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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币；绍兴十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超出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
由此，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任何战争，都不仅仅是武力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较量。
从实力对比等等综合因素中寻找战与和的历史动机，应该不会比完全归咎于个人品质，更远离可能的实际情况。
应用上述事实，我们的确无法过分地指责孙觌的主和立场。
由此，孙觌切齿痛恨领导太学生和京都士民掀起主战请愿风潮的学生领袖陈东，弹劾坚定而忠贞的主战派领袖李纲，为那个在陷害岳飞时不遗余力的奸邪人物万俟ND273撰写墓志铭，并指责岳飞骄横等等，似乎都可以在上述理由中得到解释。
孙觌给秦桧写的一封祝贺信，使他在后世彻底地为人所不齿。尽管今天为他辩解的人们极力将这封信解释成是他对秦桧意存讥讽。然而，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很难说服人。
事情起因于秦桧拜相，孙觌给秦桧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该信题为《上秦参政书》，收于《鸿庆居士集》第十三卷。全文如下：
伏审参政正直，质诣鬼神，忠信行于蛮貊，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海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属国；唐杜甫麻鞋入见，乃受拾遗，未有如公独状忠义于强敌，劫质之中尽得远情于二江，败衄之后，膺受帝赉，恢复中兴，登进庙堂，参秉大政。某以门墙旧物，未获申贺厦之私；而蒲柳残年，方亟上吁天之请，敢图恩纪，曲赐优容，此生得栎樗之形，则他日敢忘蛇雀之报。
平心而论，这是一封标准的“效忠信”。信中以华美典雅的行文，表达了不少其媚入骨、令人肉麻的阿谀之言和效忠之意。这的确使人有理由怀疑这位才子的人品与为人。或者说，经过几十年宦海生涯，这位当年富有才华的学子，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油嘴滑舌、阿谀取容的老官僚。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秦桧拜相之时，曾经引起满朝文武的欢欣鼓舞，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文武百官争相道贺，普遍认为这下子可好了，国家从此有希望了。
我们在史料中只能找到一个人没有参加到欢呼庆贺的人群中，这就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子晏敦复。或许和从事干部人事工作有关，这位时任吏部侍郎——组织人事部副部长的老先生眼光的确厉害，满朝文武中，只有他，一眼看出这位新宰相不是个东西，喟然长叹道：“奸人相矣，恢复焉能有望。”——奸贼当上宰相啦，收复失地哪里还有指望？
即便如此，我们却没有理由要求孙觌也必须这样做。特别是考虑到孙觌的主和立场与秦桧事实上的主和派领袖地位时，更是如此。
至此，事情还没有结束。
——令人无法想像的是，孙觌这一篇完全可以被视为马屁文章的效忠信，却惹得秦桧宰相勃然大怒，并从此一波三折，彻底断送了孙觌的官场生涯。
在我国，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轻则令人尴尬，重则让人恼羞成怒，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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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6）
我们找不到确切资料证明孙觌究竟是在什么事情上招惹了秦桧宰相，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为后人广泛认可的那个说法。即，秦桧一家不太可能千山万水地穿越金兵层层防线，逃回大宋；他是作为金人的间谍被暗送回来的。由此，才能够解释得通。——秦宰相有心病，因此，把那封贺书看成了孙觌的有意讥讽，从而怒火满腔。
尽管在行文中，我们完全看不出孙觌有此主观故意。
后来，孙觌说：
“得罪于秦公，一至于此。——蒙垢二十六年，窜伏田里，举朝无识面，名迹湮沦，殆将与草木同腐。”
“负天下之大谤，一败涂地，二十六年，谓当赍恨以死矣！”
从此，孙觌归隐于太湖边上的马迹山脚。直到一口气做了近二十年宰相的秦桧死后，又过了几年，方才得以平反，据说，又可以享受官员的政治待遇了。
此时，老先生已经年过八十矣。
就这样，一位充满才华灵气的文人才子，在此后的八百年间，变成了一个鼻梁上涂了一大块白粉的小丑。继朱熹之后，到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如纪晓岚者流，无法漠视这位孙觌流传数百年的诗词文章，称其“诗文颇工”，却又说其“秽迹”累累，“怙恶不悛”；直到今日，也还有人将他斥为“卖国贼”、“投降派”、“有文无行”等等。
这种情形，令人黯然神伤，寒彻肺腑。它至少表明：那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时代。而我们的帝国，则是一个缺少容人之雅量、不许人们表达真实情感的民族与社会。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知道历史的另外一个更加吊诡之处了：
我国古代，文化名人众多。他们死后，很少听说他们的故乡有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偏偏是孙觌，这位背负八百年恶名的文人才子，其家乡竟然有孙觌河、孙觌桥、孙觌小学等。乍听之下，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知道这是真实的事情后，人们大约无法不对历史的诡异充满敬畏之情。莫非，历史在这重重玄机背后，还指示着什么？
潘家园旧书摊与历史写作（1）
——《帝国政界往事》写作自述
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一
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北京潘家园去淘旧书。时间久了，发现有两类书时常以一两元钱一本的价钱在那里被甩卖；甩卖者叫喊得很热闹，却少有问津者，估计其不久后的归宿只能是造纸厂的纸浆池了：
一类是成堆的新书。这些书包装漂亮，用纸考究，印制精美，时常起了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且成批、成套、成系列、成大全，且不乏以我国文史界名人名家为号召，内容则大体上是所谓“攒”——由写手们抄来抄去东拼西凑起来的；据说，这类书的策划和制造者们所瞄准的，并非是读书人口袋里那不多的钞票，而是那些不读书却有钱的各级官员和各类大款们，供他们摆在硕大的客厅或办公室豪华书柜里，以示品味的。于是，书商们得到了钱，摆书者得到了品味，剩余的就来到了潘家园旧书摊。
另一类则新旧杂陈，细细看去，常令人生发触目惊心之感慨。原因是：里面聚集了大量我国史学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书。翻开来再看，就会发现，从史料的选取，到史识的应用，如教师爷一般，充满了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不容置疑的结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话说，真正是语言干瘪，面目可憎，的确称得上不忍卒读。由此明白了这些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类历史读物，老几代的如王国维、陈寅恪、费正清、史景迁、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吴思、茅海建、张鸣、于涛等人的作品，在那里则全无踪影。数年间，我在潘家园细细搜寻，于此基本没有斩获。和摊主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其基本货源，以废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区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为主。由此可知，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其间，让人无法不产生时代演进之沧桑感慨。读书、写书、出书者实在不可不察。
我体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今天的生活是历史的延续；其二则说今日的人们应该用更新、更符合当代人类智慧发展水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只有这样，以往发生的一切对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借鉴意义。换句话说，如此，历史才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智慧。
这就要求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必须忠实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从真实的、活生生的史实出发去描述与理解历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论去图解历史。那种不由分说地愣把史实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就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太可能会有生命力。
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二
曾经有人问一位西方的学问大家：如果让他在十个不同的时代和国家生活，他会怎样选择。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学问家第一志愿，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北宋时代。我想，我同意这位大学者的选择。但要加一个限定词：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选择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间。
写《帝国政界往事》“大宋篇”时，和阅读宋史时的感受很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这个朝代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国际交往、城市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差不多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当时最大的私立大学可能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宋代文化辉煌灿烂，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同样是在宋代，酿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飞之死；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坏蛋——秦桧；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靖康之耻，两代国家元首成为敌人的俘虏。还有许多许多。在我国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宋代又是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我理解，历史写作的任务，就是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真实是怎样的，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读到了太多对上述问题的解释。至少在我看来，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解释中，有许多是虚假的伪历史。它们只会使人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