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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的资格能混到目前的七级公务员，已经很不简单了。他是1989年高中一毕业就考上公务员的。现在大学毕业生已经将公务员当作就业的首选了。过去年轻人都将大学毕业后能进入三星、现代、乐喜这样的大型公司作为人生的目标，自从1997年金融危机后，大公司招收新员工很少，还有遇到经济景气差，企业裁员，四十岁以后的员工就最有可能首当其冲。而政府公务员相对还是铁饭碗，可干到五十七八岁退休为止。
姜先生一年总收入估计不会超过3500万韩元。维持一个四口之家，处处要勤俭。但已经通过分期付款买了一套30多坪的（差不多100平方米）的公寓（还有四年就可付清购房贷款），价值1。2亿元。去年买了一辆二手的韩国产的起亚轿车，花了1000万韩元。全家一月固定支出有：电话及手机、网费等通讯费用约15万元；汽油费5万元；自己学习汉语费用8万元；给夫妻双方的老人共10万元。再除去交供房的还贷款，余下可作全家的日常用度就不宽裕了。我从报纸上知道，如果四口之家，如果月收入低于116万元就属于绝对贫困家庭。姜先生说，我们家还没有沦为此种境地的危险。不过，现在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二岁，还没到上学年龄，届时可是一项大的支出了。虽说，韩国也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学费并不花钱，但哪个家庭不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为孩子作教育投资呢？妻子是他上广播电视大学时的同学，结婚后与传统的韩国妇女一样，辞职在家相夫教子，也许等孩子上学了，她又会去找工作。不过，届时应聘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像现在三四十岁的韩国妇女在家和就业的大概各占一半。老公每月将薪水交给老婆管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尽管如此，男人私设秘密账户（小金库）非常普遍，公司的高级白领处情人的现象也司空见惯了，姜先生说是一种现代社会病。他自己是一个低级公务员，说这话，不知是不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在作祟——
中国人出门怕着火，韩国人出门怕摔跌——
2003年11月7日周五晴
中国人节俭，喜欢储蓄，再穷的家庭在银行里都有些许存款，一般的人家借别人钱，睡觉都睡不着，至少我们家是如此。类似分期付款购物、今天花明天的钱的观念尽管也推行了些年，但国人根深蒂固的“隔夜要有存粮”的理财观念并没多大改变，当然年轻一代比我们时尚一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只见到全国银行储蓄余额一个劲往上涨，现在该有近十万亿人民币了吧。正是国人的储蓄率高，支撑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转，否则那些银行有那么高的不良债务，不破产才怪。韩国与中国同属受儒教影响的东方国家，其他方面相似点甚多，同样也勤俭持家，可在储蓄理念上差别可大了。
读韩国的《朝鲜日报》、《东亚日报》，常可看到家庭不良信用者众多已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的报道。韩国金融界是这样定义不良信用家庭的：一个家庭贷款30万韩元以上，逾期3个月以上不能归还者。2002年《朝鲜日报》评出的国内十大新闻中有一条是：家庭负债急增，国民经济陷入困境。这年因各金融机构盲目发放家庭贷款，每个家庭的平均负债高达2900万韩元。整个韩国，家庭债务竟相当于GDP的51％，比2001年增加了74％。不良信用者增长，对韩国经济影响是致命的。一方面政府怕不良债务越积越多，为防止银行体系崩溃，导致金融风险出现，而要求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用卡公司）收紧银根，追回贷款，这样则会导致居民消费意愿进一步下降，尤其是住房、汽车这类大宗交易更是不景气。另一方面从消费者角度，一旦成为不良信用者，将无法再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在经济上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前几天报载，韩全国不良信用家庭已接近400万户，就是说，将近1/3的家庭是不良信用者。
诚然，韩国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些，消费理念超前、现代也可以理解。据今年4月一个家计调查，样本6188户，家庭规模平均为3。48人，有收入的成员为1。46人（韩国妇女就业率虽然近年有大幅提高，但在家不工作的仍比例很高），韩国有63。55％家庭有自己的住房、62。18％家庭有私车。要买房买车确实不能完全靠存款解决，需要借助消费信贷。客观上这会造成韩国人不良信用者增多。但是，我认为与他们传统的“今天敢花明天钱”的观念不无关系。今天与华侨W教授一起午饭，席间聊起韩国不良信用者多问题，他说了一句韩国华侨中流行的笑话：“中国人出门怕着火，韩国人出门怕摔跌”。意思是：中国人（指的是华侨）节省，喜欢置家产，好东西都放在家里供人看以示体面，所以怕家里着火，家产付之一炬。韩国人有钱都花掉，全穿在身上了，所以怕跌跤，把衣服摔破了，家当都毁了。W教授的经验之谈印证了我的推断：中韩有不同的理财观念，中国人喜欢储蓄，韩国人喜欢今天花明天的钱。这也许是韩国家庭不良信用者多的文化根源。以后我当继续观察这一现象——
目击区政府大院的罢工行动——
2003年11月12日周三晴
淅淅沥沥下了三天雨，今天终天放晴了。
昨晚接到广东《新经济》杂志编辑电邮，让我再补充一些有关韩国最新罢工的资料，最好要有自己实地考察到的罢工场景。这真是一个难题。恰好这几天电视、报纸正在热报韩国民主劳总（韩第二大工会组织）在汉城举行示威的情况，可算是最新的材料了。我马上又跟姜良信先生打电话，问在南区政府内示威静坐的工人散去了没有。他回答说，今天又有200多工人在区政府大院，工会还开来了宣传车，如果我有兴趣的话，他可以来接我体验感受一下。约一刻钟后，他已经到了我住宅楼前，我们驱车进了大院，果然好几百人的架势，今天示威者全穿上了紫红色的马甲，头上清一色箍上了写有黑字的白布条，本想拍几张照，但看到他们情绪激动，我有点害怕，没敢拍。我问姜先生对这些非正式职工示威现象如何看，他说，头脑里很混乱。一方面他同情这些蓝领工人，他们是社会的弱势阶层，值得同情；另一方面，他们不够理性，成天在政府大院吵闹，弄得大家连班都无法上，他对汉城前几天五万多劳工的示威也很不以为然，还拿出一张韩文报纸给我看，上面有很多市民反对示威、更反对罢工的意见。有了现场感受，我回去可以好好补充内容了。
约十一点十分，我和姜离开了现场，我邀请姜先生与我一起找个饭馆吃午饭，但他说他出来时请了假，一会儿要回办公室。韩国公务员真是守纪律，这是一个很诚实的朋友。他告诉我，本周日，他要参加HSK汉语中级考试，这几天不能来陪我聊天了。我连忙谢谢他，并问他我能帮什么忙，如果汉语有问题可随时来找我。约定下周他考试完，我请他喝酒，庆祝他的考试成功。
花了三个多小时，将《罢工正在毁灭韩国经济》一文补充修改完。然后就与广东的编辑你来我往地互发E…mail讨论文章。他说将在《新经济》设一个“天下观察”栏目，希望多有几个我这样在国外的学者，写出所在国的见闻、思考。我答应以后每月写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支持他的栏目。
夜读建设银行汉城分行行长陈彩虹先生电邮来的几封“汉城来信”（为国内某媒体写的），真的佩服这位仁兄的文采，更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业务中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这才是经济学者的学以致用。我一定得说服他再为《经济学家茶座》撰稿——
月收入百万韩元是穷光蛋——
2003年11月16日周日晴
一摸口袋，身上只余3000韩元了，本无断粮之虞，因为手中有信用卡。难的是不懂韩语，自己不敢一人上取款机刷卡拿钱。只好捱到周二有课时上学校让我的学生帮我涮了。扫荡遍冰箱、碗柜，心中略为宽心，肉类、青菜、水果等食品存货足以支撑二三天。只是别出门，因为囊中羞涩。好吧，正好闭门读网、整理近段时间读报心得。只要能上网、能与国内外家人、朋友打电话，夫复何求？
有次上课讲新词汇时，讲到“便于”一词，我举了什么是“便于”的例子：笔记本电脑就比台式电脑“便于”携带。然后，想拿东道国的货币开下涮，讲什么是“不便于”。我说贵国的韩元面值单位太大，动辄就是多少万元多少万元，在中国收入万元以上可是富翁，可韩国收入百万元的人不仅不是富翁，反而是穷光蛋，连我这个中国来的教授在贵国也成了月进200百万元的中低收入者，如果不知究里，中国人会认为我在哭穷。韩元面值这么大带来的突出问题是“不便于”计算。尤其是我们这些初来韩国的老师买任何东西，都会下意识地换算成人民币或美元，再看值不值。可面对几十万、数百万元的币值，每每要借助计算器才能明白。在我印象中，似乎只有南美的秘鲁等国的货币面值比韩元大。我问，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不便于”呀，为什么贵国的金融界没有考虑改进币制？学生们听后大笑不止。
课后有个经济系在中文系选我这门课的同学告诉我，韩国经济学界、金融界多年来其实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大韩银行（可能是韩国的央行）去年还提出了一个缩小韩元面值单位的方案，打算以1000：1的比例缩小。赞成改制的意见占上风，也还有反对意见。反对者主要认为改币制的成本太高：因为这必然要改变货币面积的大小及货币上的图案，这又势必导致更换目前全国各地使用的自动提款机，这笔费用可不是小数啊。不过赞成改制的意见还是占上风。但是何时能使用“便于”计算的新货币还要费时旷日，首先要各界讨论，到国会表决通过再到实施，整个过程没有三五年是不可能的。我听了，觉得他说出了改币制难的表面原因，但没有涉及到实质点。记得《经济学家茶座》好像是第十辑刊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李俊慧博士的一篇谈日元何以不能缩小面值的文章。编辑这篇文章时，我还试图将文章名改为《日元为何难以消肿》，但怕作者不愿意而作罢。她认为主要是涉及到日本实行的消费税制，国家财政会因为日元面值大可以得到一笔数额巨大的税收收入。所以是否进行缩小货币面值的改制就不单是方便与否的问题，还与各阶层的经济利益有关，进而牵涉到国会里面的各党派的角逐。读李博士的文章，才会觉得币制改革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
韩国女性海外分娩热——
2003年11月23日周日晴
在家读新出的”ChosunWorld”，看到一个校园调查（SURVEY）。题目是“如何看待韩国女性海外分娩（maternityexpedition）”，引起了我的注意。前段时间读《朝鲜日报》中文电子版，也看到类似的话题。
韩国女性海外分娩自90年代初就露出端倪，指的是为了让新生儿子得了一个外国国籍，产妇不惜花巨资到外国去生育并渡产假，当然是到英语国家，首选国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再次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股风自1998年的金融危机后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