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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安南郑氏的军力，顶天也只能征召六七万人，若看常备军的数量，则只在三四万上下。一个军，加上水师，加上安南占领区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湄、河两省的兵力，拿下郑氏是绰绰有余。
而如此大规模地军事调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廷的钱粮吃紧，将近十万人回到南方就食，不仅运输压力大大减轻，更少了很多运输途中的损耗。同时，打完安南郑氏，接下来便要谋取吕宋，便要侵略缅甸，南方的战事也不比北方少。
即便如此，在北方的三个军区北京军区、东北军区、西安军区，齐装满额后依然有三十五六万的明军。按照当时的人口数量来计算，大明是将近百人养一兵，只要分派得当，人人出力，这并不是难以保证的供养限度。相反，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随着气候的日渐回暖。民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小。
其实，朱永兴一直以来也没有用加重赋税的办法来维持朝廷的运转和战争的进行。借贷是使用最多的手段，然后便是捐输，以及掠夺。这使得朝廷一直在负债经营，朱大董事长名义上也是最大的欠债户。
但政府会因此破产吗？在朱永兴看来是不会的，起码在户部的反复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能够维持。有了这样的判断，朱永兴便把发行纸币的念头暂时放了下来。
中国是纸币的故乡，产生于北宋时期（1023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六百多年。然而，在明朝中叶，中国的纸币就已经消亡了。为什么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纸币却逐步走向了没落呢？
道理很简单，纸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只有当它代表了货币信用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能够流通，能够极大的便利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交子的兴起，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信用大发展的成果。而会子和其他中国古代纸币的衰亡，也正源自政府对货币信用的破坏性掠夺。
在封建社会中高度集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政府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着能够强迫社会接受的实力。正是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场的约束，不必那么珍视自身的信用。在这种没有外部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自我约束。政府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为的滥用权力之路，从而毁掉自身的信用、毁掉纸币制度、也毁掉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
历史的发展在宋、元、明三个朝代都证明了这一点。朝廷发现纸币是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赋的骂名。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所以，印钞机全速运转，为皇帝们提供了无数可以任意挥霍的纸币，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丧失信用的纸币的消亡。
就现在而言。政府的公信力是否达到了使民众信服的程度了呢？对此，朱永兴是持谨慎态度的。起码在政府如期如数偿还了所有债券，并且将承诺一一兑现之后，他才能有更大的自信。
所以，尽管有臣子反对，朱永兴还是固执己见，下旨免了滇省的人头税，并开始做偿付第一期战争国债的准备。这是之前的承诺，也是维持并保证政府信用的办法。看似少了收入，但因此却有了长远的利益。日后若是再需借贷，政府便开得了口，民众也会乐于解囊相助。
寅吃卯粮，嗯，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用朱永兴的话说，那叫“负债经营”，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在政府花销和投资方面，便要谨慎，以提高使用效果，避免了铺张浪费。
至于人头税的取消，则是按照光复年限，也就是这个地区归于大明治下的时候算起，逐年递减，满四年就不再征收。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比如滇省，是光复最早的，是出力最多的，但也是恢复重建最快最好的。同时，因为战争的刺激，民众的富裕程度也是相当高的。这样的省份取消了人头税，而北地凋弊地区却只是延迟征收，当然令人感到费解。
其实，如果深入分析征收人头税所起到的各种作用，或许便能对这样的政策有所理解。
不可否认人头税是古代限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若一家一户承担不起大量生育的代价，只好选择少生，或者即便生下来，也无力抚养而饿死、病死。换句话说，有能力就多生、多养，没能力就少生或不养，古代普遍存在的溺女婴现象也得不说与人头税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滇省取消人头税是考虑到该省的经济状况，北地凋弊，民众可以延期交付，但却不免除。同时，对朝廷来说，利用人头税来限制一部分的人口流动，对于恢复重建也是相当必要的。现在的中国社会，远没有达到需要大量流动人口，需要动摇“定居”根基的地步。
四年之后，北地怎么也能恢复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吧，那时再取消人头税，既能鼓励生育，又能加强人口流动，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逐步改变农耕社会的状态。（未完待续。。）
第一百一十一章 春闱考题
在江南，冬天不象冬天，春天来得也是悄无声息。但昭武元年的第一件大事春闱却牵动着天下读书人的心，时时计算着日子。年节刚过，便有士子赶到南京，唯恐临近考期时找不到房子住。随着日期临近，南京城里的人是越来越多，客栈爆满，官府又临时找了房屋，才算是解决了士子的居住问题。
自从满清入关，大明已经没有进行过如此正式的科举考试了。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考试的科目，都与以往不同，有的人说是彰显新朝风貌，有的人却说是新皇不喜流俗，要标新立异。
不管怎样，科举这块香饵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是最具诱惑力的。些许的变化，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热情。由于北地光复得晚，人才又本就较南方少，来参加这新朝第一次科举的便多是南方人士。
考试内容早已明发，乃是新皇亲自拟定。虽有改革之心，但朱永兴知道不能一蹴而就，所以也不是全部推倒。反复思考后，他将考试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杂学，也就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占总分值的两成；第二部分为时事策论，考较文笔和考生深入思考的能力，占总分值的六成；第三部分为专精，也就是考生的特长，分值占两成。
八股是没有了，反对之声曾一度很强烈，但朱永兴不妥协，甚至明言：即使所有人都抵制，也绝不更改旨意。有书院培养官员，朱永兴不怕，不是还有那么一句话嘛，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是嘴上说得厉害而已。
“万岁。万岁，万万岁！”南京的旧皇城收拾一新，作为考试的地点，考生们跪倒听旨，然后山呼万岁。圣旨不过是些官面上的慰勉之语，考生们心中更急切地是想知道考题是什么。
主考官是两位。礼部尚书陈绍愉，刑部尚书张煌言，他俩其实也不知道皇上出的考题是什么。试卷的第一部分是在皇宫内印刷，一直密封存留，今天才由皇宫侍卫押送运来。第二部分的考题则是早朝上，朱永兴亲手颁下的黄凌包裹，现在才算见到天日。
陈绍愉和张煌言互相谦让了一下，打开包裹，取出里面的纸张。赫然是四道时事策论题。第一题《国殇》，第二题《鞑虏何以席卷天下》，第三题《如何民富国强》，第四题《法治之国》。
四道题由考官大声向考生宣读，并题写在大纸上由考生抄录，然后向考生分发第一、三部分试卷，再由小吏送考生一一进入小单间作答。
虽然规矩已经改了太多，但张煌言和陈绍愉却凝眉在思索这四道时事策论题背后的深意。
朱永兴曾经跟他们说过。此番科举不一定非要以分数排列名次，如果考生有某项专业技能。或者在某个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亦可选拔，参加殿试。也就是说，朱永兴更重专长，更喜欢有创见的人才。
这么一分析，这四个策论题也就并不太出乎意料了。但要做好这四个题目。并让朱永兴看得过眼，却也不简单。
《国殇》没什么好说的，取自战国时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只要歌颂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对雪洗国耻寄予热望。也就算扣上题了。
第三题和第四题则有些门道，考验考生对民政、经济、法治的认识水平，循规蹈矩地答出来不难，要有新意，要有创见，就不简单了。
关键是第三题，涉及面太广，又有诸多忌讳，实在是很令人难办。题目其实也是有意避开了一些敏感字眼，比如甲申、亡国等等。但实质还是通过题目表达出来了。所以，考生们应该能够思考甲申之乱为何能够发生，满清入关后为何难以抵挡，残明差一点就万劫不复。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明朝的各种失策和弊政，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批评和揭露。
换句话说，这第三题便是要揭露弊病，要找到问题，要吸取教训。
“甲申之乱——”张煌言迟疑了一下，谨慎地对陈绍愉说道：“有些敏感了。若是牵涉到某人或者某军，会不会人心不安啊？”
甲申之乱，必然要说到李自成，必然要说到大顺军，如果言辞不当，便要顾及到那些大顺军余部的王爷、将领、士兵的反应。张煌言如此担心，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陈绍愉追随朱永兴的时间更长，比张煌言更了解朱永兴的思维。他认真思索了片刻，猜测着说道：“甲申之乱是避不开的事情，总要载入史籍的。万岁既然出了此题，又对郑王等不歧视、不打压，想必心中已有定论，借此一举盖棺论定，倒也不是坏事。”
如果处理得当，自然长远之计。张煌言琢磨着陈绍愉的话，微微点头，依他对朱永兴的了解，清算旧账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就肯定会对大顺军有个开脱。只是要这样做的话，便要把过错大多揽在朝廷身上，烈皇也是难辞其咎……
难道——张煌言摇了摇头，真是越想越多。也确实是这样，明亡不是单方面的原因，是合力的结果。而且，这也不是短期内造成的，如果追溯，连万历也有责任。
“这个题目太大了。”陈绍愉一直在思索，也发出了同样的慨叹，“看似简单，一目了然，想要找准其中关键，难。而且，这还有个胆量问题。”
直陈积弊，犯颜直谏，无论哪样儿，确实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君心难测，谁知道哪句话说得不对，惹恼了皇上，这仕途就算完蛋了。
“万岁仁厚，从未非刑杀人，那些考生应该都有耳闻吧！”张煌言对此倒是不太担心，毕竟研究了解皇帝的喜欢禀性，也应该是考生必做的一项工作。
“呵呵，这倒是。”陈绍愉笑了笑，说道：“沽直以为名呢，这就难以分别了吧？”
张煌言无奈地苦笑点头，这个人的内心哪，谁能真猜得透。是沽直邀宠，还是真的强项忠直，谁又能从表面上分得出来呢？
……………（未完待续。。）
第一百一十二章 女考生
不必分什么忠奸，朱永兴也不需要“高大全”式的真金。作为官员，你要有能力，你要遵纪守法，这也就行了。什么“狂吠”，什么“怨望”，朱永兴可不讲究什么“诛心”之罪。
而制约官员的机构和措施是朱永兴最注重的，道德说教将退居次席，监察机构将扩大，职权更重，能够依据的法律更多。依法治国，朱永兴将不会做什么“明君秀”，来个御前亲审。
自古以来，揣测上意都是为官之道，但又似乎玷污了道德品行。在朱永兴看来，倒不是那么严重。你不清楚朝廷政策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