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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问题上，女权主义者分成了两派，激进派和自由派。激进派持有如下观点：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侣之间的性平等，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最重要的是要扫除父权制机制，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制售业，父权制家庭，卖淫，强制性的异性恋；同时要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例如虐恋（S/M），猎艳式的临时性关系，童恋，以及阳刚阴柔（butch/femme）角色的划分，因为这些实践会导致女性的性的客体化。
自由派的观点与激进派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与激进派观念完全相反的实践，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坚决反对将性行为划分为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的两大类，反对把性行为限制在所谓政治上正确的界限之内。
她们借助于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Mas…tersandJoh nson）的理论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女人受压抑，因此释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压抑男性的性能量更为重要。
因此，这两派的区别又可以概括为，自由派更看重释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进派则致力于压抑男性的性能量。两派在对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实质上是赞成性（pro…sex）和反对性（anti…sex）两种态度。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淫秽色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阳刚阴柔）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与服从关系等等。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
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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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持有一种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理论，它主张，女权主义应当把性快乐作为一种权力，因为如果总是把性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来谈论，会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女性的肉体既是低贱的，又是神圣的。女人们对性行为怀抱着一种羞耻、窘迫和害怕的感觉。她们讨厌自己的乳房，因为它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们不喜欢自己的阴毛和臀部。对于青春期的性行为，男孩子受到鼓励，女孩子却受到训诫和禁令；女人因此认为性是危险的、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成年妇女免不了性冲动，却又必须隐瞒它。凡此种种，导致了许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人学会了对自己性欲感到恐惧，并讨厌自己的肉体。（爱森堡等，第51页）自由派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立场可以追溯到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达作为中心议题。她认为，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实现，而且是人从剥削和私有财产制下的解放；
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忽略了的问题。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也曾公开主张妇女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性爱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赋与的、也是天赐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可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情人。”（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560页）在60年代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作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伦理，即有节制的性伦理。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panic sex），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一反过去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the politicsof ecstasy）。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aesthetics of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权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女权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是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第61页）有一种最为激进的自由派观点，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性革命的。在福柯以前，法国新左翼的知识分子达尼埃尔。盖兰就成为这一激进立场的代表人物。
他主张，对于社会的压抑结构，应当诉诸“对准所有企图妨碍生命源流自由喷发的东西的战斗”。他指出：自由的性是保护自我的最有效的同时也是最无害的手段之一。在高度组织化的、高度计划化的、高度机械化的、高度集体化的社会里……
各自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爱的自由是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权利、最后的奇癖之一。
对他来说，社会革命与性革命是同一种东西，“不存在性的自由这一问题，存在的是全面自由的问题。”（转引自安田一郎，第148一153页）
第三十四章 女性地位问题
对于我们的社会中两性究竟是否平等的问题，被访问的女性也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人认为在她的生活环境中男女是平等的，自己并没有因为是个女人受到歧视；另一类人则感觉到了男女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有外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也有内在的感觉上的不平等。
男女是平等的一位女医生说：“我听到很多女人说，来生不愿再做女人。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受到什么歧视。我们医院，女职工占五分之四，医学院也是女生多。因为我们是女性为主的单位，各科科长女的占一半以上。当然，男干部比起他们在单位的人数比例还是要大一些。”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得很好。作为女人没感到受到什么压抑，也没有自卑心理。我们家从小宠女孩，我外公就是喜欢女孩，父母又是喜欢女孩。我接触的夫妻都是女的比男的强，心理上都跟我差不多。当然，要是有人想照顾我，我也很乐意。”
“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男孩能干的事，我们都能干，甚至连体力劳动也不甘落后，一点也没有表现自己女性特征的意识。下乡劳动时，男的挑多少稻谷，我也要挑多少，还觉得特别自豪。”
一位在单位担任基层干部的女性说：“我们单位是女的多，最近才调来一个30多岁的女的当一把手。在单位倒不一定看是男是女，主要看会不会搞关系。有很多人都是靠拍马屁上来的，靠送礼。我这个人太直了，所以总是到不提实在说不过去的时候才提拔我。”
“‘文革’期间，我中学毕业后分到建筑工程队，正赶上宣传‘男的能干的女的都能干’。队里搞‘三八女子泥土班’，我们就成了第一批女泥工，爬脚手架等等什么都干，没有禁忌。男孩干的活我都干，没有女孩意识。和男孩唯一的区别是不骂脏话。”
有的女性并没感到受压抑，但她们不是把这种处境归因于男女平等，而是归因于自己没有去和男人竞争：“我没感到因为是女人受到什么压抑，可能跟我自己不求当大官飞黄腾达有关，我没有干大事业的欲望。”
女性在家里的地位同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关系紧密。一位女性这样谈到这二者的关系：“我丈夫劝我要在单位争取仕途，或者争犬钱途‘。于是我就开始追求在单位被提拔，管钱，争取多拿奖金。我结婚后一直工资比他高，他对我就比以前好多了，不会太’大男子主义‘了。”
“在我家里是男女平等的。我俩的家务分工不是封闭性分工，是开放性分工，谁有时间谁就做。”
不少女性认为，男女大体上是平等的，但在某些不太重要的方面，略有不平等的感觉：“我在工作中没觉得男女有什么区别，主要看自己的能力。只是在调动工作时能觉出来男的容易女的难。”
一位离婚女性说：“过去我没觉得有不平等，尤其我们单位女同志多，所以没觉出来。可离婚以后，别人都同情我，好像一个女的没有个男的就不行似的。现在谁一跟我提这个我就反感。我的婚姻失败就是因为我太依赖男的了。别人的同情在我看来就是不平等。”
也许正因为不少中国女性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没有男女不平等的感觉，所以她们对于女权主义的看法似乎总带点否定意味，这一点已引起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注意，她们对其中的原因疑惑不解。在我访问的女性当中，有些人对女权主义的理解就有偏差，以为闹女权就是要女人掌权来统治男人，例如，一位女同性恋者说：“我赞成女权主义。我觉得女人应该统治男人。”她还说：“男人自私、肤浅。我看到的男人都不行。”另一位女性虽然观点与她相反，但二者对女权主义的理解似乎是一致的，她说：“我不赞成女权。我觉得女的闹女权显得没水平，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有人每天挨打受骂的，搞女权我也赞成。”
男女不平等女性对男女不平等的感受可以分为社会不平等、家内不平等和心理气质上不平等几类。首先看她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感觉：一位中年女性讲了她母亲那一代人遭受的不平等和她们的反抗和追求：“我妈刚生下来的时候，我外公在帐子里露了个头，问了一句话：男孩女孩？一听说是个囡囡（南方话：女孩），就说：溺死她。姥姥听到她劈里扑噜在马桶里挣扎，怪可怜的，就抱她出来。后来哥哥们都上学去了，家里就是不让她上学，她就一直在教室外面偷听。家里看她那么执着，终于同意她上学，她因为好多知识都偷偷学过，连连跳级，后来去上了师范。我认为，中国好多女性如此要强，就是千百年来压抑的反弹。”
“咱们国家的妇女地位相对于GNP水平是相当高的，但是从绝对情况看，妇女地位还是比较低的。妇女现在已经能够参与主流社会的活动，但是妇女参政水平还很低，我看中国在30年、40年甚至50年里都不可能出现女总理、女国家主席。在我看来，参政是提高妇女地位的最重要目标，因为那是决策权力呀。”
“我认为建国以后提出妇女走出家门，从表面上看做到了男女平等，但是很虚假，并没有从意识形态上发生变化。从中国家庭的现实看，女人地位还是低的。
男女在外面干一样的事，回到家妇女还要多干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