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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认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概念就超越了其他一切概念，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人们全都相信人性的进步和相信科学方法在发现真理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科学对公众关于什么是真理、如何发现真理一直有着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在西方思想界，一向是理性高于感情，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随后，它同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原则混合在一起，自我认定为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认识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提出这样的问题：客观性能够得到吗？值得去追求吗？很多的所谓“事实”都只不过是事物的一个横断面，既脱离背景，也缺乏整体性。例如，性别特征就被视为个人特征，而没有被视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心理测试或社会学的问卷调查中，调查者让被调查者回答几十个问题，然后就把这些回答当作“事实”来看待了。这样的“事实”其实是实验和调查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在“事实”。 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客观主义认识论的五大前题：第一，方法、程序和技术被当作价值中立的工具；第二，知识是有范围、分领域的；第三，存在着判断某种知识的有效性与真实性的标准；第四，知识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真理；第五，尽管知识是由个人获得的，但它却不是独特的和个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理性危机”是发人深省的，它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和政治的含义。它认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来自精神 （及纯粹概念） 超越肉体的历史特权。理性危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的客观性不再令人信服；像自然科学模式一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的：长期以来，以人类为对象的科学研究试图产生实证主义版本的“人类科学”，典型的例子有行为心理学和统计社会学，试图把研究对象——人性——缩小为物质对象，但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人文社会科学日益面临着理性自我认知的不可能性，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如果不能排除自我，理性中就必定含有非理性的内核；知识无法理解自身作为知识的自我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相互竞争的由不同立场产生出来的方法和范式中作出理性的选择。 然而，在女性运动内部也有人怀疑“理性危机”的说法，怀疑仅凭感觉、诗、神秘的沉默就能够取代理性。这种观点认为，发生了危机的并不是工具理性的可信性，而是它一向拥有的特权地位，是工具理性的统治程度。女性主义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理性，而应当反对理性的狭义的工具概念，以及过去人们加在理性问题上的性别归属——理性是有性别的，它是属于男性的。 最后，看一看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如何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的。 面对着哲学和科学中那种排斥和仇视女性的传统，女性主义者发明出新的更适当地了解世界的方法。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休谟 （Hume） 的认识论同这种新的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最为接近，因为他主张将道德与美的判断同事实与数学的判断结合起来。 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把知识对象划分为两个论域，即事实的论域与价值的论域。它认为，价值判断是不能够被证实的，因此是无意义的，不应当让价值判断来歪曲事实。它认为，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事实这一论域中发现事物所由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实证主义方法不仅要适用于自然科学，还要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认识论的前提是：假设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同质的和基本的“人性”。但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却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是历史的变量，是被权力关系塑造出来的；不是天生如此一成不变的本质的存在。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是危险的，解决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主观性考虑进来。它在争论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政治导向的政治学研究能够得出比价值中立的生物学、社会科学研究更加准确的结果？为什么那些为女人而做的研究能够解答其他自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它的回答是：人的社会经验不是性别中立的，因为它是有性别的人们的实践。 女性主义的认识论的一个典型形式是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这一理论反客观真理论之道而行，公然标榜认知的主观性和观察事物的立场。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女性主义认识论也公然承认自己的女性立场。
六、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论争（3）
在一些认识论的具体问题上，女性主义也向传统认识论提出了挑战。例如，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凯勒 （Keller） 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界在单因性关系和交互作用这两类对事物的解释中特别偏爱单因论，总要为复杂的现象寻找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在线性简化论和互动论当中它也总是偏爱前者。（Keller； 1990） 福柯的认识论同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十分接近，主要是他那种被压抑的话语的感觉与女性主义十分接近。但有些女性主义者提出，女性主义应当超越福柯，要从理论上说明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可以拥有一种非话语的感觉，这将是人的主观性的最终胜利；她们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自己那些难以用语言加以表达的感觉。（Ramazanoglu； 94） 2、女性主义方法论 谈到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不能不首先提到获得许多女性主义者竭诚赞赏的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定义，那就是：对女性的研究；由女性来做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 （on，by，and for women）。另一种与此类似的提法是：由女性来做的研究，关于女性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 （by，about，and for women）。（Miller； 33） 由此观之，女性主义方法论完全不害怕被人攻击为不客观、不科学，反倒对自己的倾向性直言不讳。 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男性可以拥有知识，女性只能拥有经验，而经验是低于知识的。可是女性主义的研究坚守主观性和个人经验的价值。有女性主义者主张：“所谓女性主义的研究绝对是并且必须是由女性所做的研究，因为在女权意识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Reinharz； 3）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男人虽然可以支持女性主义，但不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因为他们缺乏女性的经验。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男人也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也可以拥有女权视角。有人甚至认为，男人研究女性会更客观，其结果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得到认真的对待。这就像由白人来研究黑人的家庭，就比由黑人来研究同一题目被人认为会更少“偏差”；相反，由黑人来研究白人则不但不会被人认为较少偏差，而且会被视为出于“黑人视角”。按照这一逻辑，似乎“高等”的群体可以研究“低等”的群体，其结果会被视为更加可信。比如，男人研究女人；白人研究黑人；异性恋研究同性恋。女性主义方法论认为，由“高等”人群去研究“低等”人群，由有特权的人群去研究被压迫的人群，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被调查者的客体化、“他者化”。为了反对将被调查对象“他者化”，女性主义质疑居特权地位者对受压迫者的研究资格。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角度看，早期人类学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居高临下地去研究“野蛮人”的文化，充满了种族或民族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往下”研究，而不是“往上”研究，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就很少有关于上层白种女性的研究资料。 这种把人群分等级的研究方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只分内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来研究某一群体似乎的确比圈内人来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应当比后者更差，如果不会更好的话。当然他们必须首先克服对研究对象的偏见以及对研究对象不熟悉的弱点。可是，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事物之前对它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呢？从这个角度说，平等的观念和态度也许是社会研究方法的唯一出路。 女性主义研究对方法论领域的贡献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另一个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女性主义的研究开拓了如下研究领域和新方法：第一，对特殊群体的研究，例如对上层女性的研究；对农场农妇的研究；对日裔美国女性的研究；对美国南部奴隶女性的研究；对美国印地安混血儿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芭丽 （Kathleen Barry） 研究了###隶现象；还有人类学家研究了印地安医师，研究了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义者等等。第二，对特殊行为的研究，例如，对养家这一行为的研究，对改进社区环境的研究。第三，开创了研究资料的新形式，例如，关于女性的主观社会经验的资料；关于女性主观自我的资料等。（Reinharz； 219） 在女性主义看来，传统的社会研究关注的仅仅是男性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关注人的物质需求（马克思主义），性需求（心理分析），死亡焦虑（神学和世俗哲学），但是忽略生育现象，忽视对养育、人性发展、情感和亲密关系的理解，忽视私领域中的日常生活。由于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划分，社会研究将政治、经济及其相关机制定义为比私人领域更具有社会性。从抽象结构角度论述大型社会体制的研究被视为“宏观”的，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而对个人的、人际关系的、情感方面的研究被视为“微观”的，在学术上不重要的，价值较低的。 女性主义的跨文化研究也有其独特之点：首先，它承认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性；其次，它强调深入研究异文化的必要性；再次，它强调处于不同文化中的女性之间的共性；最后，它强调对研究资料作批判评价的必要性。它特别注重对女性主义研究中种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的批判，反对忽略第三世界女性的倾向，批判那种以美国的中产阶级白种女性为全世界女性的代表的倾向。
六、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论争（4）
女性主义研究的访谈方法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这是一种定质的 （quantitative） 数据收集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 （ethnography）；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 （survey research and structural interview）。 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注重权衡访问熟人与访问生人的利弊。例如在美国，有些少数民族女性只愿接受熟人的访问，不愿回答生人的问题，因为她们害怕移民局的查询，对陌生人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和敌意；相反，有的堕胎女性只愿接受陌生调查者的访问，在性问题的调查上也是这样，在这类情况下，调查者是生人更能使被调查女性感到轻松，容易讲出真情。 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亲近调查对象与同她们保持距离这二者之间的两难处境问题。如果同调查对象过于亲近，可能会感情用事，歪曲事情真相；如果同调查对象保持距离，又远离了“为了女性而研究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