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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珠宝商用了相当于今天大约不到一百万美元的投资，将自己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大国家的首相，封文信侯，他的采邑是洛阳十万户，加上蓝田十二县，再加上燕国所封的河间十城，他门客三千，奴仆逾万，一时富贵冠天下；
——他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王太后，并使她在三十岁时重新成为自己的情人；
——他将可能是他自己儿子的人变成了国王，并在他打下的基础之上成为了中国第一位皇帝。这位未来的皇帝称呼他“仲父”，就是“第二父亲”或“次于父亲的父亲”。
面对这样的成功，想必任何一位竞选或帮助竞选美国总统的人士，都会由衷地心生敬意与妒意。
就在吕不韦登上秦国相位的那一年——公元前250年，李冰出任秦国蜀郡太守，开始了即便在今天看来都堪称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这一工程可能是在吕不韦主持秦国国政期间完成的，使饱受洪涝灾害的成都平原当时就已经成为天府之国。秦国之所以连年征战而粮饷不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府之国这个大粮仓。
而吕不韦则在他执政的十三年间，主持修建了造福秦国的又一项伟大水利工程——郑国渠。
这条渠的设计者与建造者名叫郑国，是秦国的敌人韩国派来的间谍。派他来的人赋予他的使命是：用修这条渠的浩大工程，消耗秦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国力，减轻秦国对韩国的压力。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争取拖垮它。由此可知，这大约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为奇妙的一次敌对行动。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4）
吕不韦知道郑国的身份和使命后，仍然继续任命他为工程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并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工程。工程完工后，秦国甚至下令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这条渠沟通了泾水与洛河，长达三百多里，浇灌面积达四万多顷。工程完工后，四百多万亩土地旱涝保收，亩产最高者达到六石四斗，远远超出当时的平均水平，甚至放到今天都不算低。就此，八百里秦川立即物产丰饶，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第二个大粮仓，也就是第二个天府之国。
为此，秦国国力迅速强盛。秦、韩两国则在这场角力中高下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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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获利千万倍以至接近无穷大的同时，这位商人兼投资家还主持编撰了《吕氏春秋》，赚取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家的名声。
吕不韦为什么要组织创作这样一部书呢？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是想与战国四公子争强，才写这部书的。但是，这只能说是原因的一部分。我们看看《吕氏春秋》中表达的一些观点，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见《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孝行》）意思是说：统治天下，治理国家，一定要先做根本的事情，而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长攻》）意思是：但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一定要在某种适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慎大》）意为好的君主，事情做得越大越谨慎小心，力量越强越戒慎戒惧……所以，好的君主在平安的时候，会考虑到危险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会想到不顺利的时候；在得到了什么的时候，就会想到还会失去什么。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用民》）即：治理百姓，首要的还是要靠道义，其次是奖励和处罚。
不必再多举例子了。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恐怕并不是一般的杂家之言，在一定程度上，它很有可能是吕不韦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上，为他可能的儿子嬴政准备的教材。
从以后的发展判断，秦始皇显然没有按照“仲父”吕不韦教他的治国思想去做。
后来，这部《吕氏春秋》被看成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杂家的代表作。至少，在他死后2238年后，在当时被称为齐、楚、燕、秦、赵、魏、韩诸国的土地上，这本书中的两个章节——《慎大览·察今》和《慎行论·察传》，仍然被编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立高中的课本。
考察吕不韦十三年秦国首相生涯，我们的确很难在他的治国行为中找到为非作歹的证据。相反，他倒是一直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伤害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王太后与他的国王儿子。
假如不是他那位可能流淌着商人与舞女混合血液的国王儿子，一定要置他于死地的话，这段故事本来应该是一幕绝妙的历史喜剧。可惜，我们看到的结局却是悲惨的。
吕不韦死后，声名狼藉，成了野心家与阴谋家的代名词。
事实上，这也许并不公正。
与发生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官场中的野心与阴谋比较，吕不韦所做的一切，并不令人特别感到恶心而不可接受。
士农工商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崇本抑末重农轻商则是我们帝国悠久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传统，这套制度与传统极为坚强有效地统治着中国人的头脑，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见到其遗存。或许仅仅因为吕不韦卑贱的商人出身，才在自命高贵又掌握着话语权的士大夫们眼中，显得特别不可原谅。事实上，若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吕不韦的成功与失败意味极为深长，个中含义历两千多年可能都还没有被国人品味清楚。
另外一个相当私人化的解释则是：或许由于秦始皇的存在，中国人从此丧失了吕不韦那样天生的宏大幽默感，与喜剧大师、投资大师般的才能，使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都或多或少沾染上了某种黑色幽默的色彩。
随着岁月的流逝，吕不韦越来越刻骨铭心地感受着双重的痛苦：
一方面，秦王嬴政已经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雄心勃勃的青年帝王，日益显示出冷酷精明的才干。
就在几年前，他满怀敌意的异母弟弟成峤——一位具有正统秦王室血统的十七岁王子，在一位勇敢、正直、能征惯战且具有侠义心肠的将军樊于期的辅佐下，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叛乱。这位将军后来逃到燕国，他就是为了达到接近、取信、最后刺杀秦王嬴政的目的，而宁愿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交给荆轲的那位好汉。他们发布公告，揭露嬴政、吕不韦与王太后之间的秘密，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篡位者。
叛乱虽然平息了，公告则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嬴政不可能无视这一奇耻大辱。尽管这位青年帝王在读到那份公告的当时没有任何表示。然而，这才更加可怕。随着他的长大，国王亲政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吕不韦分明在他阴鸷的眼中读出了血腥的信息。
另一方面，王太后则完全无视这残酷的现实。正当盛年的王太后，美丽、成熟而情感丰富，每天都在满怀喜悦地焦灼期待着爱人的到来。
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5）
而这位肩负治理国家重担的情郎，已经将近六十岁了。他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咀嚼着身心交瘁的苦涩与羞辱，不得不费尽心机地逃避心爱女人的召唤。最后，这位商业天才想出了一个愚蠢的主意来对付这道无解的方程，从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与生命，也葬送了王太后的幸福。
秦国有一个叫ND267ND271的家伙，强壮而善讨女子欢心。根据伟大历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这是一个大阴人，即长着特大号生殖器官并有极强性能力的人。在一次叫做“纵倡乐”的、相当于现代狂欢节的日子里，此人把一个桐木做成的车轮套在自己的阳具上，转动着在街上飞跑，一时轰动了帝国的首都。如果不从下流处着眼的话，这个故事十分有趣，至少表明中国人曾经有过活得相当舒展的年代，并不是从来就像现在这样庄重严肃、假模假式。吕不韦为他施行了一次虚假的外科手术；然后，宣称此人已被阉割；然后，将他送进王太后的寝宫做宦官。
不久，王太后怀孕了。于是，他们借口辟邪，离开京城前往王国故宫所在地雍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附近。随后，在两年多无忧无虑的夫妻生活里，他们秘密生育了两个孩子，假宦官还由于代王养母的功绩被秦王嬴政晋封为侯爵——长信侯。
公元前238年春天，一颗巨大而明亮的彗星飞临帝国的京城。甚至在白天，人们都能看到它那不祥的大尾巴。灾难的预兆搅得人心惶惶，人们祈祷灾难不要降临。然而，灾难还是降临了。
这一年是秦王政九年。国王已经二十三岁了。按照仲父吕不韦的承诺，嬴政应该在这一年正式执掌君王大权。国家规定：他需要先在雍城的王国故宫拜祭天地、鬼神、祖先，行加冕礼，最后才能正式掌握君主权柄。
雍城，这里是秦国最早的首都，秦国历史早期很多精彩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比如申包胥哭秦廷，就发生在这里的大郑宫门前。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06年。当时，曾经一夜愁白了头发的伍子胥辅佐吴王，发奇兵长驱直入地打下楚国首都，成为我们所知的最早的闪电战范例。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掘开楚平王坟墓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就此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做“鞭尸三百”。楚国大夫申包胥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来到秦国首都，站在这个宫殿的门前，痛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国君臣，发援兵打败吴军，救下了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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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0年，秦国将国都从雍城迁到了咸阳。但是，秦国政府规定，凡是遇到祭祀天地、鬼神、祖先等大礼仪时，必须到国家的故都王宫去举行，其作用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天坛、祈年殿与圜丘。
一切都顺利完成了。
在青年国王正式下达的几项命令中，有一项是立即任命两位首相，帮助他管理帝国的军事事务，这项命令显然旨在剥夺仲父吕不韦的权力；另外一项命令则是全国放假五天，立即进入“纵倡乐”即狂欢节状态。
中国人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物极必反。说的是做事情不要极端，否则会乐极生悲。狂欢节的第五天，一个无赖显示出了之所以被称为无赖的行径：
ND267ND271参加了一次酒后聚赌，他赌输了之后，却以暴力拒绝向另一位帝国官员支付输掉的赌债，并在狂怒之中宣布了一个并非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他是王太后事实上的丈夫、刚刚行过加冕礼的国王的父亲。赢了钱，却拿不到手，还惨遭殴打的帝国官员惊恐地逃离现场，却迎头撞上了路过此地的国王。一切都无法隐瞒了。国王不动声色地返回王宫，火速调动军队前来包围这座城市。
夜里，慌乱中的假宦官发动了一场叛乱：他声称，有人假扮国王混进了王宫，企图谋害国王，他奉王太后之命包围王宫，捉拿坏蛋。近万不明真相的人跟随他包围了王宫。这些乌合之众遭遇到国王卫队的顽强抵抗。到第二天中午，留在咸阳的仲父吕不韦派来的轻骑兵近卫队赶到了，在国王一百万钱的重赏之下，人们很快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