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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据朕所知，无论是文景之治，还是贞观之治，皆以黄老之术，换而言知，造就了华夏两个辉煌盛世的，皆是道家治世之术，这与当世独尊儒术似乎有些。。。。。。。呃，在坐的诸位都是当世贤才，不二之选，可有能为朕释疑者？”
秦牧此语，犹犹疑疑，如末学后进在向宗师请教，但却在瞬间，如巨石投湖，激起千层浪，什么四书五经没人顾得去讲了，烟波澹荡的亭台楼阁边，一时静静寂寂，落针可闻。
毫无疑问，文景之治用的是黄老之术；
至于将唐初的贞观之治也定为黄老之术治世的成果，光是这项，立即就遭到了质疑。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黄道周，第一个就站出来说道：“陛下所言差矣。唐初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太宗贞观间，大力但导儒学，以陆德明与孔颖达两位儒学贤达教导太子承乾儒学经典，足见太宗对儒学之重视；
杜樊川亦言：国家自有天下已来，二百三十余年间，专用仁恕，每后刑罚。是以内难外难，作者相继。土地甲兵，权柄号令，尽非我有。终能擒之，此实恩泽慈爱，入人骨髓，俗厚风古，不可摇动。
由此可见，有唐一代，上到帝王。下到地方刺史及州县官员，在施政治民中多奉行儒家治国。是以，陛下说贞观盛世用的是黄老之术，臣实不敢苟同也。”
秦牧笑而不语。唐初了为加强统治推崇儒家这是事实。
但李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人，对道家的黄老之术尤为推崇，这也是事实。
王夫之虽然也是儒家弟子，但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凡事讲实际，这一点正是秦牧欣赏他的原因，他徐徐说道：“贞观间是儒、释、道三教并重。”
这话很简短。但是事实。
有意思的是傅青主这个人，他是涉猎的是诸子百家，对道家也很推崇，还做过道士，他也站出来说道：“唐太宗在总结治世得失时曾言‘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白乐天亦曾有言‘夫欲使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莫先于体黄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而已。盖善用之者，虽一邑一郡一国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净之理焉’
柳柳州亦主张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凡此种种，皆见道家无为治世思想，在唐时上至君王，下至名士，皆有推崇。贞观之治中，尚宽简，务清净，轻刑罚，薄役赋，由此算来，陛下说贞观之治用的是黄老这术，虽不尽然，但也不为过也！”
从二人的话中，不难看出，贞观之治虽不能说是独得于黄老之术，更不是独尊儒术的结果，真论起来，黄老之术所占的功劳绝对比儒术大。
那么问题来了。。。。。。呃，这个问题当然是挖掘技术哪家强。。。。。
而是：既然历史上为读书人津津乐道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都不是独尊儒术的结果，那么现在罢免百家，独尊儒术，是不是有些不对头？
需要着重声明的是，大秦皇帝陛下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向大家求教而已。
他更没有说过要动摇儒家的地位，绝对没有。
但无论秦牧如何轻描淡写，在坐者却是于无声听惊雷，心中震动之大，难以言述。
因为儒道之争，向来是最剧烈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大秦今后是尊儒还是尊道，对于所有儒门弟子而言，这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而明末，是一个思想变革的时代。
许多思想家其实已经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还自称是儒门弟子，但实际上核心思想推崇的已不是朱程学说，甚至已经脱离了孔道之道的范畴。
象王夫之、李贽等等，实际已偏向于唯物主义思想；
顾炎武、傅青主等人，也绝对不是朱程理学的追随者。
甚至还有不少象徐光启、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那种崇尚西方学说的人物。
这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大碰撞的时代，是自先秦之后，各种思想前所未有的活跃的时代。是各种思想披着儒家的外衣，大行其道的时代。
所以这场辩论，注定是一场激烈无比的大辩论。
各人都有心借这个机会在御前阐述自己的思想，秦牧的身份在悄悄地变化，从乖乖听讲的“学生”，变成了旁观者，或者说是裁判。
秦牧一边听着经筵上谢经纶、黄道周、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等人激烈的辩论，一边喝着柳如是端上来的新茶，小几上一缕香烟袅袅，莫愁湖畔烟波浩渺，蒙蒙的柳絮渐欲迷人眼。
柳如是的身份只是个普通的宫女，谁也不会去在意她，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她饱读诗书，这次经筵有幸侍奉皇帝左右，旁听天下英贤如此激烈精彩的大辩论，很快就醉心其中，以至于秦牧茶喝完了，她也忘了沏上。
直到秦牧以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她才惊醒过来，急欲请罪，却被秦牧以手势制止，以免打扰了正在激烈辩论的诸人。
但这个动作还是被人看到了，“陛下！”黄道周突然高呼一声，让激烈的辩论声为之一静。
秦牧徐徐问道：“黄学士可有指教？”
黄道周年过五旬，峨冠博带，面貌清癯，一脸刚正不阿的样子；
他这回显然是借题发挥，把火引到秦牧身上：“陛下上承天命，下承始皇帝法统，今奄有四海，受万民拥戴，仁德之盛，古之少有矣。臣今日斗胆，欲问陛下对商鞅‘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之说持何看法？”
黄道周问完，经筵上两百多人顿时屏气凝神，等待秦牧的答复，包括司马安、路振飞、杨廷麟等高官在内，无一例外。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或许满朝大臣以及天下读书人，都有类似的疑虑。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这段话大意是：百姓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百姓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
这段话说错了吗？社会需要法制，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段话说得没错。
但请注意，商鞅所说的法律与后世西方的法制社会略有不同，后世的法制社会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最高的统治者在内，没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而商鞅的法律，是君主用来治理百姓的。君主本身超脱于法律之外，法律只是君主用来约束百姓，保障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段，它只治民，不治君。
不过，这些都不是黄道周向秦牧询问这句话的根本原意。
黄道周这一问就如同一个陷阱，商鞅是法家的代表，西秦是靠商鞅变法强盛起来的，但历代学者也多数认为，也正是由于秦国的法治太过于严酷，使民不堪命，乃有强秦二世而亡之事。
秦牧立国，强调自己继承的是始皇帝的法统，那么问题来了，你是不是也要继承先秦以法家治国的思想呢？
这个疑虑，上到满朝大臣，下到天下百姓，或许都早已隐藏于心，只不过谁也不敢乱说。
今日由黄道周这个不怕死的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这个问题再也没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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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第705章 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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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立国，强调自己继承的是始皇帝的法统。那么，你是不是也要继承法家治国的思想呢？
这其实是才黄道周要问的。
经筵上所有的人，无不屏气凝神等着秦牧的回答。
就连置身物外的柳如是，也不禁暗暗替秦牧捏了一把汗，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轻则可能让大臣们离心离德，重则有可能引发天下乱象。
秦牧端起茶，轻呷了一口，徐徐说道：“朕自幼苦读四书五经，对商鞅学说涉猎不深，正好今日贤达皆在，有谁可为朕讲解，何以商鞅之法能使秦凌驾于六国之上？”
秦牧这个回答有些微妙，乍听之时，让人放下心来。可听到最后，又立即让人心纠紧。
“陛下，商鞅之严刑酷法，实乃取亡之道，陛下不闻也罢。”黄道周很干脆地答道，“德教者，方为人君所应长任也，倡德政、行仁治，方为立国之本也！”
“黄编修所言甚是，朕当众善如流也！”秦牧态度谦虚，语出至诚，很让黄道周等人欣慰。
但最秦牧还是不忘问起最初的那个问题：“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可算德政仁治？黄学士可否为朕解惑？”
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足以令黄道周这些大儒撞墙的问题上。原先你们可没答朕，没办法，只能再问了。
华夏历史上，两个最为人称道的盛世，都是以道家无为而治获得，那么一味的独尊儒术，提倡德政仁治，岂不是说不过去？
当然。作为儒学大师，黄道周也绝对不会就这么被问倒；
他略作沉吟之后，长身一揖答道：“陛下，汉初文景之治，用黄老之术，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诚然不假；
然文景一味施行无为之治。不重君臣纲理伦常，不行仁德教化，终至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文景数十年治理之功，毁于一旦，此前车之鉴，陛下当慎以为诫也！”
黄道周这番话，让在场的大臣们频频点点，就是秦牧也表示了认可。
细想来，秦用法家。使秦之国力凌驾于六国之上，最终扫平了天下，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法家的严刑酷法也终至强大的秦国迅速灭亡。
汉初汲取了秦朝亡国的教训，反其道而行，施行无为之治，使国家迅速恢复生机。繁荣富强起来。
但文景一味强调无为而治，对于地方诸侯王纵容迁就，造成他们的势力恶性澎涨。最终引发声势浩大的七王之乱。
这些事让人汉朝统治者觉得，靠法家治国行不通，靠道家治国也行不通。
因此，汉朝的统治者才不得不引入儒家，以儒家尊王攘夷，强调君臣父子纲理伦常的思想来加强统治。
道家其实也有仁、德的思想，道家的儒家的区别实际上在于“无为”和“有为”这两个概念上。
倒底是“无为”好，还是“有为”好，即便是社会主流已推崇独尊儒术，但有关这个争论却从未休止过。
还有就是法家与儒家的争论，其实也一直没有停止。
统治者一味强调仁义道德，谴责先秦的严刑酷法是亡国之道，但在实际治国中，光靠儒家的仁义道德又行不通，必须依靠于法家的法制来治理。
从西汉之后，儒家的确一直处于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历朝的统治中，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是秦王朝时期的起指导作用的法家思想。
于是形成了“儒表法里”的思想形态，即讲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
儒家思想是用来骗老百姓的，宣传用的，法家才是起实际治理作用的。
法家的主导地位是在秦朝创立和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体制的初创时期，纠纠老秦也比较憨厚实在，还不大懂得用美丽的词藻掩盖的本质，让法治严酷的一面全部袒露在阳光下，让百姓看得心惊胆战。
经过一次次惨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