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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作西蒙·雷伊的美国记者在《改头换面》中的评述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上海的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判断：
迄今为止，这种开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长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迅速地取代在毛主义盛行年代煞费苦心培养出来的自信。
在上海的民间社会，在上海青年的亚文化圈子，人们并不在乎左派布尔什维克或西蒙·雷伊的理性判断，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时尚之路，继续在七十年代末表现各自的〃酷〃、〃IN〃和〃炫〃，虽说，这时候的时尚确实有些盲目，说到底，传递的只是某个西方影视明星对中国青年肾上腺的一次刺激而已。
刺激没有停止。
“独眼龙〃也出现在七十年代末，是日本人对上海的青春男女推动了这次时尚战事。
在上世纪中叶已经完成前工业革命的日本，这时已经从它温热的子宫中向全世界提供着它成熟的卵子：你看到了本田摩托、丰田轿车、三菱电梯、富士胶卷、JVC彩电种种种种了不起的玩艺儿。在上海，极小部分市民已经通过东芝冰箱而领略到了日本高科技的妙处，大部分市民被日本文化感动的则是它的收录机。
上海南京西路995弄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
这是1979年的5月时分。
桌子上摆放着一台三洋牌单喇叭收录机，那刻，它正放送着邓丽君小姐的歌曲《何日君再来》：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喝完了这杯，请点点小菜
人生难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潘继章先生显然完全地沉浸在邓小姐甜美的歌声中，对他来说，当他的耳朵告别了多年如一日的《阿瓦唱新歌》之类的旋律，当一个叫邓丽君的女生带着全新的感觉走入他的生活，那种旋律、声线、配器共生的美感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无法言说，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与桌子上这个状似“乌龟壳”的三洋单放机密切相关。他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二十多年之后，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购买三洋单放机、播放邓丽君歌曲的点点细节。
潘继章的感受并不孤立。那时，众多上海男女青年纷纷将看似〃乌龟壳〃的日产单喇叭收录机买回家，而更时尚、更前卫的男女则拎着两喇叭或四喇叭的日产收录机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在上海的人民公园、复兴公园、虹口公园中，你会看见那个时代“酷毙”了的家伙，在草地上打开着日产两喇叭或四喇叭收录机，随后忘乎所以地舞蹈着。与此同时，在上海许多公园相对隐秘的角落中，你还会发现不少上了年纪的城市男女，正拎着单喇叭、两喇叭收录机在进行英语对话，这种角落后来被敏感的媒体称之为“英语角”，而那些在“英语角”中勤奋出没的男女，有许多在更为开放的八十年代早中期纷纷远渡重洋，发誓再也不回这个他们从内心深处厌恶的城市，当然，二十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重返上海，并对上海的变化产生了种种的惊叹，这是另外一回事和另外一种情感。
1979年，伴随着三洋收录机播放的“靡靡之音”，人们还看见了一条条裸露的美腿，以及，1979年的地下时尚：超短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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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哈里斯老兄，邓丽君歌声中摇曳的超短裙（2）
在论及超短裙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还应该作一个回望，我们还应该回头一瞥遥远的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那时，有一条裤子吸引了我们的视线，是喇叭裤。如果你对上海时尚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条将裤管放大到遮住整双鞋子的裤子，是对六十年代前中期的小裤脚管时尚作了一次真正反动。小裤脚管突出的是裤管下面那双如同鬼怪式飞机造型的皮鞋，喇叭裤却试图遮蔽一切，试图表达一种放荡不羁的美感。
对上海来说，喇叭裤时尚并非源自西方，源自总是喜欢诱人堕落的资产阶级。某种意义上，被朗诺·斯里马达集团在1970年不幸推翻了的西哈努克亲王，他成为在中国大地上普及喇叭裤的第一功臣。因为，正是通过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各地巡游的系列记录片，中国人民、上海人民才质感地获得了喇叭裤的视觉冲击。
普及喇叭裤的另外一个人物是美国嬉皮士青年科恩。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之后，从名古屋来到中国的科恩穿着一条大大的喇叭裤掠夺着中国人民的眼球，面对中国智慧的政治家周恩来，科恩曾发出了这样的提问：你怎么看待西方社会的嬉皮士？
他其实想问的是：你怎么看待我脚下的这条喇叭裤？
一条让彼时红色中国惊恐不安的喇叭裤。
就这样，上海的青春男女在自己的家中将裤脚管一一放大，这中间又随着各人的时髦勇气的高底产生出“大喇叭裤”与“小喇叭裤”的两大派别，所谓“小喇叭裤”这一派，走的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时尚线路，他们要有70年代初期的时尚感觉，但又不希望这种感觉过于挑战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而“大喇叭裤”这一族则管不了这么多，他们将裤脚管放肆地扩张到盖住整将皮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让它成为了一个“扫把”，在上下失调的裤子比例中他们感到了时尚的快乐。
如果说上海的青春男女以喇叭裤作为七十年代早中期的时髦，那么，超短裙则作为上海女性的单一时髦而被他们广泛追逐。
超短裙时尚也可以追索到更久远的年代。
那时，城市正被革命浪潮所覆盖，人们正被红色的乌托邦理想所淹没，“文化革命”改变着普通男女的基本人性，还意想不到地使得上海的青春男女中的某些特殊分子的欲望得到彻底的释放。
“拉三”迂回曲折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中。这些过于勇敢地对待情感、对待生活的上海小女子，坊间时常流传着她们被一碗阳春面就干脆利落打倒的城市故事，这与今天她们的同道在“金色年代”、“金碧辉煌”的K房中的传奇已是天壤之别。但差不多是在三十年前，正是她们，所谓的“拉三”，穿着一条乱云飞渡的超短裙，天马行空于上海的马路上。
她们拒绝清一色的肥大军裤，那怕这种肥大军裤亦可以称为那个时期的时尚，她们用露出膝盖三寸甚至四寸的裙子，以超短裙下面的那条让革命者也会心猿意马的性感大腿，将一种别样色彩涂抹在一个恐怖的年份，使得人性之花开放在最贫瘠也是最恐怖的城市方寸间。
到了七十年后期，超短裙在上海大街上出现的频率早已不是当年可以比拟的了，而穿着超短裙的女子，也绝对不是“拉三”这个词语可以笼罩，在“阿巴拉姆”伤感的旋律中，在麦克·哈里斯墨镜的注视下，在邓丽君天籁一般的歌声里，渴望对新生活进行最初实践的上海小女子，怀着被人爱抚、被人触摸的激烈愿望，带着性的自由、性的奔放的激越想像，身穿超短裙御风而去。
又一个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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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坊躲藏起来的尖头皮鞋（1）
现在我们要回到遥远的1965年，一个在三年自然灾害的萧索生活终于过去之后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在民间社会渐成主流的年份。
先让我们来认识这条里弄。
它的物理位置处于上海市黄陂南路与复兴中路的交界处，1949年之前，这个地域为法国租界，这两条马路又因此分别叫作杜神父路与勒费德路。
这条里弄叫瑞华坊，建成于1923年，与它一街之隔的叫梅兰坊，它们由弟兄两人投资开发，或许出自同一个建筑设计师之手。
瑞华坊有南北两个出口，每个出口当年都有一扇大铁门，五十年代，由于毛泽东要求中国必须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而赶超英国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必须具备生产二千万吨钢铁的能力，于是，这两扇大铁门便在1958的某天经上海某炼钢厂的化铁炉“化为”时代所要求的钢水。
顺便说一下，当年管理这南北大铁门的分别叫作“麻皮”和“大块头”。夜晚时分，任何陌生人进来的时候，“麻皮”与“大块头”都会十分警觉地盘问：“侬去几号里？”
在风云激荡的六十年代中期，当“麻皮”的儿子也成为造反大军中的一员，他控制不住人性中最冲动的那些东西，“造反”之余，偷偷地将大米塞进里弄某个小姑娘的阴道，第二天再取出吃下，认为这样可以大补身体。最终，事发东窗，“麻皮”的儿子不幸锒铛入狱。
现在我们再回到瑞华坊。
走进这条里弄，你会看见高达三层的红色砖墙直插云天，由于由八条横弄结构而成，因此，空间深度造成的视觉效果，使任何一个进入这条里弄的男女都会产生一种微微的震颤。
建筑的样式是所有“老上海”都知道的石库门。不过，瑞华坊的石库门与第一代的石库门已不可同日而语，1923年的产物刚好介于前石库门建筑与新式里弄的过渡期。
里弄已经有了公共卫生，是俗话说的“小卫生”，也即有抽水马桶，但没有铸铁浴缸，抽水马桶是多户合用的。
现在，请你想像这是1965年的春夏之交，灿烂的阳光正照耀在瑞华坊的红砖墙上，也照耀在第一横弄间。这时，从32号悠闲自在地踱出一个青年，他的一身穿着是这样的：格子衬衫包裹着上身；裤子将臀部绷得紧紧，裤子的脚管只有四寸，寻常的脚根本无法进入，因此，狭窄的脚管处装了一根铮铮亮的拉链；脚上是一双火箭般刺向前去的尖头皮鞋；发型是1965年最流行的两种之一：大包头，包头上因为涂抹了许多凡士林而闪亮异常。
这一切无需想像，它们全都真实地发生在1965年的流金岁月中。
尤大宝，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人生境界云轻风淡。但四十年前，生活在瑞华坊中的他，风华正茂、风流倜傥，正处于人生最激情、最招摇的阶段，对一切时髦兴趣异常，渴望将自己处理成时尚的潮头人物。
1965年的流行与消费指标刚好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它们是：花格子衬衫、小裤脚管、尖头皮鞋以及大包头，即后来被猛烈批判、猛烈攻击的资产阶级的“三包一尖”，但在1965年，有了这身行头的男人，就是年度时髦男人。当然，其时，他也会被社会指认为是一个思想、行为、立场非常可疑的人，甚至，会被人误解成“脚骨抖抖、口哨吹吹”的流氓阿飞。
尤大宝并不在乎社会对他的看法，他向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尤大宝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的父亲是上海电热器件的专家，拥有一份相当不错的产业。当尤大宝降临人间伊始，便自然而然地拥有“小开”这个上海社会中的特殊身份。既是技术权威又是工商业主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走一条传统的线路，但尤大宝却说“不”。
早在小学期间，苏州文化背景的尤大宝就酷爱评弹，到即将中学毕业的时候，迷恋“张调”的他，在1923年的瑞华坊中意欲拜上一个师傅，拜师金都基本谈定：大洋300。
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尤大宝与父亲的矛盾却开始激化。思想还算宽容的父亲容许尤大宝喜欢评弹，但不容许他将评弹作为职业，信奉工业救国的父亲，对艺人身份总有着典型的传统心理：什么饭都可以吃，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