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到达柏林。他是一个天才，一个预言家，一个饱受精神痛苦折磨的人。他在都灵发疯，抱着一匹受鞭打的老马哭泣，把马叫做自己的兄弟，因此被朋友带回柏林。他的名字是尼采。
尼采是德国哲学最特殊的人物。
从一方面讲，尼采继承了来自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与深邃，走到山巅，而从另一方面讲，他又拥有所有人都没有的个人态度与疯狂。他不像他的前人那样使用全景式的系统语言，他的论著是箴言式的、寓言式的，由格言警句和论断，而不是定义、推理和词语辨析构成。换句话说，他使用的是先知书，而不是牛顿力学的书写格式。
尼采是一位先知，他是最难评价的一个人。他用最嘲讽的语言批评基督教的懦弱文化，但又比任何人更懂得基督教精神。他鄙视大众的庸俗，赞颂英雄精神，但同样鄙视追求个人地位的群众将领。他批评之前所有哲学家，说他们一窝蜂发出冰冷而空洞的“美德的轰鸣”，是“用大话来粉饰”，但他也不认为纯粹感官的、物理的理论能解释事情。他将之前的善恶都抛下，却不愿走到虚无的尽头。
尼采的徘徊是德国哲学进入新世纪门槛时最关键的徘徊。德国哲学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杰出的典范。从康德开始，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不仅仅总结道理，还能从人类历史中找到完整而深刻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深入人的精神深处和历史深处，追问人的意识、理性、心和灵魂，寻找人作出决定的理由，探讨自由与命运，事物纯粹的本质。德国哲学不带有很强的社会训诫感，它从人的内心出发，从思考、理智、情绪出发，将人当作纯粹的宇宙存在。与德国哲学相比，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显得太贴近生活常识，18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则带着太直接的改造社会的冲动。
康德是德国哲学的重要开创者。他想知道人怎样获得认识。他从英国休谟的《人性论》中提出的理解问题出发，将“先验综合判断”作为自身哲学的第一个问题。他用12年的时间思考《纯粹理性批判》，用几个月时间一挥而就，虽然其中有他自己承认的表达缺点，但那并非因为康德逻辑不明，而是他完全清楚自身讨论的问题有多困难。他从正反不同方向讨论自己的观点，像个孩子一样坦诚：“我怀着一种指望，在我像这样从别人的观点不偏不倚地看我自己的判断的时候，我能得到第三种的见解，要改善我从前的看法的。”他诚挚专注的思考，他的深入和广博，他的虚怀若谷的内心，让他的著作有超越时代的深入和独特的魅力。他的三本批判之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即使是哲学学生读起来也不容易，然而两百余年过去，研究康德的人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