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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疑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很快就被吕西安的魅力和谦恭和蔼所折服。吕西安于是开始了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国之间和平条约，即有名的巴达霍斯条约的谈判。而拿破仑曾经指使西班牙通过入侵并占领葡萄牙以达到进攻英国海军和商船的目的。拿破仑对吕西安送回的已签字的条约文稿很不满意。而且对于对法国贫乏的战争赔偿也不高兴。在谈判过程中，卡洛斯四世贿赂了吕西安价值500万法郎的钻石和20幅名画，才得以签订这个对西班牙有利的条约，同时卡洛斯四世也不想和拿破仑为敌。
可是，拿破仑不仅不承认吕西安送回的条约而且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指责。这使吕西安十分气恼。如果他对西班牙国王的许诺不能兑现，那么国王所送的礼物必须全部归还。但是，波拿巴毕竟是波拿巴，特别是吕西安·波拿巴——他将所有珍宝藏进箱子里，秘密地装上了他的马车。然后，他收拾行李，带着他的孩子们在半夜不辞而别，逃离了西班牙。五百人团的前主席、前内政部长、现在又是前驻马德里大使的他，离开法国后一年，即1801年11月19日，又令拿破仑吃惊地回到了法国。这个暴发户、骗子、伪造者和盗贼又回来了。“吕西安完全缺乏判断力、缺乏任何道德意识，使他的野心和追求财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近于纯粹的抢劫。”历史学家路易·马德林评论道。至于与西班牙，最后终于与法国签订了第二个条约，该条约成功地将西班牙纳入了拿破仑的外交轨道。
1803年，当拿破仑通知赋闲在家的吕西安，他准备修改《共和8年宪法》以使自己能够成为“终身”第一执政时，新的问题发生了——不用说，这遭到了吕西安强烈的反对。事实上，拿破仑给吕西安封了个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参议员之职以示对他的安抚。但吕西安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力和虚弱深感难堪，他宣称：“我要得到真正的政治自由，所有的独裁政治都令我感到压抑。”但是，他当然没有希望改变他的处境。
吕西安和拿破仑之间关系最后摊牌是在1804年春，即拿破仑准备脱去第一执政的蓝色制服换上皇帝的紫袍并绕过了吕西安的继承权问题之时。最后决裂的借口是吕西安选择的第二个妻子亚历山德鲁·儒贝东，一个在巴黎早年声名狼藉如约瑟芬的绝代美女。她原来的丈夫西波莱特·儒贝东因在银行犯罪逃亡到西印度群岛，从此没有消息。她先是勾引了一些“艺术家”后来又成了年轻的亚历山大·德·拉波德公爵的情妇并遗弃自己的孩子而成为市井谈资。
第十四章 三人执政（7）
拿破仑无法容忍这件事，特别是当吕西安将这个女人带到普莱西夏蒙别墅金屋藏娇之后。1803年5月，吕西安和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叫朱莉·洛朗·吕西安；接着，两人便匆匆地在乡间举行了婚礼。当这个消息传到拿破仑耳朵里时，他对约瑟芬大声咆哮道：“背叛！这简直就是背叛！”
1804年4月4日，吕西安及其妻子被终身放逐到意大利。这对于拿破仑事先设想的他的家庭成员在征服欧洲的计划中的作用是个打击。不过，他还有其他3个兄弟，只是这3个兄弟还会闹下更加惊天动地的事情——天才的负担从来都不是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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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外交部长（1）
多年来，在拿破仑的部长中，他觉得最意气相投、值得尊敬的贵族就是塔列朗。事实上，除了偶尔要研究诸如司法和教育改革、财政和商务上的问题或宗教事务等重要的事情之外，拿破仑和他的外交部长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其他政府内务部门的部长要多得多。当然，至于战争则另当别论；他为此召开过无数次的会议，但那只是讨论具体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而不是长期的国策。
拿破仑对外交事务的兴趣从来都不是临时或短暂的。外交是他执政的核心，外交事务研究的结果，通常是相应的军事行动。拿破仑总是盘算着对英国、西班牙、俄国、普鲁士或奥地利等国采取行动，包括外交行动、商业行动和军事行动。他不停地在考虑着向东欧、中东、远东、西印度甚至北非扩张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对付哪个国家，或是进行哪一场战役，拿破仑都要和他的外交部长协商。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德的个人历史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
他于1754年出生在巴黎，作为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家族后代，塔列朗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有希望成为法国社会的上层人物。但由于塔列朗的脚有天生的残疾，他的前途受到了限制，无法胜任诸如从军之类需要强健体魄的事业。于是他的没有多少钱和土地的父亲夏尔·达尼埃尔·塔列朗…佩里戈德公爵和母亲公爵夫人艾莱奥诺考虑到孩子的生理缺陷和天生的气质。给他安排了牧师的工作。
塔列朗的青年时代身体柔弱，带有女性气质。每天早上他要和他的贴身男仆一起花上整整一个小时对着镜子细心梳理和打扮。他在散发着幽雅香水芬芳的房间里比在充满烟草气味的台球房里要轻松自如得多。由于任性和恶习的长期浸染，他纤细的身材和细致优雅的面孔最后在镜子中变成了一个矮胖而难看的形状。
由于塔列朗在巴黎的生活经历，可以设想他在从事牧师的工作中肯定会有许多困难。1775年，他20多岁时就当上了副主祭，曾经帮助主持路易十六的加冕礼；4年后，任职神父，成为享有声望的主教教区的教堂执事。当他还是个神学院学生时就开始的性来往，继续加速发展。1785年，当塔列朗成为牧师会的秘书时，他的私生子夏尔·德·弗拉华特出生。
34岁时，他被提升为奥顿的主教。1789年，塔列朗就作为牧师的代表被选入新成立的国民会议，一年后，成为牧师代表的主席。1791年，他辞退了主教职务，虽然他曾经宣誓作为第一个“宪法主教”，他只效忠法兰西共和国而不效忠教皇。
1792年，38岁时，他出发到伦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外交使命。他作为一名贵族革命者，在英国被当成背叛者而受到规避。当他不在法国期间，国民会议开始转而反对一切贵族，签发了对在英国首都执行外交使命的塔列朗的逮捕令。次年，他被作为逃亡犯遭到革命政府在英伦三岛和法国的通缉——身无分文的逃亡者只能在40岁时亡命美国。
前途渺茫，生命处于低谷，但塔列朗不是一个轻易绝望的人。1795年12月，当国民会议最后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后，他于次年的9月回到了法国。1797年12月，督政府任命他为外交部长，正是在此时，他第一次认识了年轻的拿破仑将军。
塔列朗对这位个子矮小的科西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外交部长，他在理论上支持了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和其后的雾月政变。1799年7月，他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后，于11月又被拿破仑重新任命为外交部长。塔列朗在45岁时终于找到了他真实的位置。
在后来的岁月里，在王政复辟时期，塔列朗因为早年支持拿破仑而遭到批评，但他不是个懦夫，他赞扬拿破仑的“崇高使命”。“我喜欢拿破仑，”他坚持道，“虽然他有错误，但我仍然喜爱他这个人。最初，我之所以喜爱他是因为在他身上散发着天才的气息。他为这个国家挣得了无可争议的利益，为此，我对他深深感激。我何必害怕说明这一点呢？”这是傲慢、自负、冷漠超然、愤世嫉俗的塔列朗第一次对一个人赞扬到如此程度。虽然他后来成为国民公会的成员后，为人狡诈阴险（处死当甘公爵就是他策划的），但在维护拿破仑的问题上他是忠贞不渝的。塔列朗和拿破仑都是天才，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原则也十分相近。他们都尊重学者，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塔列朗在法国建立了极好的私人图书馆，仅次于国家藏书馆（Biblitheque Nationale）。当然，在埃及远征的问题上，塔列朗没有对拿破仑信守诺言（也许他一开始就没有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意思），但拿破仑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拿破仑意识到塔列朗不仅是个非同寻常的天才人物，而且具有实干的能力。在拿破仑一生的事业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他最赞赏的就是塔列朗。他需要这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辅助他建立新政府。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他是两者中的智者，因而可以像他左右别人一样左右塔列朗；所以，他任命塔列朗为他的外交部长。他们两个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看来两个人能够很好地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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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外交部长（2）
塔列朗是个绅士，在拿破仑的眼里，塔列朗代表着老贵族的优越和才华。同时，他看到塔列朗和他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能为了达到一时的目标，敢于随时采取行动，无论有多么无情、残忍和暴虐也在所不惜，完全不会感到一丝不安，而且能够做得无与伦比的内行甚至优雅和精细。在另一方面，他们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拿破仑的人格中具有塔列朗所缺乏的一些重要素质。说到底，拿破仑是佛罗伦萨人，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崇尚武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影响，从而造就了他的帝王性格。这就是拿破仑和塔列朗的不同之处，包括他们在这方面的价值观以及对军事掠夺和征服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同的。说到底，塔列朗虽然希望达到他恢复家族财富和地位的个人目标，但他也追求法国能够国富民强。拿破仑却不然，他首先追求的是财富、权力和个人的最高地位以及他家族的地位。法兰西，他所选择的祖国，这个在他幼年求学时期曾深恶痛绝的征服者对他来说始终是次要的。拿破仑自我第一的个人成就仅在表面上反映了国家的胜利、国家的目标、国家的制度和国家的光荣。
虽然他们两人的目标有很大差异，但两个人都需要对方的帮助以便达到自己的目标。现在，第一执政需要塔列朗在他的政府内阁中辅助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他的身边，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像这位外交部长那样具有超乎寻常能力的人能和他紧密合作、达成默契。至于塔列朗，他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限操纵拿破仑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们就像受过严格训练的驾驭同一辆马车的两匹马。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一条道路可供他们选择；但是，前方有一个不可预见的岔路，到时候，一匹马会朝右跑，而另一匹马会朝左跑。如果不能及时将马具分开，就意味着有一方将遭到灾难或是两者同归于尽。
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国外，塔列朗都是个很不好对付的人。但拿破仑为何如此依靠他？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塔列朗漫长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改变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外在的古雅和智慧的魅力。他脸上始终挂着的“傲慢的表情”，使和他打交道的人——包括女士，特别是在他社交圈内少有的纯洁的女士——感到不安。由于他跛行的右足，他看上去有时“就像是个半人半蛇的怪物”，他的一个同时代人曾经这样描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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