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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趣的是，在对康德哲学有较深入研读的同时，萨特对另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却不怎么感兴趣，据他自己说，在大学期间几乎没有看过黑格尔的东西，只是有时听听关于黑格尔的课而已。他真正开始读黑格尔，是在大约20年以后。
当时马克思的学说在巴黎高师也有不小影响，学生中有些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尼赞就是其中的一个。萨特自己也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读后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跟其它社会主义学说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是众多教条当中的一种。晚年他回顾这一情况说，年轻时他自以为理解了马克思的东西。但那只是理解了它的词语和观念，并不理解它可以运用到今天的世界中。所以当时这个学说对他没有任何触动。而30年后，他重读了马克思，在《方法问题》一文中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对马克思的学说，他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年轻时代的看法。
当时尼采的思想在青年学生中也很受欢迎。萨特读了夏尔•；安德烈的六卷本《尼采传》，，还读了尼采的一些原著。不过其目的是写一部以尼采等人为原型的小说，对于尼采哲学本身，萨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还有一个对法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的人物，就是弗洛伊德。萨特在上大学前，在中学哲学班，就知道弗洛伊德这个人，读了他的几本书。在大学的第一年读了他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在毕业前还读过《释梦》。但总的来说，弗洛伊德那套无意识理论不太对萨特的路子，特别是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维方式相差太远，使得他很难接受。
大约在写《方法问题》重新评价马克思的同时，萨特也对弗洛伊德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作他构筑人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工具。他认为，精神分析学不全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它里面包含着他十分赞许的实在论思想。此后萨特还写过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那是在1959年。为此他又重新阅读了弗洛伊德所有著作以及大量的传记资料。
除了上面所说的哲学名家之外，萨特还读了一些科学哲学和认识论方面的书，这是因为巴黎高师十分重视科学，而为了将来毕业后的哲学教学，他也得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但总的来说，萨特对它们没有什么兴趣。
大学期间，萨特读得更多更广的仍然是文学书籍。他继续阅读那些当代作家的东西，普鲁斯特、保尔•；莫朗、康拉德、超现实主义者、……同时重新阅读那些古典名家的作品。他最喜欢的作家仍然是司汤达。他也读了福楼拜的作品。早在五、六岁时，在外祖父的书房里，他就翻阅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然看不懂。现在重读，懂倒是懂了，可他并不喜欢。在他看来，福楼拜似乎具有一种虐待狂和受虐狂倾向，存心让自己难受也让读者难受。但另一方面，福楼拜对于想象的运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小说人物之中，他说：“我就是爱玛！”这一点让萨特叹服不已。他很想搞明白福楼拜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在后半生，萨特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探究这一点。
实际上萨特在大学期间，读的书既多又杂，不仅仅限于哲学和文学。他读的书有的很专门，一般人通常都不读的，甚至连书名和作者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例如鲍尔─洛门和内波米塞娜•；莱默西尔的东西。上课时老师提到某个人、某本书，他就去找这个人的书来读。他的博闻强记和涉猎面之广，在巴黎高师恐怕没有什么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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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阅读相联系的仍然是写作。萨特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写作活动同他的恋爱有着密切关系。在第一次见到卡米耶不久，他就酝酿着写一部小说，定名为《失败》，是奉献给自己的“未婚妻”的。这部小说以尼采作为主人公的原型，而小说情节是围绕着尼采、他的好朋友瓦格纳和瓦格纳的妻子科西玛之间的三角关系展开的。
从史料上看，这三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三角关系。有一段时间尼采同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关系非常好，成了瓦格纳家的常客；这夫妇二人把他当成自家人。后来，由于思想上的分歧，尼采同瓦格纳的关系渐渐冷淡，最后完全断绝交往。尼采在后期还写过激烈抨击瓦格纳的文章。在开始精神失常的那一两年，尼采在文章和信件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一种对科西玛的爱恋。但从科西玛这方面看，没有任何材料说明她也钟情于他。因此还不能说他们三人之间有一种完整而明显的三角关系。
萨特写这部小说，并不是为了重现当时的历史，而是为了借历史人物来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写自己同卡米耶的爱情。他说，他就是弗雷德里希•；尼采，而卡米耶就是科西玛。在写这部小说时，萨特是十分投入的。当他去图卢兹见卡米耶时，还在不停地构思着自己的作品。例如，由于卡米耶的态度，他对自己与她的关系有些把握不定，这时他就想：“这一章应该这样结尾：科西玛对尼采说，‘你以强力获得了我，你是狂野而虚弱的，你既成功了，又是一个失败者！’”这时他几乎无法判别，到底是科西玛对尼采这样说，还是卡米耶在对他这样说。
小说之所以定名为《失败》，是因为小说主人公弗雷德里希（尼采）在每一次悲剧性结局之后，都要写一本生前不会出版的书；他至死都没有得到世人承认，但他死后却获得辉煌的声誉。这里实际上是萨特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他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能够发现人们看不到的世界真理。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不会理解他，他将孤独地死去。而在后世，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的价值，他以自己的思想之光照亮全城。这样，一个失败者就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后世的思想，萨特保留了很长时间，直到“二战”以后，他在现世已经声名卓著，人们早已承认了他，这种观念才逐渐被消除。
大约在1927年，《失败》已基本完成。尼赞将它送到伽利玛出版社，但被拒绝出版。这部小说最后没有完成，也没有发表。从出版的角度，这部小说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失败”。但对萨特来说，它比以前写的东西更为重要。萨特晚年评价说，这是他的第一部可以表达自己独特感受方式和世界观的小说，是从游侠小说向现实小说的一个重要转变。
大学期间，萨特创作的小说，除了《失败》之外，还有一篇名为《阿美利亚人埃尔》。这是根据柏拉图在《共和国》结尾讲述的一个故事改写的。故事的情节是：阿美利斯的儿子埃尔因搏斗致死；死后10天，他的肉体仍然没有腐坏，如活人一样完好无损；到第十二天，他复活了。他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看到死人的灵魂在遭受报应，行善的人灵魂升天堂，作恶的下地狱。最后埃尔和他的姊妹升了天堂。这个故事中还有同泰坦人进行大规模战斗的场面。
埃尔是一个年轻的英雄。萨特借埃尔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法和感受。当时萨特的这些思想还不是那么具体，但已经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并不是照搬别人的东西。这篇小说也没有发表。但他对古希腊神话题材的钟爱却保留下来了：20年后，在萨特的戏剧《苍蝇》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年轻王子和他的姐姐的故事。
除了小说，在巴黎高师，萨特开始写戏剧。这是童年爱好的继续。小时侯在巴黎，他用套在手上的木偶演戏来吸引那些可爱的小姑娘们。在拉罗舍尔，他常去剧院，并开始写一些模仿性的滑稽剧和小歌剧。萨特晚年还记得其中一个名为“奥拉图•；科克勒斯”的小歌剧，有两句台词是“我是米修斯•；思克沃拉，我站在这儿；我是米修斯，米修斯。”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哲学与文学（2）
巴黎高师每年都有一个戏剧演出活动，是在学年结束时为全校师生和家长表演，多为幽默滑稽的讽刺喜剧。这重新燃起萨特早年的戏剧爱好，他积极为这个演出提供剧本。他写的第一个独幕剧是“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说的是一个人死后在街上看到自己的葬礼。这里包含着一种体验生死界限的意味，有着黑色幽默的成分。也许是觉得它并不怎么滑稽可乐，节目的审查者没有采用这个戏剧。后来萨特又写了一个独幕剧，是关于学校本身的事情，大概比较滑稽可笑，得到演出。萨特本人不仅是编剧，还是演员，他在剧中扮演巴黎高师的校长朗松。
除了这些滑稽剧，萨特还写了一个关于古希腊神话的戏剧“埃皮梅泰”，故事情节是：众神来到一个希腊村庄，要惩罚村里的人，村里有诗人、讲故事的人和艺术家。最后普罗米修斯赶走了众神，但他自己也遭到可悲的下场。这个戏剧带有悲剧色彩。按照萨特自己后来评价说，这些小戏剧写得都不怎么好，显得很幼稚，特别是在表达形式上很差劲。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萨特戏剧的发展方向。例如他第一部成功的戏剧《苍蝇》，也是取材于希腊神话，也带有悲剧色彩。
在读文科预备班期间，萨特选择哲学作为大学学习的专业，但他那时并没有打算将哲学作为写作对象。他准备报考哲学和学习哲学，是为了给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一个必要的工具，而对于哲学本身，他并不希望有什么建树，所以在这一期间，他没有写任何哲学方面的作品。
上大学后，由于学习上的要求，萨特不得不一改初衷，开始写那种专门的哲学论文。最起码的，他得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他选择的题目是想象。这一主题是属于哲学范畴的，他写的也是纯粹哲学性质的文章。他选择这一主题的一个原因是，很早以前他就有了关于形象的思想，他想把它弄清楚。关于想象的论文就是从哲学角度来探讨他自小就有的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同他的文学志向也是紧密相关的。文学创作就是进行想象的活动；对于想象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他的创作。到了晚年，他在关于福楼拜的研究中又重新回到这一主题。福楼拜对于想象的特殊才能是促使萨特花一、二十年工夫为他作传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在我关于福楼拜的书中，我研究着想象中的人们──像福楼拜一样通过角色而活动的人们。这些人就像气体从有漏洞的容器中泄出一样，散发到想象中去了。福楼拜常常是这样的。而他也看到现实，因为他恨这个现实，这样就有一个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试图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来研究这个问题。”（《思想纪游》）
萨特选择这一主题还在于，在他看来，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心理学。而想象是心理学探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他不再这样认为，摆脱了这种观念，但当时他无疑是这样想的。而指导萨特做毕业论文的教授是搞心理学的。这个教授有点名气，而萨特同他的关系也不错，但他对于萨特完成毕业论文